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全案档》所载和珅在京家资数目与正式档案所载数目不合。《全案档》引述嘉庆帝上谕说：“和珅家产一百零六号中二十五号，即折算成银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所藏金银、玉石、古玩等物，约值万万两之多。”可是这两条上谕不见于正式档案和正史。笔者认为和珅的家资，除难以估价的稀世珍宝、文物古玩外，其他财产是不会达到上亿两白银的。这从嘉庆帝的一道上谕中就可以得到证实。上谕中说：“从来人言，多以外任为可羡，得资丰衣足食，以京官为清苦，不免生计艰难。殊不知外任官员，如果洁清自矢，亦岂能积有余资？而身任京员者，傥营私法，任意贪婪，如和珅、福长安，何曾一日外任，而封殖自肥，家资累至数十百万，胜似外任百倍，可见居官苦乐，不在京外之分，而在贪廉之别也。”这里嘉庆帝只说和珅“家资累至数十百万，胜似外任百倍”，看来他是有根据的，如果和珅果真有几亿两白银，皇帝是绝不会替他隐瞒的。
再有，清末以来，一些学者就曾对“和珅家产抄家清单”之类的东西表示怀疑。如薛福成、邓之诚等人，在他们的着述中都认为这些数字不可靠。薛福成认为：“世俗私相传抄之本。乃其实数耶？抑或当时共谂和珅之富，遂于查抄清单之下，浮写其估价之数日久延，遂莫能辨真伪耶。总之，此单传抄以旧，余所见数本大致相同，断非凭空捏造，而与《东华续录》又似不无抵牾之处。盖私家记载颇资耳食，难尽为凭，官书又外间不能多见。事隔九十余年见闻已歧异若此，兹特兼志于此，以待搜考，并质世之博物洽闻耳。”邓之诚也说：“是时军饷告竭，欲得其家产以瞻军耳。世传《查抄和珅家产清单》，出于当时民间小抄，实不足据。”这说明民间传抄的“查抄和珅家产清单”是很值得怀疑的。
还有，和珅及其家人所经营当铺的本银数量与一般当铺本银数量不符。《全案档》记载，和珅有“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十万”。但原始档案却记载为：“查出和珅借出本银开当铺十二座及家人刘全、刘印、刘陔、胡六自开、伙开当铺共八座。”“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除当铺数量不相符外，《全案档》所列每座当铺的本银多者高达三四十万两，少者也在一二十万两左右，这是颇值得怀疑的。从现存的内务府档案中看，清代在乾嘉时代，北京地区当铺的本银一般是达不到此数的。当时开一座当铺，大致有二三万两白银作为本银也就足够用了。如果一座当铺的本银和架上货物的价银加在一起，能够达到五六万两，那在当时已是一座很大的当铺了。无论如何一座当铺本银也不会达到三四十万两之多。如和珅入官的恒升当，原来为13．6万两吊，按当时的银价折算，合价本银57800两，这在当时已是一座很大规模的当铺。又如，福长安所开三座当铺的本银多在白银几千两，最多也不超过二三万两。例如，他开的广泰号当铺，本银也就是在7000两左右。由此可见，一座当铺本银如果达到五六万两就已经是相当大了，如果一座当铺成本过多，就有碍于生意运营了；既不利于经营(即积压资金)，也会造成浪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当铺主人就要想办法分号经营了。
再则，和珅所拥有的土地数目与《全案档》所载的数目不合。《全案档》记载和珅有土地8000顷，但是档案中却记载为：“取租地计一千二百六十六顷零。”此数字虽然只是和珅在京畿与热河地区的田产，但这些地区是和珅家田产最多、最集中的地区。虽然可能在其他地区或隐匿未查出来土地还有一些，如，他家在盛京义州(今辽宁省义县)地区，就有许五德私自馈送给他的官地20顷；其次在直隶易县、静海地区也还有一些零星地亩，但这些地区的土地数目不是很大，加起来绝不会有六七千顷之多。由此可知，《全案档》所载和珅拥有土地数量也是夸大其词的。
总之，《全案档》的漏洞百出，舛误颇多，是不足为信的。当然，档案或其他官书中的数字也未必可靠。其中有些数字很可能被缩小了，或者他家的部分财产为本家所隐匿，或为经办人员侵吞，或因其家产分散、零星因此未能查出来。但是不管怎样，档案中公布的数字应是和珅家产的绝大部分。除他家宅第、花园与大量稀世珍宝、书画，以及文物古玩外，其他财产加在一起是很难达到上亿两白银的。
(8)《全案档》在行文中也存在着许多明显的讹错，与事实不符。例如，把和琳革去公爵，撤出太庙、拆毁专祠，其子丰绅伊绵割去公爵、斥退侍卫等事都张冠李戴地安在了和珅及其儿子丰绅殷德头上。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得出结论：《全案档》至今仍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但是它并不是一份正式档案。可以肯定它的文字不是原办案机构整理编纂的，而是后人汇集草成的。有种种迹象可以说明，《全案档》最早的材料来源是由宫内太监或好事者从邸报、小抄，以及人们传闻口碑中转抄、记录下来的。其中有真有假，特别是许多数字是经过渲染、夸大的。后来又在市井流传添枝加叶，添油加醋，尤其是对和珅的家产进行了无限膨胀、夸大，至道光年间后才汇集成册，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的。
长期以来，《全案档》在清宫内外流传，加上人们又轻易看不到原始档案材料，因此便以讹传讹，着力渲染，很少有人去认真核实、考察、比对与订正，致使鱼目混珠，真假难辨。甚至有不少人以类似这样虚假的材料来说明历史问题。
