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吃完午饭出来散散步，就顺便走了过来，这您看见了，”医生说。“完全是春天啦。”“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凡·德米特里奇问。“是啊，三月底啦。”“外面地上还泥泞吗？”“不了，不太泥泞了。花园里已经露出了小路。”“现在乘车到城外哪儿走走才好呢，”伊凡·德米特里奇说道，一面揉着自己那双发红的眼睛，仿佛刚睡醒似的，“然后回家，走进温暖舒适的书房，接着到一个像样的医生那里治头痛病……我很久没有过人一样的生活了。这里，真讨厌！讨厌得叫人受不了！”
经过昨天的兴奋激动，他疲倦了，没精打采了，懒得说话。他的手指在颤抖，从脸色看得出他正头痛得厉害。“温暖舒适的书房和这间病房没有任何区别，”安德烈·叶非梅奇说。“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的身外，恰恰在他内心。”
“也就是，怎么说？”“一般人期望从外部，也就是从马车和书房得到好的或坏的东西，而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则从其自身。”“您到希腊宣传这套哲学去，那里气候温和，酸橙花飘香，这里的气候对它不合适。我跟谁说过第欧根尼来着？跟您是不是？”“是的，昨天。”“第欧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房屋。没有这些那里已够热的了。让自己躺在木桶里，嘴里吃着橙子和油橄榄果吧。如果把他带到俄国来生活，那他不用到十二月，到五月就要求进屋去了。恐怕身子要冷得缩成一团了。”
“不。寒冷和任何一般的疼痛一样，也可以不去感知它。马可·奥勒留说过：‘疼痛是生命体关于疼痛的一种印象：通过意志的努力改变这个印象，抛弃它，停止诉苦，疼痛便消失了。’这是正确的。圣贤或简单说善于思考、思想深刻的人的特点就在于他蔑视苦难；他总是心满意足，对什么也不觉奇怪。”
“就是说我是白痴，因为我受苦受难，心怀不满，对人的庸俗性感到奇怪。”
“您这样想是无用的。如果您经常去深入思考，您就会明白，外部那一切使我们激动不安的东西是那么的微不足道。需要努力去感悟生活，而在这感悟中就会有真正的幸福。”
“感悟……”伊凡·德米特里奇皱起了眉头。“外部的，内心“……对不起，这些事我不理解。我只知道，”他一面站起来一面气呼呼地望着医生说，“只知道上帝用热血和神经创造了我，是的！有机组织如果是有生命力的，那么它对各种刺激应当有反应。我就有反应！对疼痛我报以叫喊和眼泪，对下流行为，我表示愤怒，对卑鄙的事情，我表示反感。我认为，从本义讲这就叫做生命。有机体越低级，它的敏感度就越小，对刺激反应也越弱；越高级，那么它对现实的反应就越敏感和强烈。怎么不知道这个道理呢？一个医生，竟然连这样的小事也不知道！为了蔑视苦难，永远知足和对任何事情不觉得奇怪，就需要到达这种状态，”说着伊凡·德米特里奇指了指长满一身肥肉的胖农民，“或者用苦难磨炼自己，直至对它失去感觉的程度，换句话说，就是停止生存。请原谅。我不是圣贤，也不是哲学家，”伊凡·德米特里奇激动地往下说，“对此我一无所知。我不会讲大道理。”
“相反，您讲的道理十分精彩。”
“您拙劣地效仿的斯多葛派哲学家都是些杰出的人，然而他们的学说在两千年前就僵化了，没有点滴进步，也不会进步，因为它不切实际也没有生命力。这种学说只在少数人中间获得成功，这些人在对形形色色的学说的深入钻研和细细品尝中度过生活，大部分人不理解这种学说。鼓吹对财富和舒适的生活无动于衷、对苦难和死亡不屑一顾的学说，在数量巨大的多数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无论财富还是生活的舒适，大多数人从来就没有领略过；而对苦难不屑一顾，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对生命本身不屑一顾，因为人的整个生命体就是由对饥饿、寒冷、屈辱、丧失和哈姆雷特式的面对死亡的恐惧的感觉构成的。全部生命就存在于这些感觉之中：可以因它而苦恼。可以对它仇恨，但不是蔑视。是的，所以我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永远不会有前途，从世纪初至今，人们一直在鼓吹斗争、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反应的能力……
