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统一是通过和平的和自由自决的方式实现的，这是值得称道的。塔斯社政治评论员安齐费罗夫在10月3日统一的当天这样写道：“欧洲的版图上一夜之间少了一个国家，民主德国将其生命献给了新的统一的德国。在欧洲现代史上，国家的合并没有伴随痛苦和流血，这还是第一次。德国节日般的庆典(气氛)也是第一次没有被失败者的呻吟和他们表现出的敌意与复仇的渴望所冲淡。”诚然，德国的重新统一也是通过西德兼并东德的方式实现的。10月2日23时55分，即10月3日零时统一庆典开始前5分钟，以锤子、麦穗和圆规代表工、农、知识分子的东德国旗，从勃兰登堡门和所有政府机构的建筑物上降下，西德的黑、红、黄三色国旗随即升起。几乎在同一时刻，飘扬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前的东德国旗也降了下来，东德从此从国际大家庭中消失了。德国的统一是以东德的消亡而实现的。在柏林帝国大厦前的广场上，既能看到成千上万人在狂欢，也能见到不少人在踱步、在深思，脸上流露出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无法掩饰的困惑和对未来的惆怅。
德国曾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德国的分裂与统一都会引起世人的特别关注。德国的分裂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起着直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德国的统一同样会对欧洲和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两德统一以后，国土面积为35．7万平方公里，虽不算很大，但它拥有将近8000万人口，3630万劳动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从军事上看，西德是北约中除美国之外实力最强的，东德在华约内军力仅次于苏联。统一后的德国横跨中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拥有一支令人生畏的高度现代化的军队，拥有各种现代化的常规武器，拥有能够很快研制、生产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设备。再从经济实力来看，两德原来都属于世界十大工业国。西德被称作欧共体的“火车头”，其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对外贸易以及黄金外汇储备，在欧洲国家中都是首屈一指。统一后的德国工业生产相当于英、法两国总和，无疑将成为主宰欧洲的经济力量，也将是一个世界经济强国，与美、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种大势必将会引起欧洲邻国的疑虑和担心。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其“铁女人”的独特个性率直地说，德国将在欧洲占支配地位，英国的任务就是要防止发生这种情况。德国会不会在欧洲占支配地位，英国有没有能力制止这种情况发生，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德国在欧洲和世界上究竟会扮演哪种角色，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做出最符合实际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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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0月4日，即德国统一后第二天，德国总统、总理、外长相继在全德议会上发表讲话，一致强调德国作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应当面向全球”，“扮演世界性角色”，“履行其全球责任”。德国是个大国，要求发挥与其实力和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原在情理之中。问题是发挥什么样的“大国作用”，承担什么样的“全球责任”。如果像美国那样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去“领导世界”，去“主导国际事务”，那就糟了。这是穿新鞋，走老路，是极其危险的。德国的名声比日本好。德国领导人对历史问题认账，并承担全部责任，该认罪的认罪，该道歉的道歉，该赔款的赔款。勃兰特总理1970年12月在波兰无名烈士碑前下跪谢罪的情景，世人至今还清晰记得。人们原谅德国，尊重德国。人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统一后的德国能利用其全部资源，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成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的力量。
）第三节两德合二为一的四大原因
两个德国互为对手、相互对峙了几十年，竞奇迹般地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实现了重新统一，令世人惊叹。两个德国为什么能重新统一?它需要具备哪些主客观条件?这些问题很值得研究。笔者认为，两个德国重新统一的原因至少有四条：第一，国际大气候发生了变化，东西方关系出现了缓和，苏联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双重作用下；东欧发生剧变，波兰、匈牙利相继易帜变色，进而引发了东德的动乱，为统一提供了可能。第二：东德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坚决反对统一到愿意与西德合并。面对动乱和危机，东德党内高层出现严重分歧，。决策频频失误，导致其执政地位严重削弱，最后丢权下野，完全丧失了在统一问题上的发言权。新上台的政党旋即向西德示好，双方在统一问题上一拍即合。第三，苏联的妥协退让。，由坚决反对两德统一到为统一开放绿灯和“铺平道路”。第四，西德不失时机，全力推动统一进程，凭借雄厚财力，大把撒钱，使“统一机器”高速运转。
