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龄病危，太宗派名医为其医治，每日供给御膳，并亲去探望，与他握手叙别，不胜悲痛。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房玄龄看出李唐政权据有天下，是大势所趋，便及早弃隋投唐，寻找自己的贵人和靠山。但他并没有为了站稳脚跟去阿谀攀附，而是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忠勤赢得了贵人的好感和信赖，并依靠贵人之力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乾隆年间，也有一位大臣深得权贵的厚爱。他就是河南巡抚胡宝泉。在任官三十几年期间，一直勤勤恳恳，“不辞劳瘁”，在他病危期间，乾隆皇帝极为关切，“屡赐慰问，颁参药食品，两遣侍卫偕太医来视”。能和贵人的交情如此之深，关键在于他做好了该做的工作。
胡宝泉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中举人，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考授内阁，幼承家学，学识渊博。他自登仕之日起就以勤政自勉，把平时所学用于实践。很快，他的才能被当时的军机大臣鄂尔泰所发现，认为他“大能任事”。于是调任军机章京，负责协助军机大臣处理一应事务。由于胡宝泉勤苦自励，很快便熟谙了军机处的工作，而且“有问则应，据经史百家及直省地形、土俗、职官、兵制，因革利弊，言之凿凿。”
乾隆六年以后，胡宝泉几次被派遣外出办事，如到东北清查黑龙江、吉林开垦荒地，到直隶赈济灾民。十三年，又奉命从大学士傅恒征金川，他“日驰常三百余里，遇险则徒步，蹑危崖断栈，从者多不相及”，有时竟“三昼夜一食”。金川告捷，虽由傅恒指挥，但“赞画机宜”，胡宝泉“劳绩最着”。凯旋之后乾隆皇帝“亲斟金卮赐公酒，海内荣之”。
乾隆十七年以后，胡宝泉始放外任。先是任山西巡抚，他“抚饥民，理冤狱，劾贪吏，整关隘堤防，诸政并举”。后又调湖南、江西，清理两地矿政，亦颇见成效。二十二年，胡宝泉调任河南巡抚。当时黄河屡屡决口，河南、山东、安徽被涝者六十余州县。．朝廷派侍郎裘日修与胡宝泉共同调查治理水患。胡宝泉一到河南，就把治水当做己任。他奔波于全省各地，详细了解情况，经常是“自忘其劳，每行必躬历田间，问民疾苦。或境内有事辄夜半即行，途间买饼饵而食，所过传舍不知有供亿之烦也”。经过多方调查研究，他与裘日修呈上了治理黄河书，建议将河南境内四条干河疏浚加宽加深，辅之以“截沙湾，塞决口，拓旧堤”，“分要工、次工、缓工，次第兴修”。乾隆帝赞扬说：“宝泉不辞劳瘁，能体朕意，尽力调剂，以苏穷民，甚可嘉也。”次年，诸工皆竣，乾隆帝亲制《中州治河碑》，褒奖胡宝泉与裘日修“不惜工，不爱帑，不劳民”。
胡宝泉深知，治理水患，绝无一劳永逸之事，因此在取得初步成效后，继续专心防患，他“督令州县经理沟洫，每一州县中开沟自十数道至百数十道，长自里许至数十里，宽自数尺至数丈，皆以足资蓄泄为度”。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他又建议对已建堤坝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这年冬天，胡宝泉被调往江西。次年七月，黄河又于河南境内决口，乾隆帝再次将他调回河南。这时的胡宝泉年已68岁，但他不顾体弱多病，仍以治水为己任，全心扑在治河上。他上书建议将逼近决口处的贾鲁、惠济两河增筑堤堰，两岸多挑渠港，同时建滚水坝，以导黄河水入两河。乾隆帝称赞他的办法是事半功倍。
乾隆二十七年，正在胡宝泉专心治水的时候，由于长年奔波，积劳成疾，他终于病倒了，而且病情相当严重。乾隆帝闻讯，派专人去探望。这时，胡宝泉请来人向皇帝转呈他的一个奏折。这是处于病危之际的胡宝泉上的最后一个奏折，这里既没有谈自己的病，又没有向皇帝提出任何个人要求，通篇所谈，仍旧是他念念不忘的治水问题。他汇报了自二十三年河工告竣之后的各项水利工程，其中谈到各州县所开沟渠，应“每岁或春融，或农隙，随时加浚宽深”。乾隆皇帝看到胡宝泉的病危谏言，大为感动，他敬佩这位老臣鞠躬尽瘁的精神，因此，急速赐药派太医，争取抢救胡宝泉，同时，又将胡宝泉在河南各州县开沟渠的做法令直隶总督仿行。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胡宝泉病故。乾隆帝“深轸惜”，特加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赐祭葬。
依靠贵人能“靠”到这个份儿上，那也不是一般的功夫了。你首先得有才学，同时更得努力肯干，让贵人看到你的成绩，你就自然被贵人记在了心里，再想和贵人拉关系找靠山，那也就自然水到渠成了。
择友就择诤友
人的一生受到朋友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很多人因为朋友而成功，也有很多人因朋友而失败，甚至因朋友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害怕因择友不慎而失败，那不交朋友可以吧？
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没有朋友，也就差不多无路可走，寂寞一生了，即使你闭紧心扉，还是会有人来用力敲。当有人来敲你的心扉时，你应还是不应？应的话，可能那是个坏朋友，不应的话，可能失去一个好的朋友。
