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 薇
第一中学
我们家楼下有个卖唱艺人，天天晚上抱着把破木吉他，用模仿出来的沧桑唱着二十年前那些歌唱理想、歌唱爱情、歌唱家乡的曲子，风雨无阻。埋在卷子堆里的我天天晚上就在他的歌声里与理化题纠缠。我想象着他大概三十多岁，胡子拉碴，留着不修边幅的长发，就像一个卖唱艺人在人们心中的惯有形象一样。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歌唱家，他总是在晚上来，直到凌晨离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想起卖唱艺人，我总是要想起翠翠。
同我住在一个小区的翠翠是我的同学，像初生的小牛犊一样黝黑而健壮，有着黑白分明的、细长的眼睛，笑起来很爽朗，露出一口小白牙。这些特质放在男生身上顺理成章，而翠翠是个女生，还有个风姿绰约的名字。我决定叫她翠翠，是因为在沈从文的《边城》里也有一个黝黑的少女，单纯而健康得就像一头初生的小牛犊。
作为一个不努力的学生，我在这个学校只能凭点小聪明混个中不溜，成绩不好不坏，父母不算严苛，日子过得倒也惬意。而翠翠不一样。翠翠是那种凌晨起来背英语单词的孩子，会在迎风晨跑的时候默念一个又一个我不屑去记忆的化学方程式。我翻阅过（当然也抄过）她的数学练习册，字迹不算清秀，却是整整齐齐、一笔一画，认真得近乎虔诚地写在纸页上。其中难免有错，毕竟翠翠不是那种天资聪颖的女孩。看到那些修正带反复重叠的地方，我都能想到她是怎样皱着眉头，苦恼地抓抓头皮。
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总是对未来有着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语数外理化史地政生的压制下，过剩的精力和荷尔蒙顺理成章地转化成一个个肥皂泡一样五彩缤纷的梦境。有一天傍晚，我和翠翠还有几个同学一起乘地铁回家。不算拥挤的车厢里，我们的话题很快就从“明天考试的范围”转移成了“遥遥无期的明天”。有一个女生说，想做时新的家居设计师，有人想出国，有人干脆听从父母的安排。而我，大家默认跳过了，“她嘛，总是要舞文弄墨写写文章的。”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了翠翠。翠翠说：“我想当个医生。”她的脸蛋发红，不是出于害羞，而是因为兴奋。刚才说想出国的人说，医生好啊，国外医生社会地位很高的。还没讲完就有人插嘴道，家里有个医生以后看病可方便了，都不用挂号。也有人提反对意见说，医生有什么好，几乎没有休假，忙也要忙死，治不好还要被患者骂。七嘴八舌中翠翠的脸很快就成了紫酱红色，她断然摇摇头说：“这些我倒是没有考虑过。”我抿了抿嘴，没有说话。
在其他人暗自奇怪着的时候，只有我知道翠翠为什么想要学医。
夜幕逐渐降临，同学陆陆续续地下了车。我和翠翠并肩走在飘着细雨的回家路上，经过一段沉默，我先开了口：“翠翠，你妈妈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如同以往，翠翠还是淡淡地说：“还好吧，对于她这种情况，没有恶化就已经是最好啦。”
此刻我的心情很复杂。我用一个未经过风浪的十七岁女孩能有的最复杂的眼神看了身旁的翠翠一眼，继续将沉默拉到我们之间。
那一天，小区门口的小花园前来了一个卖唱艺人。那是一个没比我们大多少的女孩子，脸蛋被冻得通红，用一个旧话筒唱着大概是自己写的歌，脚下的琴盒里撒着些许零钱。我本想无视她，直奔开着空调的家和热饭菜，而翠翠径直走了过去。
而那个卖唱的女孩，却并没有因为有人在听她唱歌而唱得更卖力。仍然是认真却不着调的唱腔，哑掉的嗓子掩盖不了声音原本的清澈和稚嫩。我听出来了，她唱的是《因为爱情》。“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我不知道这首上了年纪的情歌在翠翠心里起了什么微妙的化学反应，因为当她转过头来的时候，用哽咽的声音对我说：“我好感动啊。”就把零钱包里所有的零钱都给了这个陌生女孩。
在即将分别的时候，翠翠用她那招牌式的活泼笑容对我笑了一下，露出一口小白牙。她说：“去他的考试吧，明天我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反正先走起来再说。”
自认为肚里颇有墨水的我没有听懂她当时这句话的涵义。反正那个卖唱的女孩也没有来过第二次。
一星期以后，翠翠的妈妈去世了。
