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有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观。他认为“人生的最大价值在于无私的奉献”，“人的一生应该为国家、民族和人类做一些高尚有益的事情”，“为年青一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一个人当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想到曾为国家、民族、社会做过一些好事时也就心满意足了”。李嘉诚正是从这个基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出发，去实践自己人生信条的。李嘉诚对香港社会福利事业的种种贡献，显示了他具有高尚的人格力量和博大的爱心。
李嘉诚秉承着“达则兼善天下”的古训和家训，关怀香港社会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慈善福利事业。他认为在香港有两种人最值得尊敬、关心和鼓励。一种人是教师，他们在做“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一般来说，教师的生活都比较辛勤和清淡。更由于李嘉诚的父亲做过教师，深知当老师的甘苦。所以，他特别尊敬老师，也特别重视和关心教育事业。
第二种人是警察，他也深知当警察的甘苦，因为他们是维护社会治安的。他们忠于职守，出生入死，辛勤工作，廉洁奉公，香港社会的繁荣发展与安定，有他们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他们也很值得尊敬关心和爱护。李嘉诚从1977年开始，先后给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孙中山基金会、香港大学“学生交换计划”、香港中文大学的“三年硕士课题”“夏鼎基爵士基金”、香港语言运动、法国国际学校、新华社香港分社教育基金以及明爱中心、圣士提中学、圣保罗男女学校、东华三院李嘉诚中学、香港外展训练学校、迦密中学、三育小学、劳工子弟学校、姬爵士奖学金以及警察子弟教育基金、警察教育福利基金等21个专项提供无私捐赠054亿港元。
李嘉诚对香港医疗事业的热心捐献，也广为香港市民所称道。在1984年6月间开业的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李嘉诚专科诊疗所，就是李嘉诚捐赠03亿港元兴建的。港督尤德主持了该专科诊所开幕典礼。这间诊所楼高4层，拥有49间检查及诊疗室和整套现代化的医疗仪器设备。尤德说：“这座新专科诊所是香港当局扩展新市镇医疗服务区计划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李嘉诚为此做出了贡献。”
1987年李嘉诚在香港还捐资05亿港元兴建了在跑马地等的3间老人院。1988年至1989年李嘉诚还捐资012亿港元兴建儿童骨科医院，并对亚洲盲人基金、香港肾基脏基金、东华三院都有可观的捐赠。这方面总额超过重亿港元。
李嘉诚热心捐赠医疗事业，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吾亲以及人之亲，痛吾痛以及人之痛。”一是基于他对“体之健康，益于社会”的深刻认识；二是他痛感昔年父亲因失之贫穷和医治不及而过早辞世的切身之痛，早已在青年时期就立志当发达之日，一定要发展医疗事业造福社会的夙愿。
李嘉诚对香港的社会福利和文化艺术事业也十分关心和热心，多有捐赠。在这方面捐赠的项目，包括有香港公益金、警察福利基金、惩教处福利基金、消防署福利基金、麦理浩基金、邓坚慈善基金、尤德爵士基金、香港女童军、圣雅各福群会、扶康会、香港路德社会服务处，皇家香港警务处退役同僚协会有限公司、香港皇家员佐级协会、星岛报业、在港的多间潮州机构以及香港文化艺术基金、香港芭蕾舞学院、合一堂、香港管弦乐团、香港经济发展协会有限公司、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写字楼等25个，捐资数超过1亿港元。
李嘉诚先生还捐资助建香港的佛教堂、基督教堂、天主教堂等等。至于李嘉诚在香港不时扶危济困、抚恤孤寡的事例更是不胜其数。他从来都是默默地做着好事，从不张扬。
李嘉诚说过：“我的钱来自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我已不再需要更多的钱，我赚钱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公司，为了股东，也为了替社会多做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据悉，他还有一本“私账”，那是“扶危济困、抚恤孤寡、帮助亲朋”的“账本”。逢年过节或者一月一季，他的手下就会按名字、地址、数目寄去款项。李嘉诚对寄发对象、寄发时间、寄发数目有一个清晰记忆。对这件事，他就像在履行“义务”那样认真地去做着。
从1977年以来，李嘉诚每年都以“匿名”方式，用一亿元港币，帮助香港和大陆发展医疗教育事业。
当然，也不要误解“李嘉诚挥金似土”。他是精明细致的，很讲“钱”如何用得有意义，有社会效益。他是绝不允许“奢侈”和“浪费”的。因此，众多的香港市民也夸奖李嘉诚“会用钱，会使钱”。
