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座附属于它的厢屋，这房子被刺果植物、荨麻和野大麻组成的林子整个儿团团围住了。房子的屋顶已经生锈，烟囱已有一半倒塌，门廊台阶的梯级已经腐烂，杂草丛生，墙灰只留下斑驳的痕迹。它的正面朝向医院，后面向着田野，它和田野之间被一堵插着钉子的灰色医院围墙分隔着。这些尖头向上的钉子，还有围墙和这间房子本身，都具有一种独特的凄凉和罪恶的模样，那种模样是医院和监狱之类建筑物上常见的。
假如您不怕被荨麻刺痛，那就让我们沿着通向屋子的狭窄的小道走过去，看看屋子里是什么名堂。打开第一道门后我们就进入了穿堂间。这里墙边和炉旁堆放着整堆整堆的医院垃圾。床垫、撕得粉碎的旧睡袍、裤子、蓝条子的衬衫、毫无用处的破鞋子—所有这些破烂一堆堆地堆着，几经挤压，彼此错杂，正在腐烂，发出的气味叫人透不过气来。
垃圾堆上总是躺着嘴里咬着烟斗的看门人尼基塔，他是个退伍士兵，衣服上的绦带已褪成了红褐色。他有一张严厉、枯瘦的脸，一副倒挂的眉毛，这眉毛使他的脸部表情像一只草原上的牧羊犬，还有一个红通通的鼻子；他个子不高，看上去干瘦、青筋暴突，但是神色威严，拳头粗壮。他属于头脑简单、办事牢靠、忠于职守和愚顽鲁钝的那类人，这些人最喜爱世界上有秩序，因而深信他们应该挨揍。他往人的脸部、胸口、背部和随便什么地方打，相信不这样这儿就没规没矩了。
接着您走进一个巨大、宽敞的房间，如果不计穿堂间的话，这个房间就占据了整座房子。这里的四壁涂着肮脏的蓝色涂料。天花板熏得漆黑，就如没有烟囱的农舍里那样，显然冬天这里生的炉子都烟熏火燎，屋里经常充满煤烟味。窗户被从里往外钉的铁栅栏弄得十分难看。地板呈灰色，刨得十分毛糙。酸白菜、灯芯的烟焦味、臭虫和氨气的臭味扑鼻而来，这股臭味一开始会给您这样的印象：您仿佛走进了一个动物园。
房间里放着一张张用螺丝固定在地板上的床铺。床上坐着或躺着的人都穿着医院蓝色的睡袍，而且按旧时的老规矩，戴着尖顶帽。这些人都是疯子。
他们在这里一共五个人。只有一个人有贵族身份，其余的都是平民百姓。靠门口第一个人，是个高高瘦瘦的小市民，他长着亮光光的红褐色唇须，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手托着头坐着，盯着一点望着。他整日整夜都闷闷不乐，经常摇头叹气，面露苦笑；他很少加入别人的闲谈，对提问通常不作回答。送来饮食时他机械地吃着、喝着。从他痛苦的阵阵咳嗽、消瘦的样子和潮红的双颊来判断，他染上了肺结核。
接着他的是个活泼、非常好动的小老头，蓄着一撮尖尖的胡子，长一头和黑人一样鬈曲的黑发。白天他从一个窗口向另一个窗口来回在病房踱步，或者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起双腿坐在床上，像灰雀一样不停地吹口哨、唱歌和嘻嘻傻笑。他这种童稚般的欢乐和活泼的性格即使在夜间也会表现出来，这时他从床上起来向上帝祈祷，也就是用拳头捶打胸口和用手指向门缝里抠。这是犹太人莫伊谢伊卡，一个呆子，大约二十年前他的帽子作坊被火烧掉了，他就精神失常了。
六号病房内的病人中只有他一个人被允许走出这间屋子，甚至走出医院围墙到外面。他享有这种特权由来已久，大概作为长年住院的老病号，一个安分无害的呆子，城里供人逗乐取笑的人物，人们看到他在街上围在一群小孩和狗中间，早已习以为常了。他身穿睡袍，头戴可笑的尖顶帽，脚着便鞋，有时光着脚板，甚至不穿裤子，在街头游来荡去，同时在人家大门口或小铺子边停留下来，乞讨一点小钱。在一个地方人们给他喝克瓦斯，另一个地方给他吃面包，第三个地方给几个小钱，所以回到屋子里来时他通常吃得饱饱，囊中富裕。他随身带回的一切都被尼基塔搜走，成了自己的外快。他做这件事时态度粗暴，十分生气，一面把他的口袋都一只只翻过，呼唤上帝前来作证，说他以后无论何时再也不放犹太佬出门了，还说对他来说不守规矩是世上最坏的事。
莫伊谢伊卡喜欢为别人效劳，他给病友们端水，在他们睡着时帮他们盖上被子，答应从街上给每人讨来一戈比小钱，给每个人缝顶新帽子；他甚至给自己左边的邻床，一个瘫痪病人，用食匙喂食。他这样做并非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某种人道本性的考虑，而是对自己右边邻床格罗莫夫的模仿和不由自主的服从。