就像我不知道年轻的翠翠为什么会被中年人的情歌打动，同样我也不知道，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她拼命学习的动力，她想要成为医生的原因，她的妈妈去世这一事实对她的打击和影响。那之后没有人敢向翠翠提起这件事情，而翠翠也争气得像个坚强的女孩，出色地完成了期中考试。也许是太坚强了，在众人关心和探究的目光下，翠翠始终没有露出一丝伤心的破绽，依然是仔仔细细地完成作业，依然是在操场上飞奔，该笑的，该玩的一点都没有少。她甚至振作精神安慰父亲，带这个疲惫的男人去看电影放松心情。久而久之，大家都把这件事情淡忘了，继续赶着自己的路。
反正没有人看到她的伤痛。
而翠翠，也只是把最后一张全家福小心地收进钱包，常常在下课别人注视不到的角落拿出来看。
年轻的日子总是挥霍得特别快，当我们在一节又一节午后的政治课上打盹儿的空隙里，冬天就即将要过去了。我们偶然抬起头开个小差，惊讶地发现窗外已经是春天。翠翠已经很久没有跟我同路回家，而当我路过她家住的单元楼时，却发现门口贴上了1205的出租信息。而那原来是翠翠的家。
哦，原来翠翠搬家了。
我模糊地想起在去年的冬天，那个曾经感动过翠翠的卖唱女孩，和翠翠曾经说过的明天。现在想起，那仿佛是一个暗示。
我最后一次见到翠翠的时候，是她在暑假前请我到她的新家去玩。当我提着一袋袋水果和补品，犹豫着该用什么样的神情走进家门的时候，听到了门内翠翠结实的脚步声，然后是那张熟悉的笑脸。翠翠的父亲，那个印象中灰白头发，总是非常疲惫的男人也露出了高兴的表情：“哎呀，还带这么多东西，快进来坐坐。”翠翠有些不好意思地清开沙发上堆放的杂物，说：“不好意思，地方也就这么大了，你就将就一下吧。”
我环顾四周，发现这是一间很简陋的出租公寓。墙壁潮湿的地方已经发黑，连接天花板的部分又有裂痕，都用白色颜料细心地粉饰过去。父女俩的东西不多，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见缝插针地摆放着，电视机上还摆放着饰品。我有些心酸，又很高兴，翠翠把这个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我在翠翠家吃了一顿简便的晚餐，翠翠亲手做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她家吃饭。
那个暑假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翠翠。
上海有史以来最漫长的夏天也会过去，变成青春的淡淡一笔。新的教室还是原来的座位，原来的老师，原来那些人，只是没有了翠翠。我惊诧地询问身边的同学，却被告知：“你不知道吗，她在暑假就已经回老家了。”
有个什么作家曾经说过，所恋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而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依恋，在离开这座城市时浮现在脑海中的，可能也只是这座城市的某个季节，某家餐馆，某个人。对于翠翠来说，她的妈妈已经回了老家，沉睡于故乡土地绵延的青草之下。
不知又过了多久，我收到了一张来自山东的明信片。上面是绵延不绝的草地和结满果实的苹果树。明信片的背面，翠翠用她惯有的笨拙字迹，一笔一画认真地写着：“多年以后，等我们都毕业了，你是作家，而我是医生。我们都要努力，相信梦想，相信明天。”落款是“你永远的好朋友翠翠”。
翠翠特别感动我的，也许只有一件事，不仅仅是为母亲立志学医，而是如何将脆弱的自己封存，用笑脸撑起一片天，把悲痛化作梦想的燃料。她还是如此执著、如此热烈地相信着梦想和明天这两个虚无缥缈的名词。
现在想起翠翠，也只是模糊的轮廓下，一双黑白分明的笑眼。她是如此平凡，当她走进茫茫的人海一个转身我就找不到她了。她如此不平凡，而我又不能说出她的特别之处，也许只是那双眼黑和眼白特别分明的双眼。
我不记得她令我感动到大哭，但我记得这个看似无坚不摧的女孩子其实连菜场杀鸡都看不得，别提生离死别。我不能想象她是怎么撑起自己，撑起一个小小的家庭，直到她离开，我才惭愧地发现自己对翠翠的了解实在太少了。
我也许不知道关于翠翠的许多事，但我知道她是多么心软又害怕离别。所以她故意不告诉我自己搬家的事情，不告诉我她即将要去远方。我们至今还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行走着，穿过绵延无尽的草地，路过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坐下来歇歇的时候，会听到同样来自远方的浪人的歌声。我们是这样年轻，时间好像挥霍不完。