以下是这四个原因的进一步阐述。
一、国际大气候的变化
东、西德两个德国的成立，是东西方“冷战”的产物，也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需要。这就是说，德国一分为二是与国际大气候密切相关的。同样，两个德国的重新统一也需要适宜的“气候”。如果东西方继续紧张对峙，德国统一便无从谈起。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长期的冷战和军备竞赛使苏联这个帝国精疲力竭，国力式微。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和挽回政治颓势，使苏联重新赢得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地位及争霸优势，1985年3月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大力推行其改革路线：对外实行战略收缩，主动同西方搞缓和，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进行多方面的合作，放松对东欧“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控制，支持它们搞改革；对内则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的集权政治体制。
戈氏的改革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兴趣和关注，它们趁机加强了对东欧的和平演变攻势，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宗教、新闻等各个领域对东欧进行全面渗透。美国明确要求戈氏承诺不使用暴力镇压东欧的自由化，美则答应不利用东欧的变化来损害苏联的利益。就在戈氏的“改革新思维”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双重作用下，东欧出现了剧变，波兰和匈牙利首开其端。1989年1月1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十中全会。经过三天的激烈辩论，全会通过了“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决议。据此，反共的团结工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和独立的工会组织得以合法化，取得了与官方工会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地位。美联社1月22日评论，这在共产党政权的“历史上前所未有”。接着，根据波党十中全会的决议，波党与团结工会、教会等各方面的代表举行圆桌会议。会议决定，波兰实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这年9月，团结工会取代共产党执掌政府大权。这是战后波兰乃至整个东欧出现的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领导的政府。东欧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与此同时，匈牙利的形势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1989年2月10一11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举行中央全会，大会宣布：匈牙利实行多党制。匈党总书记格罗斯说，匈党“不仅支持和接受多党制，还要率先实行多党制”。匈党的这一重大决策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3月8日发表文章指出，匈党的决定表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出现了方针性转变，“标志着东欧政治生活中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波兰和匈牙利都是东德的近邻。一个大搞政治多元化，一个痴迷于多党制，这股强劲的“改革”和“自由化”之风必然要越过边界吹到东德，使东德的持不同政见者深受启发和鼓舞。他们游行示威，要求当局向波、匈学习，搞多党制和市场经济。从这年8月底开始，“新论坛”、“民主觉醒”等反对派组织纷纷登台亮相。他们发动、组织民众上街，大搞街头政治，向当局不断施压，使当局十分头疼。东德政局的持续动荡不仅给政府出了难题，也为两德统一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二、东德态度的根本性转变——从坚决反对统一到愿与西德合并
在两德重新统一问题上，西德的态度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即使是在最困难、统一最没希望的时候，也不轻言放弃统一。问题在东德。虽然东德在建国初的一段时间里，也曾把恢复国家的统一作为最高的奋斗目标，并为此提过一些建议，但在1955年两个德国分别加入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后，东德便逐渐放弃了统一的口号。尤其是在1961年8月“柏林墙”修建以后，东德再也不愿与西德谈统一。东德不愿统一，反对统一，原因有两个：其一，两德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其二，东西德实力不对称。1970年3月，东西德总理在埃尔福特举行会谈，东德部长会议主席斯多夫对西德总理勃兰特说：“两个主权国家是不能合二为一的，因为对立的社会制度不能合二为一。”1971年东德党召开“八大”，德党第一书记昂纳克在会上提出了“两个民族论”。他说，在西德“继续存在资产阶级民族”，而东德“正在形成社会主义民族”，它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西德“划清界限”。根据昂纳克这番讲话的精神，1974年东德修改宪法时，删去了所有“德意志民族”、“重新统一”这样的提法。进入80年代以后，东德反对重新统一的态度更加坚定，调门也更高。1987年9月，昂纳克应邀访问西德，他不仅要求西德给予全套国家元首的礼遇，而且在那里发表讲话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就像水与火一样不能相容”，德国问题“已经以德国的最终分裂而获解决”，完全排除了统一的可能性。听了昂纳克的这番高论，恐怕连最乐观的人也不敢断言在他有生之年能看到德国的重新统一。