伊凡·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一个大约三十三岁的男人，出身贵族，曾经当过法警和省城的秘书，患的是受迫害狂症。他或者把身子蜷缩成一团躺在床上，或者从屋子的一头到另一头来回走动，仿佛是为了活动身子骨，很少有坐着的时候。他总是兴奋、激动和紧张地在期待着某种模糊不清、捉摸不定的东西。只要穿堂里有一丁点窸窣声或外面传来喊叫声，就足以使他抬起头，张耳谛听：是不是冲着他来的？该不是来找他吧？这时他的脸部便出现不安和反感的表情。
我喜欢他那张宽阔、颧骨突出的脸庞，它总是显得苍白和神色凄楚，如同镜子似的，反映出被争斗和持久的惊恐所折磨的心灵。他的面相是奇怪而病态的，然而因深沉和内心的痛苦而落到脸上的细腻的表情，却是通情达理和知书达礼的，而且眼光也是温和而健康的。他本人也叫我喜欢，他彬彬有礼，热忱殷勤，对所有的人都和蔼可亲，只有尼基塔例外。要是有人掉下一个纽扣或调羹，他会迅速从床上一跃而起，把它捡起来。每天早晨他和病友们道早安，就寝时则祝他们晚安。
除了经常的紧张状态和扮鬼脸外，他精神失常还表现在以下方面：有时一到晚上他就把自己紧紧地裹在睡袍里，浑身发抖，牙齿碰得咯咯响，开始迅步从房间的一头到另一头或病床间来回走动。那样子仿佛他得了严重的疟疾。他会突然停下步来仔细瞧着病友们，凭这一点可以看出他想对他们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但是看样子又认为他们不会听他或不会听懂，他于是烦躁地摇着脑袋，又继续走动了。然而不久说话的愿望又压倒了各式各样的想法，他就率性热烈激昂地说起来。他说的话语无伦次、言辞激烈，似乎在说梦话，断断续续，不是时时都能让人听懂，但是从他的话里，从他的言辞和声音里可以听出某种异常美好的东西。他说话的时候您能认出他是个疯子，又是个人。他那些精神失常的话语是难以在纸上传达的。他说到人的卑劣品性，压制真理的暴力，将来会出现在世界上的美好的生活；说到窗上的栅栏，这使他每时每刻都会想到施行暴力的人们的愚钝和残忍。结果这就成了取自未唱完的古老歌曲的一首杂乱无章、不协调的大杂拌。
二
大约二十至十五年前，城里一条主要街道上，在自己的房子里住着一位官员，是个颇有声望、家境殷实的人，叫格罗莫夫。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凡。在念大学四年级时谢尔盖得急性肺结核一命归阴；他这一死仿佛成了骤然降临格罗莫夫家庭的一连串不幸事件的开端。谢尔盖下葬后过了一个星期，年老的父亲因作伪和盗用公款被送上法庭，不久因伤寒死于监狱医院。房屋和一切动产被悉数拍卖，所以伊凡·德米特里奇和母亲就一贫如洗了。
以往父亲在世时，伊凡·德米特里奇住在彼得堡，他在那里上大学，每月得到六七十卢布，对贫困两字毫无概念，如今他不得不使自己的生活发生急剧的变化。他必须从早到晚去为菲薄的报酬上课，去抄写，却仍然不免挨饿，因为所有的劳务所得都寄给母亲糊口了。伊凡·德米特里奇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他垂头丧气，开始委靡不振，然后就抛弃了学业，回到家里。在此地这座小城里他托人情谋得了一个在县立学校教书的职位，但是和同事们相处不好，学生也不喜欢他，不久就丢了这个位置。母亲死了。大约半年时间他没有工作，只靠面包和水糊口，后来去当了法院的庭警。这份差事他一直做到因病解职为止。
他从来就没有给人以身体健康的印象，甚至在念大学的岁月里也是如此。他总是面色苍白，消瘦，易受风寒，吃得很少，睡眠很差。只要喝上一杯酒，他就会头脑发晕，癔病发作。他一直渴望和人们接近，但是由于易于激动的性格和生性多疑，他跟谁也亲近不起来，也没有朋友。对城里的市民他总是不屑一顾，说他们的粗鲁无知和出于本能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使他觉得厌恶和反感。他说话用的是男高音，嗓门大，情绪热烈，而且必定显出怒气冲冲或义愤填膺的样子，或者怀着兴奋和惊讶的心情，但永远是真诚的。不论你和他谈起什么，他往往归结到一点：城里令人感到气闷，生活毫无趣味，社会没有高尚情趣，过着浑浑噩噩、毫无意义的生活，社会又通过暴力和腐化使这种生活呈现各种面貌；卑劣的人锦衣玉食，诚实的人食不果腹；需要办学校、诚实报道的地方报刊、剧场、公众朗读会，需要知识力量的团结；需要让社会认清自我并大吃一惊。他在自己关于人的议论中加入了浓重的色彩，只有黑白两色，不承认任何色差；人类在他那里只分为诚实和卑劣的两种人，居中者是没有的。谈到女人和爱情时他总是很热烈，很兴奋，但一次也没堕入过情网。