李嘉诚深知，在商品经济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里，“没钱是办不成事的”，但“金钱却也不是万能的”“对有些地方、有些事，就是有了钱也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多次说过：“我生平最高兴的，就是我答应帮助人家去做的事，自己不仅是完成了，而且比他们要求的做得更好，当完成这些许诺时，那种兴奋的感觉，是难以形容的……。”
正是这样，李嘉诚才有“办公益事业乃是我分内之天职”，“一辈子做对中国人民有益的事，乃是我的基本夙愿”的话，他认为：“作为一名炎黄子孙，能为后世留下一点功业，今生无悔，这个辛苦值得！”
让我们记住李嘉诚的话吧：
我们的社会中没有大学文凭、白手起家而终成大业的人不计其数，其中的优秀企业家群体更是引人注目。他们通过自己的活动为社会作贡献，社会也回报他们以崇高荣誉和巨额财富。
生意人也要“讲政治”
李嘉诚曾经这样说过：我个人对生活一无所求，吃住都十分简单，上天给我的恩赐，我并没多要财产的奢求。如果此生能做多点对人类、民族、国家长治久安有益的事，我是乐此不疲的。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就香港问题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消息传来，股市立刻发生动荡，持续滑落，到年底恒生指数暴跌676点。
香港信心危机爆发，许多富商将大批资本移往海外，移民潮汹涌而起。
1984年3月28日，以西门？凯瑟克为大班的怡和董事局突然宣布：本集团基于香港前途问题，决定迁册百慕大；股票将在伦敦、新加坡、澳洲同时挂牌上市。怡和的迁册引起香港工商界发生强烈动荡，恒生指数急挫62点。于是，工商界各大公司开始迁册成风。
和记黄埔行政总裁李察信力劝李嘉诚迁册，集团内也形成一股“主迁派”势力。
李嘉诚很清楚李察信的言下之意，他说：
“不可能那样，我们长实集团不打算迁册。若论个人在公司的利益，我比你拥有的多，我是经过慎重考虑才说这种话的。现在中国政府欢迎海外企业家来华投资，也就根本不可能对香港私人资产采取行动。”
李嘉诚态度十分坚决。这就跟李察信的分歧颇大，以致无法协调工作。1984年8月，李察信辞职。
1984年，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投资环境开始变得明朗，使迁册风有所遏制。但后来的中英谈判一波三折，似乎显得遥遥无期，香港人的信心指数重新下降，迁册风因而卷土重来。
李嘉诚作为长实系的总裁还是坚决不迁册，非但自己不存迁册念头，还说服了集团内的“主迁派”。到1990年11月，在香港四大财团中，只有李嘉诚的长实系集团和施怀雅的太古洋行集团尚在香港注册。
1989年的北京风波，使信心危机在香港再次爆发，恒指狂泻580多点。迁册再起，华商都在看着李嘉诚的行动，因为他是香港首富。这时候，李嘉诚就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了，他在媒体上表示，他相信香港1997年后仍会继续繁荣，香港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作为香港首富，李嘉诚在迁册问题上的坚决态度，稳住了相当一大批华商的阵脚。
然而，迁册风潮依然不减。1990年，汇丰银行也决定迁册伦敦。在李嘉诚的反迁册意见未被采纳的情况下，他突然宣布辞去汇丰董事局非执行副主席职位。
其实，李嘉诚的做法很明显，即使他是一个重利的商人，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始终都是。虽然在中国商界有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商人莫谈国事。因此就有很多商人只顾埋头做生意，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李嘉诚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立足于任何一个国家，商人的前途必然受政治的影响，更会受国家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因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家作贡献，对自己的商业前途会有利。
所以，他坚信自己是一个香港人，是一个中国人，因此强力主张不迁册。李嘉诚希望香港稳定和繁荣，也率身垂范尽其所能地去稳定香港。因为他知道，只有香港稳定了，商家才会有利可图。此外，香港的繁荣对全中国及世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一个商人，同时也作为一个中国人，李嘉诚的行为再次为自己树立起了良好的形象。同时，李嘉诚以他充满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的作为赢得了香港和内地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誉，这为他在过渡期以及“九七”之后的商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