如果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结果是使自己什么也不会创造，那他的一生永远是模仿和抄袭。
——托尔斯泰
（一）
1901年夏天，托尔斯泰经常生病，身体日渐衰弱。6月末，他又患上了恶性疟疾，发烧不止，心律不齐，几乎不能说话，病情一度非常危急。
托尔斯泰患病的消息让沙俄当局暗自窃喜，他们认为他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于是匆忙通令各地行政长官和警察局长，“严禁在托尔斯泰去世时出现任何示威性演说、活动和游行”。
可这次，他们又失算了。10多天后，托尔斯泰的病情逐渐有了好转。
根据医生的建议，托尔斯泰于9月初动身前往南方克里米亚疗养。一路上，托尔斯泰都受到了群众自发组织的欢迎，“人群就像海潮一样汹涌着，向托尔斯泰乘坐的列车挤过来，并纷纷摘下帽子，呼喊着‘托尔斯泰万岁！’等口号”。托尔斯泰流着泪，站在窗口，向群众频频挥手致意。
在克里米亚，托尔斯泰的生活很有规律，但病情却出现了几次反复。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02年初，他得了卡他性肺炎。
但即便在患病期间，托尔斯泰仍然十分关注国内的社会生活。他从报纸上获悉工人群众的各种罢工情况，特别让他注目的是顿河罗斯托夫工人的大罢工。1902年5月，在这件事的影响下，托尔斯泰开始撰写《致工人群众》一文。他写作热情高涨，从克里米亚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后不久，这篇文章就脱稿了。
1904年4月初，在基什尼奥夫等地发生了迫害甚至杀戮犹太人的暴行，托尔斯泰闻知后十分气愤。他在回复犹太作家肖罗姆·阿莱汉姆的信中表示，愿意为资助那些受迫害的犹太人而编写的文集写点东西。8月20日，托尔斯泰为此创作了短篇小说《舞会之后》。
《舞会之后》是托尔斯泰晚年时期的一部炉火纯青之作。在这篇小说中，他将自己的全部愤怒和蔑视都集中在那些油头粉面、修饰入时、老奸巨猾的军事指挥官身上。
这一年，托尔斯泰还完成了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这也是托尔斯泰在最后10年所写的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从1896年夏天就开始写，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直到1904年才基本完成。
尽管这部作品是托尔斯泰写于垂暮之年，但小说中的各种事件描绘得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和绝妙的诗意。然而，托尔斯泰却仍觉得不够满意，并一直将这部小说都当成他未完成的作品，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对其进行修改。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天，他也从未中断过对这部小说的写作。
《哈泽·穆拉特》虽然篇幅不大，但内容十分丰富，对生活体会深刻，人物形象也栩栩如生，结构匀称而和谐，是一部相当完美的作品。高尔基在评价这部小说时说：
“难道还能把《哈泽·穆拉特》写得比现在更好吗？我们觉得——不可能；但托尔斯泰却觉得——可能。”
1912年，在托尔斯泰逝世后，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经过书刊检查机关的大量删节后首次发表。直到1918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小说的全文才得以问世。
（二）
在1904年时，托尔斯泰又失去了两位亲人。这年的3月，与他有半个世纪亲密交往的亚历山德拉去世了，这让托尔斯泰很难过。托尔斯泰晚年在重读与亚历山德拉的通信集时，曾这样说过：
“当我回顾自己拿漫长、阴暗的生活时，对亚历山德拉的回忆就是一线明亮的光。”
8月底，他的二哥谢尔盖也去世了。谢尔盖在病重期间，托尔斯泰经常去看望他。在他弥留之际，托尔斯泰也一直守候在他的身边。
这一年，为争夺朝鲜和中国的东北，俄国与日本之间爆发了战争，托尔斯泰为人民将在这场战争中遭受的新的灾难深感不安。他在答美国费城《北美日报》关于支持何方的电讯时说：
“我既不支持俄国，也不支持日本，而是支持两国的劳动人民。这些人民为政府所蒙骗，背离自己的幸福、良心和宗教信仰，被迫去战场上作战。”
1905年5月，俄国舰队在对马海战中全军覆没。消息传来，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痛苦感受：
“可怕！真可怕！今天和昨天，我都为那些不幸者哭泣。”
他还撰写了一篇名为《清醒清醒吧！》的文章，在其中无所畏惧地写道：
总有一天，受蒙骗的人们会清醒过来，并且说：你们这些残忍和肆无忌惮的沙皇、日本天皇、大臣、主教、神父、将军、总编、奸商，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在枪林弹雨中行走吧。我们不愿意也不去赴死。给我们安宁，让我们耕地、播种、建设……
继这场战争之后，俄国内部也爆发了革命，工人阶级和农民纷纷起来同自己世世代代的敌人——资本家和地主作斗争，城市里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罢工，农村里焚烧了地主的庄园。
对于这场革命，托尔斯泰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欢迎革命，希望能消灭剥削者的暴力，但他又反对用暴力推翻资本家和地主，反对用暴力消灭私有制。托尔斯泰向统治阶级呼吁，号召他们自愿放弃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财富，将它们分给劳苦的人民，不去迫害进行反政府行动的人们。