尽管他言辞激烈，又有点神经质，人们还是喜欢他，背地里亲切地称他为瓦尼亚。他与生俱来的彬彬有礼，热心殷勤，作风的正派，精神上的纯洁和破旧的西服，病态的面容和家庭的不幸，都激起人们美好、温和与忧伤的感情；另一方面他受过良好教育、博览群书，按照城里居民的看法还无事不晓，是一个类似活词典的人物。
他读得很多。常常这样：他一直坐在俱乐部里，神经质地揪着胡子，不停地翻阅着期刊、书籍；从他的面部可以看出他不是在阅读，而是稍有点懂便吞食了下去。应当认为阅读是他病态的习惯之一，因为任何到他手边的东西，甚至隔年的报纸和历本，他都一样如饥似渴地抓来就看。在自己家里时他总是躺着阅读。
三
在一个秋天的早晨，伊凡·德米特里奇竖起大衣的领子，沿着街巷和户外的空地踩着泥泞的地面啪哒啪哒地走着，按一份法院的执行书去一个市民家收钱。一如往常，每逢早晨他的心情总是闷闷不乐的。在一处街角他遇见两个戴着手铐的被拘捕的人，被四个带枪的押送兵押解着。以前伊凡·德米特里奇遇见被拘捕的人的次数多得很，每次他们都在他心里激起同情和不自在的感觉，而眼下这次相遇却在他身上产生了独特的、奇怪的印象。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觉得他也有可能被铐起来，也以这种方式踩着泥泞的道路被送进监狱。到过那个市民家后，在回家的路上他在邮局附近遇见了一个熟悉的警监，后者向他问了好，还和他在街上一起走了几步，不知什么原因他竟觉得此事值得怀疑。在家一整天，他脑子里始终忘不了那两个被拘捕者和带枪的士兵，一种朦朦胧胧的内心恐惧使他无法阅读，心思也无法集中。到傍晚他没有点灯，夜间也没有入睡，一直在想他可能被逮捕，被戴上手铐，关进监牢。他知道自己没有背上任何罪名，而且可以保证今后永远不会去杀人，去放火，去偷窃；然而偶然的、身不由己的犯罪难道不是容易的事吗？再说难道不可能出现栽赃，最终导致法庭错判的事吗？千百年来民间的经验教诲人们不要发誓说自己永远不会讨饭和坐牢，这可不是毫无道理的。而法庭错判在如今的司法程序中是非常可能的，这中间什么事都难以预料。与他人的苦难具有公务、业务关系的人们，例如法官、警察、医生，天长日久，由于习惯成自然，已经磨炼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他们对待自己的当事人的态度，除了表面应付，不可能有其他；从这方面说，他们和在农舍后面荒地里宰羊杀牛而对满地血污视而不见的农民毫无区别。在对人采取表面应付、冷漠无情态度的情况下，要使一个无罪的人丧失全部财产权并被判服苦刑，法官只需要一样东西：时间。只需要履行某些手续的时间，为这些手续法官将被付给报酬，然后万事大吉。然后你在这个肮脏泥泞的小城，远离铁路二百俄里以外的地方寻求公正、保护去吧！而且当任何一种强权被社会作为一种理性、相宜的必要性而接受的时候，当任何一种仁慈的行为，譬如宣判无罪，会引起一系列不满、复仇情绪爆发的时候，去思考公正两字不显得可笑吗？
清早伊凡·德米特里奇从床上起身时心中惊恐万分，额头上直冒冷汗，他已完全确信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捕。他想既然昨天的那些沉重的想法在他身上那么久都摆脱不了，那就是说其中有点真实的成分。事实上这些想法钻进脑子里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
一个警察从容地从窗外走过：这可不是毫无缘由的。你看有两个人在屋子旁边停留而且不说话。他们为什么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