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宣言是双方首脑亲自签署的第一个文件，具有超过以往其他协议的更重的分量，向全民族和国际社会显示了双方改善关系的决心和意志。宣言确认了“自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原则，第一次承认双方统一方案有共同点，为今后谋求共同的统一方案，推进统一进程创造了条件。宣言还确定了当局会谈的机制和首脑会谈机制。这一宣言基本确立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一个大框架。这个大框架的三步曲是：和解——合作——统一。
其次，双方建立了初步的信任。过去，韩国担心被朝鲜“赤化统一”，朝鲜则担心被韩国“吞并统一”。经过这次首脑会谈，这种担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其原因是双方寻找到了各自统一方案的共同点。
据金大中回到汉城后说，北方的“联邦制”由中央政府掌握军事和外交权，地方政府负责内政，这样的“联邦制”是“不现实的”。他向金正日说明了他的“三阶段统一论”，即第一阶段为联合，第二阶段为联邦，第三阶段为统一。他说，第一阶段即为“现状态”。在“现状态”下，双方派出政府代表举行内阁会议，国会举行国会会议。所有议题要一致通过才实行。这样的会议要成为经常性的会议。如果运作得好，就能逐步向联邦制过渡。据金大中说，金正日听了他的介绍后，与陪同会晤的朝鲜劳动党负责南方工作的中央书记金容淳商量后，提出了“低层次联邦制”的方案。金大中认为，这实际上接受了自己的意见。
其实，实现金大中的方案也并非易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双方至少在表面上都放弃了“赤化统一”和“吞并统一”的战略，相互承认对方政府的合理和合法性。同时，双方在人道主义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也是建立初步信任的一种表现。从总体看，双方通过这次首脑会谈，达成了承认现实，分阶段统一的共识，并在实际步骤上采取先易后难的做法。
第三，金正日在韩国的形象大为改观。金正日到机场亲自迎送金大中，动员近百万群众沿途欢迎金大中，使韩国国民深受感动。特别是金正日和金大中会谈前的交谈，以及金正日在几次宴会上得体、豪放和幽默、亲切的举动，通过电视直播展现在普通韩国百姓的面前，使他们觉得过去认为金正日“神经质”、“隐居者”等看法，是受了舆论宣传的欺骗。尤其是金正日同意尽快举行红十字会会谈以讨论人道主义问题，使许多韩国人感到他“通情达理”，并希望他早日访问汉城。
韩国广播振兴院在朝韩首脑会谈后不久进行的一次调查说，在首脑会谈前，对金正日的领导能力和信任度持肯定态度的人只有20％和10％，而在首脑会谈后上升至63％和50％。金大中也表示，他与金正日已经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总之，通过这次首脑会谈，朝韩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和，敌对情绪大幅下降。双方的对话渠道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随之趋于活跃。陪同金大中访问朝鲜的国家情报院院长林东源认为，首次南北首脑会谈的成果主要包括三点：①消除了安全威胁，创造了巩固和平的契机；②通过首脑会谈找到了统一方案的共同点；③通过搞活南北交流合作，增进了信任。
三、首次首脑会谈后朝鲜半岛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冷战的阴云逐步消失。紧张局势得到缓和，对抗被对话所替代，相互敌视逐步变成相互理解。但是，南北方的根本矛盾和分歧并没有彻底解决。相互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首脑会谈之后，南北方的对话和交流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对话方面，南北方举行了部长级会谈、外长会谈、国防部长会谈、红十字会会谈、经济合作会谈、将军级的会谈等，还举行了离散家属访问团互访，遣返了“不转变信仰的长期被囚者”，进行了文艺、体育等方面的交流，达成了连接公路、铁路和建立开城工业园区、开城旅游区的协议。与此同时，民间的贸易交往也日益发展，贸易额不断增加。
这些对话、接触以及交流合作具有南北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特点：