因此，你总是要面对“交朋友”这个问题的。交到好的朋友，你可能会受益一生，得到无限的乐趣，至少不会受到伤害。而若交到坏的朋友，想不走入歧途、不倒霉是很难的。
千人千脾气，万人万模样。人有很多种，在对待朋友的态度上也有很多种类型，有每天说好话给你听的，有看到你不对就批评、指责你的，有热情如火、喜欢奉献的，也有冷漠如冰、只考虑个人利益的；有憨厚的，也有狡诈使坏的……。
这么多类型的朋友，好坏很难分辨，而当你发现他坏时，常常是来不及了，因此平时的交往经验极为重要。
不过有一种类型的朋友肯定是值得交往的，那就是会批评、指责你的朋友。
和只会说好话的朋友比起来，那些只知道批评、指责你的朋友是令人讨厌的，因为他说的都是你不喜欢听的话，你把自认为得意的事跟他说，他偏偏泼你冷水，你满腹的理想、计划对他说，他却毫不留情地指出其中的问题，有时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把你做人做事的缺点数说一顿……反正，从他嘴里听不到一句好话，这种人要不让人讨厌也真难。
但是这种朋友，如果你放弃，那就太可惜了。
基本上，在社会做过事的人都会尽量不得罪人，因此多半是宁可说好听的话让人高兴，也不说难听话让人讨厌。说好听话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但如果站在朋友的立场，只说好听话，就失去了做朋友的意义了；明明知道你有缺点而不去说，这算是什么朋友呢？如果还进一步“赞扬”你的缺点，则更是别有居心了。这种朋友就算不害你，对你也没有任何好处，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和这样的人交往。
但实际上的情形如何呢？很多人碰到光说好话的朋友便乐陶陶，不知是非了；其实他们顺着你的意思说话，让你高兴，为的就是你的资源——你的利用价值，很多人被朋友拖累就是这个原因。
比较起来，那些让讨厌，像只乌鸦，光说难听的话的朋友就真实得多了。这种人绝对无求于你(不挨你骂，不失去你这个朋友就很不错了)，他的出发点是为你好，这种朋友是你真正的朋友。
也许你不相信我所说的，那么想想父母对待子女好了。
一般父母碰到子女有什么不对，总是责之、骂之，子女有什么“雄心壮志”，也总是想办法替他踩踩煞车，不让他脱缰而去。为的是什么？是为子女好，怕子女受到伤害，遭到失败。这是为人父母的至情，只有父母才会这么做。
朋友的心情也是如此的，否则他为何要惹你讨厌？说些好听的话，你说不定还会给他许多好处呢。
只有经常批评、指责你的人才是你人生的导师。
三教九流择其善
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人是形形色色的，选择朋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的老话，是旧社会人们极言交友之难。但是不是因此就要少交朋友了呢？或者一强调交友的审慎，就认为这个也不可靠，那个也信不过呢？当然不是。人既然是社会的人，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交友是必然的，不但要有生死与共、患难不移的朋友，也要善于和有各种缺点、错误甚至是反对自己的人交朋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广泛地结交那些不同职业、不同爱好、不同身份的朋友，有时也能相得益彰。
唐代画家吴道子出身贫寒，后来为唐明皇召入宫中做供奉，与将军裴昱、长史张旭结交为友。在洛阳，裴昱请吴道子到天宫寺作画，厚赠以金帛，被吴道子谢绝，只求观赏裴昱的剑术。于是裴昱拔剑起舞，吴道子“观其壮气”奋力挥毫，写出了绝妙的草书。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结交各式各样的朋友，对于取长补短，开阔视野，活跃思维，都是有益的。毛泽东的经历是很发人深思的。他胸怀博大，善于结交各种各样的朋友。在青少年时期，他发出了一张《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和蔡和森、陈谭秋等人组织了新民学会，结交了一大批有志之友。投身革拿后，在他身边有朱德、周恩来等一批亲密战友。同时，毛泽东也有许多平民朋友，民主党派的朋友，如李淑一、周士钊、柳亚子等，都和他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通过这些朋友，广泛地了解社会各阶层党派的情况，为制订党的方针政策，为发展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既要广泛交友，又要审慎选择。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正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我还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略小节，取其大，就是不斤斤计较不足，而要从大处着眼。看人首先看大节，不是盯住对方的缺点错误不放，而是用发展的、变化的观点看人。如果是略其小，取其大，就不能与人为善，就不能全面地、客观地评价一个人，就可能一叶障目，不识泰山，就可能把朋友推开，就可能得不到真正的友谊。