由于《全案档》与原始档案、官书等相差甚远，而与野史、笔记极为相近，故可以推知它们是同出一源。这样通过证实可知《全案档》是不翔实、不可靠，亦司以证实《查抄和珅家产清单》、《庸盒笔记》等一类有关和珅家产的记载也是不真实、不可靠的。这些记载只能供人们研究和珅问题时参考而已，而不能以此为依据。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和珅的家产肯定不像传闻所说有8亿两白银。这个数目之大，简直难以令人相信。因为和珅出身于满洲中上等的武官之家，并不是祖传的殷实巨富，所以家里没什么雄厚的积蓄；且他为官20余年，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军机大臣、大学士与一等公。即使20多年来一直做上述高官，那他每年的薪俸也只有白银2000两左右；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嘉庆四年(1799年)的23年左右的时间，累计俸银也不过4万-5万两之数，除去他一家人的开销，所余不会太多。加上他招权纳贿、贪污中饱的各种财源，肯定会有不少积蓄，按常理来看，无论如何一个人每年收入也不会等于全国每年财政一半以上。因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只发展到那个水平，封建国家从广大人民身上所榨取的剩余劳动，不可能再增加50％或更多。况且当时清皇朝举国上下贪污成风，如果各级官员都依照和珅敛财这个比例进行敛财的话，那广大劳动人民将无法维持再生产了，社会必将立刻崩溃。可是乾嘉之际的清皇朝还没有危急到那种程度，当时只是由盛转衰的开始，而不是社会的总崩溃。
近200年来，为什么人们对和珅的家产这么感兴趣，记载这么多呢？这是由于和珅是乾嘉时期非常有名的权相，是个“大奸大蠹”式的人物，他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的数量的确是“从来罕见罕闻”的。因此在审理和珅案件的同时，举国上下，街头巷尾都在流传着有关他的逸闻轶事。人们认为嘉庆帝诛和珅就是要籍没他家财产，用来接济军事上镇压白莲教农民起义的开支，故不少好事者就在财产问题上大做文章，添油加醋，无限夸大，以致越传越多，越传越神几乎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到了清末民初时期，由于人民反满情绪高涨，对于清统治者，特别是对满族出身的高官更是无比仇恨；于是人们对清史中的一些问题，更是以传闻为史实，并以此对满族统治者进行鞭挞和痛斥。这样使本来就眉目不清的一些问题，如，“皇后下嫁”、“雍正夺位”、“乾隆帝非雍正帝所出”……弄得更加混乱，扑朔迷离，以致真假难分，现在有必要进一步澄清。有关和珅家产问题，近年来已有不少触及，但始终没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至今许多论着还是因袭野史、笔记中的说法，认为和珅家资有8亿两白银……有鉴于此，作一些认真的考实、澄清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和珅家产被籍没后，全部由以嘉庆帝为首的国家接管。他家的现金，包括金、银、制钱等绝大部分被送到了户部大库与内务府广储司银库。他家所有的珠宝玉器、金银器皿、首饰、字画、书籍、古玩、铜器、锡器、皮张、绸缎、布匹、瓷器、家具以及衣物鞋帽等，除一少部分由嘉庆帝赏给了王公大臣、公主及御前侍卫和太监等外，另外一小部分(主要是一些破旧的物件、戏装等)在崇文门税关和热河(即承德)等地变卖成现金，交广储司银库外，绝大部分直接归内务府接收，成为皇帝的私人财富了。
和珅在京城的住宅、别墅(花园)除留下一部分给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居住外，大部分赏给了几个亲王、郡王了。具体赏赐情况如下：和珅住宅的前所，以及祠堂、马圈等，赏给了乾隆帝第17子，嘉庆帝的亲弟弟，庆郡王永磷；和珅住宅的后所仍留给和孝公主使用。和家的老宅，即和琳原来居住的西四驴肉胡同住宅，仍然赏给和琳之子丰绅伊绵居住。
和珅在海淀的别墅花园东段赏给了成亲王永理，西段赏给了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在和珅家入官的当铺中，嘉庆帝把永庆当赏给了永璇、庆余当赏给了永磷、恒兴当赏给了奕纯、恒庆当赏给了永琅外，其余的当铺仍交给内务府管理。与此同时，嘉庆帝除把和珅在京城内的一些铺面房赏给了王公大臣外，其余的也全部归内务府照管。
和珅家的土地也大部分入官，其中将和家在京郊的零星小块土地赏给了太监等。例如，把和珅在西直门外白塔庵一块l顷80亩和一块1顷9亩的两块土地赏给了圆明园太监。另外，把一块1顷40亩与一块47亩，及一块58亩的土地赏给了南府景山太监。
和珅在热河的寓所东所赏给了成亲王永理，西所仍然由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使用。
和珅家的衣物、书籍等除了少部分赏赐给人外，大部分都交给了内务府处理、变卖。
和珅家在外地的粮食赏给或借贷给因灾而陷于饥荒的灾民，作为口粮或籽种。
此外，和珅家在蓟州的坟茔被拆除后，连同附近守坟人的房屋一起，由特清额负责招商变卖。
和珅家奴79户，共计308口，以及逃亡后被抓回来的二十几户奴仆一起被变卖后身价钱全部交给了内务府。
和珅管家刘全家的现金39462两9钱6分白银，全部交给了内务府广储司银库。这就是说和珅的家产大部分都落到了嘉庆皇帝手里了。
嘉庆帝把抄和珅的家产钱的一部分还用于在招抚起义的农民重新归农的费用(如买粮食、农具、修理房屋等)，以安顿百姓，平息民怨。另一部分成为了镇压白莲教农民起义的军费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