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出以利人为先的牌
“以利还人”是说商人在经商过程中，要能够正确对待所获取的利润。不能一人独占，道理有：一是聪明的商人知道天下要靠大家打，靠大家得，不能过河拆桥，二是聪明的商人都明白“没有金字塔底就没有金字塔顶”的道理，如果没有小股东的支持，大股东是做不出局面的。因此，“以利还人”是维持大家继续“扭”在一起的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利益均沾。李嘉诚这一点做得非常出色，他始终认为：利人才能利己。一个聪明的商人总是在不断的调整经营策略，不能总把自己的利益摆在别人的之上，要学会利人法则。
从1984年起，李嘉诚进行过三次私有化。私有化是指改变原有上市公司的公众性质，使之成为私有公司。按证券条例，公司上市必须拨出25％以上的股份挂牌向公众发售，即使是家族性的上市公司，本质上也是公众公司。
公司上市，收购公司以及供股集资，都是“进取”。将公司私有化，取消其挂牌的上市地位，即“淡出”。
“淡出”也是收购，即大股东向小股东收购该公司股票，使其成为大股东的全资公司。
取消挂牌后的私有公司，不再具有以小搏大、以少控多的优势。但私有化的公司，将恢复不受众股东和证监会制约监督的优势。此外，李嘉诚所控的长实系集团够庞大了，仅以长实、和黄、港灯三间巨型公司的规模，足以获准浩大的集资计划。
李嘉诚正是基于此，先后决定把国际城市、青洲英泥、嘉宏国际私有化。
上市骑牛，退市借熊——熊市淡风劲吹，股价低迷，自然大大有利于向小股东进行全面收购的大股东。
道理谁都懂，要真正掐准时机，并非那么简单；要显出大度，更不容易。
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草签后，香港投资气候转晴，股市开始上扬。
1985年10月，李嘉诚宣布将国际城市有限公司私有化，出价11港元，较市价高出一成，亦较该公司上市时发售价高出01港元。小股东大喜过望，纷纷接受收购。
如在两年前或两年后的股市熊市，便可抢到“低价”收购的好价钱。
对此，李嘉诚解释道：“我们不是没想过，但趁淡市以太低的价钱收购，对小股东来说‘唔抵数’(不值得、不公平)。”
李嘉诚在股市中的形象一向极佳，原因是他时刻不忘照顾小股东的利益。由于得到股民拥戴，李嘉诚在股市中时常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纵横股海，如鱼得水。
李嘉诚第二次私有化，是收购青洲英泥。
1988年10月，长江实业宣布将青洲英泥私有化。长实控有其446％股权，以20港元一股的价格进行全面收购，收购价比市价177港元溢价13％，共涉资金1123亿港元。
到12月30日收购截止期，长实已购得九成半股权，从而可以强制收购，完成私有化。全资控有后的青洲英泥自然成为该系全资附属上市公司，现在申请摘牌，就变成长实旗下的私有公司了。
李嘉诚对旗下公司私有化后，避免了业务重叠(如嘉宏与长实、和黄就存在这个问题)，使机构更为精简。
私有化之后，李嘉诚不再使长实系所有公司的经营和实绩都暴露在公众面前。在许多商业活动中，李嘉诚拥有更多的主动权。
李嘉诚的第三次私有化，一波三折，远不如收购国际城市、青洲英泥那么风顺。嘉宏是长实系四大上市公司之一，于1987年将港灯集团非电力业务分拆另组嘉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而上市。
上市时，和黄控嘉宏538％股权，嘉宏控港灯23％股权，嘉宏综合资产净值为4457亿港元。到1992年6月底即将完成全面收购时，市值为15509亿港元。
1991年2月4日，控股母公司和黄宣布将嘉宏私有化建议，以每股41港元价格将嘉宏收归私有，共涉资金118亿港元，被舆论称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私有化计划。
收购价比市价溢价72％，和黄当时拥有嘉宏6528％股权，实际动用资金41亿便可完成收购。
舆论议论纷纷。李嘉诚解释，主要原因是嘉宏盈利能力有限及业务与长实、和黄重叠。并声称不会提高收购价格，如有人肯出5港元的价格收购，他会考虑出售。
证券界认为，市场投入40多亿资金，将会对1989年后香港股市的萧条带来刺激，有助于股市的复苏。
嘉宏资产估值在每股5至6港元的水平，和黄开价41港元，即折让一成多收购，显然是肥了大股东，而损了小股东。
李嘉诚解释嘉宏盈利前景有限，应该是事实。但在1991年4月10日嘉宏股东会议上，小股东质询：嘉宏1990年财政年度业绩在(1991年)3月8日公布时，盈利状况甚佳，1316亿港元的年盈利比上一年增幅达29％。另外，嘉宏所控的港灯市值连月上升，也会造成嘉宏资产值增高，这都有益于嘉宏的发展。
小股东纷纷质疑，并表示反对，嘉宏私有化建议在一片鼓噪声中以不足1／4的支持而胎死腹中。
证券界认为：“流产的原因，是收购价偏低，收购方对嘉宏的评估与实际业绩的差异。和黄出价太低，远不及1987年上市供股价43元的水平。李嘉诚素来关注小股东的利益，而和黄的收购建议对小股东照顾不够，有失长实系的一贯作风。”
据传，一个英国基金乘机斥资吸纳嘉宏股票，嘉宏主席马世民表示不提高收购价，也是私有化失败的原因之一。小股东反对私有化，除认为和黄条件“苛刻”外，看好嘉宏的前景，舍不得“忍痛割爱”，又是私有化失败的另一大原因。