伊凡·德米特里奇突然失去了思维的线索，停了下来，懊丧地擦了擦前额。
“我想说一个重要的话题，可是说离题了，”他说。“我说什么来着？对了！我说的就是这件事：有一位斯多葛派学者为了替自己的一个近亲赎身，将自己卖身为奴。您看到了，就是说连斯多葛派学者也对刺激有反应，因为为了做出舍己为人这样一个宽宏大度的行为，需要一个充满激愤之情、富于同情的心灵。我在这里的监牢里把曾经教过的一切都忘了，否则还能记起什么来。”
基督被捕的事吗？基督对现实的回答是哭泣、微笑、忧伤、愤怒，甚至怀念；他并未含着笑容去迎接受难，也不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园里祈祷让这杯离开他。伊凡·德米特里奇笑了起来，坐了下去。“就算安宁和满足不在他的身外，而在他自己内心，”他说。“就算需要对苦难不屑一顾，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到奇怪。可是您凭什么来宣扬这一点？您是圣贤？哲学家？”“我不是哲学家，但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宣扬这一点，因为它合乎情理。
“不，我想知道为什么在理解，对苦难的蔑视和其他的问题上您把自己看做行家里手呢？难道您曾经遭受过苦难？您有关于苦难的概念？请告诉我：您小时候受过鞭打吗？”
“不，我的父母对体罚是反感的。”
“可我的父亲曾残暴地打过我。我父亲是个专横、患有痔疾的官员，有一个长长的鼻子和黄黄的脖子。不过我们要谈的是您。您一生中没有人用手指碰过您一下，没有人吓唬过您，把您打得畏畏缩缩；您像一头牛那样健壮。您在父亲的卵翼下成长，靠他供给您读书，然后马上到手一个待遇优厚的挂名差事。二十多年里您都住在免费的公寓里，有取暖装置、照明设备，有仆役，同时有权随心所欲地工作，即使什么事也不做。您生来是个懒散、意志薄弱的人，所以努力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什么也不用您担心，什么也不会使您稍有动弹。您把事情交给医士和其他一些浑蛋去办，自己则坐在暖和安静的地方，积攒钱财，阅读书籍，陶醉于沉思各式各样高雅的荒唐事，而且（伊凡·德米特里奇望了望医生的红鼻子）喝啤酒。总而言之，您没有见识过生活，没有完全认识它，您对现实的认识也仅仅是在理论上。而您蔑视苦难，什么也觉得不足为奇，凭的就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理由：尘世的空虚，对生、苦难和死的蔑视、理解，真正的幸福———这一切都是最适合俄罗斯懒汉的空头议论。比如您看见农民殴打妻子。管他干吗？让他揍去吧，反正两个人早晚都会死的；而且打人的人以他的殴打行为所侮辱的不是被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的，有伤大雅，但是喝酒会死，不喝酒也会死。一个婆娘来了，害牙痛病……这算什么呢？疼痛不过是关于疼痛的印象，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疾病你就活不下去，我们都会死去，所以婆娘你滚吧，别打扰我思考和喝酒。一个年轻人请教怎么办，如何生活，要是换一个人在回答前会沉思起来，而这里却已有现成答案：努力去理解和追求‘真正的幸福’。而这虚无缥缈的‘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当然答案是没有的。我们被拘禁在这栅栏里面，忍受煎熬，受尽折磨，而这却是美好和合乎情理的事，因为这间病房与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并无任何区别。真是适宜的哲学：既无事可做，良心又很纯洁，还觉得自己是圣贤……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维，不是视野开阔，而是懒惰、是江湖骗术、是昏睡……是的！”伊凡·德米特里奇又变得很生气。“您蔑视苦难去吧，说不定您被门夹了手指，那时您就会放开嗓子啊的一声叫出来！”
“也可能我不叫，”安德烈·叶非梅奇温和地莞尔一笑说。
“那当然啰！如果您突然间得了瘫痪症，或者假设有个傻瓜或无耻之徒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头衔当众羞辱您，而您知道他会平安无事不受惩罚，这时您也许就明白了什么叫让别人去寻求理解和真正的幸福了。”