古语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这仍应成为我们今天的交友之道，同事之间的交往也要摒弃庸俗的旧习，不要把友谊浸在利己主义的杯水中。让友谊的春风扫荡那些阴霾污浊之气，吹进每个人的心扉。
不要刻意地结交社会名流
有许多人喜欢搜集社会上知名人物的名片。不论是社会地位崇高、还是电视传播媒体的名人，他都自豪地向别人宣称和自己很熟，好像和这些名人交往就能提高自己的身价。然而，这些人对和名人交往有些什么意义却是一点也不了解。
名人之所以能够成名，不外乎就是此人的运气高人一等、或是擅长处世、或是很会打知名度、或是交际老手，也可能是以上这些特点他全部都有。
有些人喜欢用“××名人是这么说的……”来强调自己所说的话的可信度，也有些人喜欢标榜“××名人是我的朋友”，这只不过是假借名人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罢了。
有名只不过是代表受到一些不特定的、而且意识模糊的好评与支持而已。换句话也就是，名人只有在虚构的世界中才存在。
名人是虚构的存在，和其交往自然也是虚构的。所以许多名人在死后，其生前的交往也随之消逝。
名人因为很有名，所以不能忽视许多约束和人际关系。因此，他们常常会随口作出一些并非出自于真心的承诺，或是口头上随便地给人方便，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周遭可能随时会有敌人出现。也正因为这样，如果你和他们并没有金钱往来或是特殊的交往关系，他对你也只不过是口头说一说罢了，并不会真的为你做些什么。
和这些所谓的名人交友有时可以说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以忙碌、情面、工作作为借口，而任意背弃对那些被称为“朋友”所做的承诺，却丝毫没有愧疚感的正是这些所谓的名人。
对于把人际关系是建立在互通有无、凡事都讲究利害关系、每一件事都分得一清二楚的人，你认真地把他当成朋友，这样就难免会遭到背叛，尝到苦果。
会交朋友的人不会在这种人当中找寻自己的朋友。
为什么酒肉不是朋友
和某位见多识广的人谈起某个头面人物，他总会自豪地甩出一句：“他和我一起喝过酒的！”似乎一起喝过酒就是挚友。很多人也都认为，要结交哪个人就非得请他吃一顿，酒足饭饱之后，似乎就能友谊长存。
其实，“酒肉朋友”一词早就有了，古人最不屑这种建立在吃喝之上的朋友关系，而许多现代人却恰恰以此为荣。其实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交际，都是一个个各具特色的个体展现自我的过程。在展现的过程中，自己的人格力量被别人欣赏，当两个人互相欣赏时，友谊就产生了。当然公务交际更多一些公务的考虑，因为你是代表一个集体，但如果能在公务活动中展现你超凡的人格魅力，那就为你的公务交际增添了许多有利的情感因素。在香港回归的中英谈判过程中，邓小平同志超凡的魄力让英国人大加赞叹，撒切尔夫人就对邓小平赞赏有加，这种因素对谈判成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朱镕基总理出访英国，布莱尔坦言有种相见如故的感觉，这种私人情谊对公务交往都有很好的帮助。柬埔寨之所以和我国有如此特殊的关系，就是因为西哈努克和周恩来、毛泽东等领导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的友谊绝不是几顿国宴吃出来的。
酒宴只是交友的一种途径，交友的途径是很多的，街中偶遇可以结识一个挚友，邻座而识也能成就友谊，甚至仇人相斗也能不打不相识而打出友谊。举酒相祝只是中国人最传统的一种交友方式，关键还是在吃喝的过程中相互地了解，只有在此过程中充分地展现自我，坦诚地相待，给人一个较为真实、诚恳、有才华的形象，才能三杯两盏淡酒后聊出情义。如果只是一味以酒相邀，以为让对方吃饱喝足方显我诚心诚意，或者喝得我倒在你面前才表我心诚意切，那么没有多少人会真正以你为友，最多只会在三日不见肉味时才会想起你。
而且也不要指望酒席上能有什么承诺，即使有，过后也要证实才能算数。所以即使你非得要以酒相邀，也很清楚只能以酒为媒，在轻松吃喝的过程中尽量以诚相待，展示你真实的自我。商场上是需要一些应酬、伪装，但完全把自己伪装起来，那绝不是本事，官场上也如此。真正的商务活动家和政治家，他们就敢于坦诚相见，我们的几代国家领导人就是典型代表。
酒肉可以帮助我们结识朋友，但仅靠酒肉维系的肯定不是真朋友。
有些朋友应尽早断绝彼此往来
断绝与朋友的交往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可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藕断丝连必受其害，当断不断必遭其乱。当你通过交往，对这一实际情况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之后，就应该长痛不如短痛，收起你的菩萨心肠，在友情的大道上来一个急刹车。心理学家认为，应尽量断绝与下列朋友的往来，珍惜你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做你应该做和你想做的更重要的事情。
1．靠不住的朋友应断交
交朋友时应注意两厢情愿，不要强求。朋友的类型有多种，但友情是互相的，即你的付出应有相应的回报，朋友之间应互爱互重，互谅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