东德对统一的态度，说到底是东德执政党也就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对统一的态度。可以肯定，在东德党大权在握、说话算数的时候，德国统一是不可想象的。这好比一对男女谈恋爱，男的要结婚，态度很坚决，但是女方不同意，这个婚就结不成。在统一问题上，光有西德一家的热情是统一不了的。如果说，德国一分为二既不是东德的过错也不是西德的过错，德国人是无辜的，因为人为刀俎，他们为鱼肉，那么两个德国合二为一则必须有东德和西德的参与，缺一不可。否则，“统一”这台戏就没法唱。
要让东德积极参与两德统一进程，首先必须让其转变对统一的态度。东德态度转变的时刻终于在东德国庆40周年之际到来了。这一期间，东德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巨大压力：首先是强大的波、匈冲击波。这两个已经改旗易帜的邻国对昔日的兄弟国家一点忙也不肯帮，一点面子也不给。相反，它们按照西德的要求，让大批东德公民经由它们的领土出走西德，严重干扰了东德的稳定局面。其二是苏联的压力。1989年10月6—7日，戈尔巴乔夫率团在东柏林参加东德国庆40周年活动。他无论在与东德党的会谈当中，还是在5000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上，都大力兜售其改革主张，反复敦促东德搞改革。他甚至警告东德党及其总书记昂纳克：“谁跟不上形势，谁就要受到现实生活的惩罚。”戈氏的到访与讲话在东德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在许多公民中唤起了巨大的“热情”与期待。其三是此起彼伏的游行示威。许多派别在组织民众游行示威中发展壮大，在发展壮大后又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呼喊“要改革”的口号，要求新闻自由、旅行自由和自由选举，搅得不少东德领导人心惊肉跳，寝食难安。
诚然，社会主义国家不改革，长期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甚至抱残守缺，肯定是死路一条。但怎么改?这确实又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路”去改革，同样是死路一条。戈氏在苏联国内改革来改革去，结果社会搞乱了，苏共搞垮了，苏联搞没了。实践证明，拿戈尔巴乔夫的方子抓药，是治不好病的，相反只会把病人治死。应该说，东德的昂纳克是为数不多的、看清戈氏“改革”恶果的人之一。
不改革不行，瞎改革也不行。出路何在?这是对东德党真正的考验。
面对突如其来的困难局面，如果东德党能够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团结一致，共渡难关，那么，也许天还塌不下来，办法还能够找到。但是东德党做不到。面对危机，他们不能和衷共济；相反，机会主义、利己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党内迅速蔓延滋长。有人为了显示或树立自己的“改革派”、“革新家”乃至“造反派”形象，主动站到了游行示威者的行列里。鉴于呼喊“改革”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于是人们想到了把顶着“不改革”、“反对改革”帽子的昂纳克抛出去，让他以“健康”为由，辞去一切要职，由他承担不改革的全部责任。人们以为，这样一来示威者就会散去，但事实远不是如此。于是他们又将昂纳克等十三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开除出党，以为这样就可以息事宁人。然而游行示威仍在继续。于是他们便病急乱投医，示威者有什么要求，他们便满足其要求。比如，示威音要求新闻自由，他们马上答应“可以”；示威者要求旅行自由，他们立马下令开放柏林墙，打开东西德边界，谁想走就走，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他们想，这一下总该满意了吧?然而示威者并不满意，他们仍然举行游行集会，要求这要求那。当权者没办法了。于是，政府集体辞职!政治局集体辞职!中央委员会集体辞职!这还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人们就把昂纳克抓起来，让他做替罪羊，但这蒙骗不了示威者。于是昨天负责开除昂纳克的克伦茨，今天也被开除出党。短短两个月，一个成立了四十多年的老党、大党、执政党，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已经遍体鳞伤、气息奄奄，230万党员折腾走了200万，党的执政能力几乎丧失殆尽。在东德党元气大伤、形象大损的情况下，该党竟然还同十三个党派一起商定于1990年3月18日举行多党制自由选举，这显然是饮鸩止渴，自取灭亡。
选举结果是意料之中的，原执政党统一社会党也就是现在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得票率为16％，被一脚踢出了权力场。4月12日，以德梅齐埃为总理的五党联合政府宣告成立。德氏随即赴西德首都波恩商讨东西德合并问题。这时的东德全盘接受了西德开具的条件，即同意用最快的速度、最便捷的方法加入西德，实现两德的重新统一。东德态度的根本性转变是以政权更迭为基础的，没有这种更迭，转变是不可能的。
三、苏联的妥协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