“您的想法非常独特，”安德烈·叶非梅奇满意地笑着，搓着双手说道。“您身上善于总结的天赋使我甘拜下风，而您刚才为我作的评语简直是出色的。老实说，和您谈话使我得到巨大的快慰。好吧，我倾听了您的意见，现在请您也听听我的吧……”
十一
这次谈话又延续了大约一个小时，看样子给安德烈·叶非梅奇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开始每天往侧屋里走。每天早晨和午后他都到那里去，而且经常在与伊凡·德米特里奇的交谈中迎来昏暗的暮色。起初伊凡·德米特里奇见着他有点怕生，怀疑他居心不良，公开表示对他的反感，后来对他习惯了，于是对待他的态度也由激烈变成了宽容而含讥刺的神态了。
不久医院里传开一种流言，说安德烈·叶非梅奇医生开始经常拜访六号病房。任何人—无论医士、尼基塔还是助理护士，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他常往那里去，为什么他在那里一坐就是整整几个小时，谈些什么内容，为什么不开药方。他的行为看起来有点奇怪。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在他家里经常见不到他，这样的事以前从来没有过，达里尤什卡也很为难，因为医生喝啤酒已经没有固定时间，有时连午饭也赶不上。
一次，这是六月底的事了，霍鲍托夫医生因事来找安德烈·叶非梅奇。由于家里没见着他，就到院子里去找。在那里有人告诉他说老医生去看精神病患者了。走进侧屋，在穿堂间停下脚步时霍鲍托夫听到了这样的对话：
“我们永远不会取得一致。您要使我接受您的信仰是做不到的，”伊凡·德米特里奇激动地说，“您根本不了解现实，您从来没有受过苦，而只是像橙足负泥虫那样在他人痛苦的旁边觅食维生，我呢，从出生至今不停地在受苦。所以我坦率告诉您：我认为自己比您高明，在各方面也更精通。轮不到您来教训我。”
“我完全没有要您接受我的信仰的意思，”安德烈·叶非梅奇说的时候声音轻轻的，怀着因为别人不愿理解他而遗憾的神情。“问题不在这里，我的朋友。问题在于您受过苦，而我没有。痛苦和欢乐是暂时的，咱们别去管它们，上帝和它们在一起。问题在于我和您都在思维，我们彼此从对方身上看到有能力思维和推理的人，这一点就能使我们取得一致意见，不管我们的观点有多大的区别。要是您知道，我的朋友，凡是狂妄、平庸、迟钝令我多么厌恶，每次和您交谈我又是多么快乐，该有多好！您是个聪明的人，您使我不胜快乐。”
霍鲍托夫把门推开一俄寸①宽的缝，向病房里张了一眼。伊凡·德米特里奇戴着尖顶帽，安德烈·叶非梅奇和他并排坐在病床上。疯子装着鬼脸，抖抖缩缩地用睡袍紧裹着身子，医生坐着纹丝不动，他的脸色红红的，显出无奈、忧郁的神情。霍鲍托夫耸耸肩，冷笑一下，和尼基塔交换了一下眼色。尼基塔也耸耸肩。
第二天霍鲍托夫和医士一起来到侧屋，两人站在穿堂间偷听。
“我们这位老爷子完全吓破胆了！”霍鲍托夫从厢屋出来时说。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吧！”衣着讲究的谢尔盖·谢尔盖依奇说，一面小心地绕过一片小水洼，以免弄脏了擦得锃亮的靴子。“说实话，尊敬的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我早就料到会出这种事！”
十二
打这以后安德烈·叶非梅奇发觉周围有了一种神秘气氛。勤杂男工、助理护士和病人遇见他时用一种疑问的眼光看着他，然后就窃窃私语。小姑娘玛莎是总务主任的女儿，他很喜欢在医院的花园里见到她，现在当他笑吟吟地靠近她走去，想抚摸一下她的小脑袋时，不知为什么她从他身边逃了开去。邮政支局局长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在听他说话时已经不说“完全正确”了，而是露出难以捉摸的尴尬表情，喃喃说道：“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若有所思、神情凄楚地望着他。他不知什么缘故开始劝说自己的朋友戒绝伏特加和啤酒，不过作为态度委婉的人，这些话他没有直说，而用暗示，有时讲述一个营长，是个挺不错的人，有时讲述一个团的神甫，是个可爱的年轻人，他们两人都喝酒而且害了病，但是戒酒以后就完全康复了。同事霍鲍托夫也来看过安德烈·叶非梅奇两三回；他也劝他放弃酒精类饮料，而且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建议他服溴化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