他认为，武装起义和政治斗争不能使人民摆脱沙皇的压迫。只有不参加这种斗争和远离政治，才能从沙皇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全国人民只要不服从、不遵从政府的法律，即消极地反抗，就可以消灭沙皇及其政府的统治。
然而，托尔斯泰又欢迎革命。他说：
“事件的进展异常迅速而又有规律。对目前发生的情况不满意，就像对秋天和冬天不满意一样，而又不考虑春天正是经过秋天和冬天才降临的。”
列宁更是称托尔斯泰为俄国1905年革命的一面镜子。他说：
“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来时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来说，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的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三）
在亚斯纳亚·波良纳，托尔斯泰与妻子索尼娅之间因农民私砍树木而坐牢一事发生的冲突不止一次。1906年夏天，托尔斯泰与索尼娅的关系再次变得紧张，事情的起因仍然农民私砍树木，结果被管家当场逮住。索尼娅知道后非常生气，遂向法院高发，农民被判入狱。
这再次令托尔斯泰感到痛苦，离家出走的问题也再次提到他的面前。他觉得自己没有再在亚斯纳亚·波良纳住下去的道义上的权力了，因为妻子的行径，正是在他的名义下做出来的。
在5月22日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写道：
“近来，真理对人不起作用这一点有时令我隐隐地感到绝望。特别是在家里，今天所有的儿子都在，我特别难过。使我感到难过的是，这表面上的亲近和精神上的极端疏远太不自然。有时，例如今天，我很想逃跑，失踪。”
然而，托尔斯泰又痛苦地意识到，不论他逃到哪里，几天后，索尼娅准会带着仆人和医生，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一切全都照旧”。
在家中，只有次女玛莎与托尔斯泰在精神和气质方面最为接近，对他的帮助也最大。托尔斯泰经常在书信和日记中提到，“玛莎是我在家中最大的安慰”，“只有在面对玛莎时，我才感到心情舒畅”，“她是我的亲人中让我最感到亲近的”，等等。
然而1906年的深秋季节，玛莎病倒了，医生诊断她患上了肺炎。她不停地咳嗽，高烧不止。几天下来，玛莎被折磨得已经让人认不出来了。
看着爱女正在走向死亡，托尔斯泰自己对死亡的理解似乎更深了一层。他在日记中写道：
虽然她是我的亲人中我最亲近的朋友，但是，从我一己的观点看来，她的死并不可怕，也不可惜，因为在她死后我也不会活多久了，我只是单纯地、不假思索地可怜她，为她感到痛苦。很可能，由于她年轻，她还想活下去，我可怜她和亲人们所受的痛苦。用医疗的方法企图延长她的生命的这一切枉费心机的努力，我觉得实在是可怜的、令人不愉快的。
近来，对我来说，死亡变得越来越接近了，不可怕了，自然而然的了。死亡是必须的，跟生命并不敌对，而是跟生命紧密相连，是生命的继续，因此，跟死亡斗争只是动物的本能，而绝不是理智的行动。
1906年11月，年仅36岁的玛莎离开了人世。在临死前，玛莎很安详，神志也完全清醒。玛莎去世后，托尔斯泰深感孤独。在玛莎生命的最后几年，她一直都在给农民的孩子上课。为了不让女儿为农民孩子办学的工作中断，年近八旬的托尔斯泰在1907年再次为办学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给学习班上的孩子们讲故事和传奇，谈人生和义务。1908年，根据在学习班上所讲授的内容，托尔斯泰还编写了《耶稣的教导》这本书。
1905年革命给镇压后，沙皇政府继续采取高压政策，俄国进入一个残酷和黑暗的历史时期，大批革命者和反抗压迫、争取生存权利的农民被处以绞刑。眼看报纸上这方面的报道一天天多起来，托尔斯泰感到很痛苦。他既同情那些被处决者，也可怜那些处决者。在此期间，托尔斯泰先后写下了《致政府革命家和民众》、《论俄国革命的意义》、《究竟怎么办》、《不许杀任何人》等一系列文章，在反复阐述自己见解的同时，猛烈地抨击当局镇压人民的暴行。
1908年5月7日，一个名叫莫洛奇尼克夫的青年因传播托尔斯泰的文章而被判了刑。托尔斯泰获悉后，感到“很烦恼”。他说：
“我80岁了，听到这个判决的消息，依然怒火中烧，何况是其他的年轻人呢！他们又怎能不当革命者？”
几天后的早晨，托尔斯泰有从报纸上读到这样一则消息：
“今天，在赫尔松的斯特列利比茨基野地，20名农民因抢劫伊丽莎白格勒县的地主庄园而被处以绞刑。”
这消息立刻让托尔斯泰激动得不能自控。他大声说：
“不，这不行！不能这样生活！……不能！不能！每天都有这么多的死刑判决，这么多的处决，今天5个，明天7个，今天20个庄稼人被绞死，20个人死亡……”
悲愤令托尔斯泰说不下去了，他动笔写了起来，几天后便又完成了一篇长篇政论性文章——《我不能沉默》。
在这篇文章中，托尔斯泰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最高当局：
你们大家，从法庭书记到首席大臣和沙皇，每天发生暴行的间接参与者，你们仿佛不感到自己有罪，也不觉得可耻，而参与制造恐怖应当让你们感到可耻。不错，你们也害怕人民，像那些刽子手一样，你们对罪行的责任越大，就越害怕得厉害：检察官比书记怕得厉害，法庭庭长比检察官怕得厉害，省长比庭长怕得厉害，总理大臣怕得更厉害，而沙皇比任何人都怕得厉害！
在揭露这些人的恶行之后，托尔斯泰还表达了自己不惜上绞刑架的决心。当局自然会严厉查禁这类文章，但它却通过地下印刷所迅速传遍了整个俄国，欧洲各国的报刊也普遍刊登了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