那个卖唱的女孩，她现在在哪里？她的行李简单，她要到哪里去？她和我们同样的年轻，为何又唱着那些不属于自己年龄的歌曲？
在没有细雨也没有与同伴同行的傍晚，我走在回家路上。快到家门口，我第一次看见了我们家楼下这个卖唱艺人的真容。我停下脚步，细细聆听，然后发现自己已经哽咽。
“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
“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李健皞
格致中学
我在一个南方的小城市长大。小城市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小小的，没有北方城市那样大气宽阔的八车道大马路，也没有像地铁车厢里紧挨着的人们那样挤挤地竖成一堆的钢铁大楼。自然，我的小学校园也是小小的。在这小小的校园门口，有个同样极小的房子。那是一个老校工，也是我们的门卫的岗亭，也是他的家。
我至今不知道老校工的全名，只知道他似乎姓王，因为学校里的所有人，包括校长，都只管他叫“老王”，然而就连这短短两字的称号，也并不经常从学生们的嘴里听见——老王长得很黑，身材矮胖，属于长相极不讨喜的那种，因而引起学生们的厌恶。至于老王的其他事情则基本都是传言——似乎他还有一个弱智的儿子。
当时学校中午是放学的，每到接近下午上课的时候，学校门口总是聚集了许多早早到校门口的孩子。南方天气温暖，冬天还好说，一到夏天的午后，火辣辣的太阳刺在人身上直教人皮肤生疼，连街上所有暴露在阳光下的金属制品也都像炉上的锅似的，光是靠近就觉得烫手。在这恼人的环境中，就连成年人都尚且觉得心情烦躁，更何况一群精力过剩的小学生？似乎也就是为了排解身上和心中的恼火，常常有几个特别出众的顽童，看着上课的时间一点点接近，可老王还没来开门，便双手抓住校门——这时他们大概不觉得校门烫手——一边使劲地摇晃，一边大喊着自创的儿歌：“老狼老狼几点钟？”其实这原本是捉迷藏时用的歌诀，可用在此处却是意外的合适——况且，“狼”与“王”本就谐音，拿来调侃老王可谓是绝妙。这句歌诀是如此的久经传唱，以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我们的门房是姓狼，而非王，并且因此感到可笑了好长一阵子。
至于老王那边呢，每当有学生在校门口进行着如此嚣张的表演时，总是要怒气冲冲地跑出来，而他腰间挂着那串大概能开全校所有锁头的大钥匙串，也跟着他矮胖黝黑的身躯一并随着怒气颤抖着。接着，他便像赶鸭子一般把扒在铁门上的孩子们赶下来。有时他立刻把门打开，而有时也许实在气不过，便又转身回到他的那个小屋里头去，等到午后的骄阳把门外的一群人都烤蔫了，方才一副得胜者的表情来开门。开门后的情景则更为有趣：随着铁门渐渐打开，刚才晃门晃得最凶的几位便一马当先地挤过门缝，紧接着使出全身的力气往学校里冲，而门外的也有了样子可学，唯马首是瞻，一窝蜂冲进学校。老王身材不高，每当此时便像站在齐胸高的洪水中，一边嚷着“不要跑不要挤”之类的，一边努力地拨开人流往他的小屋里走。
说句实话，我在那些死命摇铁门的孩子中间，也算是十分卖力的一个。要说动机也确实可笑：就我本人来说，并不能从对老王的调戏中获得些许的快乐，然而我当时在班级中并不算十分讨人喜欢，尤其是那一群住在学校附近的低矮住宅楼里，自幼缺乏管教的孩子眼中。于是我与他们一起摇门这件事便成了我当时的一个向他们示好，表明希望同他们搞好关系的举动。当然，这样的难言之隐只有我一个人清楚，我也很清楚老王绝对认得我，知道我是每天中午搅得他心烦意乱的元凶之一。
不过大概是应了“恶有恶报”这一个说法吧。照例是一个炎热的午后，照例是我们几个拼命摇门的孩子，照例是老王满脸不耐烦地来开门，然而在挤过门缝的时候，我却不知被谁碰了一下，本来全部向前的冲劲突然变成了全部向着斜下方。连我自己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重重摔在地上。看着一起挤进门的同学们已经跑远了，我便也试着从地上起来，可脚踝处传来的脱力感把我留在了原地。后面的人还在往上冲，我却被一双强有力的手拉到了门边，待我扭头去看那位好心人的脸的时候，却僵在原地：那是老王的脸。因与老王近距离接触而感到十分紧张的我立刻做好了挨一顿骂的准备，然而和我所熟知的老王那张充满了不耐烦和沧桑的脸不同，此时老王的脸上只剩下关切的神情。
“你的脚，没事吧？”他很小心地问我，似乎稍大一些的声音都会加重我脚上的异常一样。顺着他的目光，我也往自己的脚踝看去。然而这一看不要紧，我却被自己吓到哭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