这对嘉宏来说，无疑是鼓舞及鞭策。李嘉诚还会将嘉宏私有化吗？按规定，私有化失败，一年之内不得再提(私有化)建议——嘉宏何去何从，将于一年后见分晓。
“大限”满后，1992年5月27日，和黄重提嘉宏私有化。收购价每股55港元，较停牌前收盘价高出32％，涉及资金5838亿港元。
李嘉诚当日表示，私有化目的在于简化机构等。对和黄是否供股集资来筹措收购资金，李嘉诚不做表态。
在7月10日的嘉宏股东会议上，私有化建议以967％赞成票获得通过。
这次私有化，和黄以每股55港元的价格收购小股东366％股权，实际动用资金5084亿港元。
这次的收购价，比上一次的出价41港元提高了3662％，但比资产净值每股64～65港元的水平仍有折让。
收购之所以成功，是大股东既保全了自身利益，又顾及了小股东的利益。
这次私有化，既有失败的教训，又有成功的经验。总而言之，照顾小股东的利益，就容易成功，反之，就容易失败。
饮水思源，报效乡亲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古代儒家思想的精华，是为人处事的最高境界。李嘉诚受儒家文化影响，也把这条儒家提倡的处世准则作为为人处世的标准。
对于像李嘉诚这样的成功者来说，他们奋斗的目的早已经不是单纯的金钱了，他们是在追寻一个梦想。这种梦想产生的力量比单纯为了获得更多金钱带来的力量不知要大多少倍。成功者之所以成功的原动力主要来自于对远大抱负的追求。他们投入全部的热情于自己喜欢的工作，任劳任怨，不计报酬地加班，主动去干没人干的杂活。终于有一天，他们的热情和勤奋得到了回报。
李嘉诚说：“1957年和1958年，我赚了很多钱，那两年，我很快乐。”一年后，快乐换来迷惘，他想：有了金钱，人生是否就可以很快乐呢？左思右想，他终于想通了：“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
李泽钜则对人说：“爸爸是一个很懂得用钱的人，他知道生命里哪些事情最重要。在他一生中，如果能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帮助不幸的人，他会感觉更加富有。”李嘉诚的为人宽厚还反映在他为老家族人扩建祖屋这件事上。
其实，李嘉诚在打算修缮祖屋之前，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父老乡亲。
原来，1978年的秋天，李嘉诚是在百感交集中度过的，这一天李嘉诚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之邀请，以港澳同胞国庆旅行团回国观光贵宾的身份，到北京参加二十九周年的国庆纪念活动。
这是李嘉诚五十年的历史中，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举世闻名的祖国首都，也是李嘉诚在阔别家乡近四十年后，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
从十二岁开始，李嘉诚就在硝烟中离开大陆，对大陆应该说来一直是陌生的。他只是凭着儿时点滴的印象，及以后在海外尽可能聆听或搜集到的有关大陆、有关家乡的各种信息。可以肯定地说，在对待大陆的问题上，李嘉诚是极其细心、极其谨慎的。
除非是紧要关头或者相当相当的必要，从踏上祖国大陆的第一步起，李嘉诚就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少出风头、不谈政治的戒律。他儿时从父亲的教诲和有关书籍中得到一些古训，如“枪打出头鸟”之类明哲保身之语。
李嘉诚是怀着一颗疑虑重重的心，小心翼翼地回归祖国大陆的。这时候的他并不了解中国，从回国的第一天起，李嘉诚穿上了一套非常得体的深蓝色中山装，戴着平素很少取下的黑色宽边眼镜，端庄的举止，谦逊的作风，俨然一个君子学者的模样。
李嘉诚这样做，也许是不想给所到之处的人们在视觉上造成太大距离。毕竟，他不希望中国大陆把他看成一个张牙舞爪的资本家，或者从香港这个资本主义世界里冲过来的洪水猛兽。秋天，是一年中最美最值得回味的季节，更是北京城一年中最美、最宜人、最有意义的季节，将国庆定在金秋时节，似乎在提醒人们缅怀经过腥风血雨换得一统江山的先烈，在激励人们建设国家奋发图强的斗志，在引导人们对未来必胜的向往。
当时的北京，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全国各行业已开始拨乱反正、走上正轨，明确规定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李嘉诚所到之处，都耳闻目睹了那种充满决心和信心、生机勃勃的景象，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他参加国务院侨办招待会，出席人民大会堂万人欢度国庆招待会，在首都体育馆观看国庆文娱晚会。他受到中共要人的亲切会见，接下来他又参观故宫、十三陵、游颐和园、登万里长城，在这个现代观感与古都风情并存的城市里，李嘉诚一直处于极度兴奋、极度自豪、极度满足的状态之中。
这时候的李嘉诚，更加感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价值和意义，更加体会出他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血脉相连的骨肉关系。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李嘉诚更加坚定了穷此一生，以报效祖国为己任的信仰。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以后，即使是灾难过后，即使一切都在复苏之中，但是那种根植于心灵深处的伤口所迸发而来的许许多多的后遗症，是需要时间，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治愈的。
地少人多的粤东潮州市同整个中国一样，仍无法逃脱这种灭顶之灾，以及灾难之后的后遗症。成千上万个当年下放海南等边远地区接受改造和再教育的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在经过历史荒唐地嘲弄一番之后，又一批一批的返回城市，成了无家可归的“黑人黑户”。处于百废待兴的政府，一时间当然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财力来解决这么多人的住房问题，于是以湘桥春涨、风台时雨、龙湫宝塔、金山古松、韩祠橡木、北阁佛灯、西湖泡筏、鳄渡秋风等潮州八景而驰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又令人啼笑皆非地添上一景——那些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人们在潮州的西湖四周，韩江沿岸以及街头巷尾，用破帆布，茅草所搭起的一间间、一排排蓬棚、帐幕。
1978年底，李嘉诚从家乡的来信中得知这个十分迫切的社会问题，心里非常不安，马上提出捐建14栋“群众公寓”，以解燃眉之急。在给家乡的回函中，李嘉诚再三阐明此举是“念及乡间民房缺乏之严重情况，颇为关怀。本人虽身居海外，而乡间之缺房户口，栖息于临时棚架之下，寒天或雨天，困难之处必多，故有考虑地方上该项计划予以适当的支持。”
李嘉诚把这一切看作是他报效桑梓应尽的义务，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并且要求不作任何宣传，他仅仅只“希望能为露宿者解除风露之苦。”
1979年，带着难以抑制的渴望和无比兴奋的心情，李嘉诚终于第一次回到他阔别整整四十年的故乡。
一路上，李嘉诚全身心地感受着故乡原野的田园风情，当他看到一些衣衫褴褛的父老乡亲们，仍旧像当年那样居住在破旧的茅棚瓦舍里的时候，心里十分难受。
当天，在潮州市政府举办的座谈会上，李嘉诚含着热泪，感慨万分地说：“我是一九三九年潮州沦陷的时候，随家人离开家乡的，如今已经有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踏上我思念已久的故乡土壤，虽然一路上我给自己作了心理准备，我知道僻远的家乡与灯红酒绿的香港相比，肯定是有距离的，但是我绝对没想到距离会是这么大，就在我刚下车的时候，我看到站在道路两边欢迎我归来的、衣衫褴褛的父老乡亲们时，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心痛得不想说话，也什么都说不出来，说真的，那一刻，我真想哭……”
那夜，思绪万千的李嘉诚怎么也无法入睡，第二天他同随行人员悄悄地离开了家乡，因他再也不忍心看到衣服破旧，脸色蜡黄的乡亲们隆重的欢送场面。也就从这一刻起，更加坚定了李嘉诚全力报效桑梓的信心，在后来回返香港的路上，他还在不停地告诫自己：
“别忘了这里的乡亲们。这块土地需要你，现在该是反哺的时候了。”
李嘉诚回港后，所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解决乡亲们露宿之苦而捐赠的14栋“群众公寓”。
那些人们，那些露宿于街头巷尾无家可归的人们，那些一家三代，一家四代瑟缩在蓬棚、帐幕下苟且偷生的人们，在搬进窗明几净的“群众公寓”后，那种感激流涕的心情溢于言表。
1980年初春，正当李嘉诚捐赠的“群众公寓”一栋一栋建起的时候，一心想给家乡做几件实事的李嘉诚又主动写信给家乡政府部门，希望能够给家乡再作贡献。于是，家乡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捐建潮剧院作为娱乐民众和研究潮剧艺术中心的计划。对这个计划，李嘉诚自然欣然同意，但是他更希望做一些解决民生之苦的事情，他已经深深地体会出了目前他的家乡急需的，恐怕不是娱乐，便再次去信给家乡政府，阐明日后地方上如有其他方面之迫切需要而有整套计划，例如医疗教育等，绵力所及，自当乐意考虑。
至此，家乡政府才提出了在县和市各修建一座医院的建议，李嘉诚毫不犹豫地以最佳的方式采纳了这个建议，耗资2200万港元，捐建了潮州医院和潮安医院，并在给家乡政府的信中恳切地希望医院之筹建计划力求完美，务使捐款一分一厘皆用于医院。
两座医院建成之后，家乡政府邀请李嘉诚回乡参加剪彩，一直以默默无闻为做人宗旨的李嘉诚，马上复信表示：
“最好不举行任何仪式：如举行仪式，一则有劳列位费神筹备。二则虚耗公带，对医疗福利，一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