其一是迅速性。在金大中和金正日6月15日签署《南北共同宣言》后，南北方立即进人了履行《宣言》的实施阶段，首先是停止攻击性的宣传，恢复板门店的南北联络事务所，接着开始举行各个渠道的会谈。双方的行动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料。
其二是务实性。过去南北方达成的许多协议，均停留在口头上和书面上。但是，此次首脑会谈签署的《宣言》虽然非常简短，却带来了实质性的成果，与过去的那种“只唱高调，不做实事”的南北对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三是多面性。这主要表现在会谈的多层次、多渠道方面，会谈的内容涉及人道主义、经济合作、军事关系、社会文化交流、旅游等问题。据韩国媒体报道，从20世纪70年代至金日成逝世的1994年，南北会谈的次数为年平均十多次，而在《南北共同宣言》发表后的4年里，大大小小的南北会谈次数达到年平均一百一十多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北对话蓬勃发展的状况。
其四是持续性。这一点已经过时间的检验。从2000年以来，南北对话和各种交流合作虽然也曾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一时中断，但始终没有完全断绝，尤其是南北部长级会谈，几乎已经形成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在金大中任期届满而下台后，卢武铉政府几乎全盘继承了上届政府的“阳光政策”，只不过把这一政策改名为“和平繁荣政策”而已。卢武铉政府不仅继续保持与朝鲜的各种渠道的会谈和交流合作，而且还有所发展，在2004年4月促成了南北将军级会谈。在当年6月举行的第二次将军级会谈中，双方签署了一份关于防止武装冲突和停止敌对宣传的协议书。根据这一协议书，双方同意为缓和朝鲜半岛军事紧张局势和巩固和平而共同努力；双方将从当年6月15日起实行严格控制措施，防止双方舰艇在西部海区对峙；禁止一方向另一方舰艇和民用船只采取武力行动；共同利用国际商船无线电联络网，以防止双方舰艇对峙和发生误解；制定和使用双方通用的旗语和灯光信号；双方于当年8月15日前分别在己方区域建立通讯联络处。协议还规定，双方自当年6月15日起在军事分界线沿线停止一切宣传活动，在8月15日前分三个阶段撤除所有宣传工具。
据报道，当年6月14日午夜，朝韩双方在军事分界线一带设置的高音喇叭进行了最后一次广播。朝鲜的广播以高亢的声音说：“前方的军官和士兵们，军事分界线的历史时刻已经来临，从6月15日起，军事分界线将停止一切宣传活动。这完全是民族的太阳金正日将军伟大的祖国统一思想和领导的光辉结晶。”广播接着说，“我们的民族再也不能分裂下去了，分裂的悲剧必须早日结束”，“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痛苦和不幸的祸根，是阻碍祖国统一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让我们在统一的那天重逢，让我们在梦寐以求的统一的日子里，相互拥抱，互洒泪水”。韩国设在军事分界线附近的“自由之声”广播站也同时进行了最后一次对北方广播：“根据南北军事工作会议达成的协议，自1962年开始播音的‘自由之声’广播将结束42年的历史，从今天开始与北方的广播一起结束使命”，“我们今后的任务是早日实现民族的共同繁荣和统一，切实落实南北之间达成的协议”。韩国方面的广播最后说：“祝愿祖国实现和平统一。向收听‘自由之声’广播的朝鲜人民军致以诚挚的感谢，预祝大家幸福。”与此同时，韩国一侧高音喇叭旁的大型电子屏幕上打出了几个大字：“和平、和解、合作”。
南北方的最后广播内容很令人玩味，它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双方希望统一的愿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自的立场和分歧。不管怎么说，分裂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进行的宣传战停止了，248公里长的军事分界线恢复了平静。这是五十多年来的第一次。与此同时，6月14日，朝韩舰艇在西部海区成功地进行了无线电通讯，这也是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朝韩舰艇首次实现直接通讯。
其五是敌对意识减少。南北首脑会谈的结果对韩国社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使许多韩国人认识到过去接受的有关朝鲜的宣传是“不正确的”、“片面的”、“被歪曲的”，因此，在首脑会谈后，韩国出现了“正确认识北韩”的活动。有的报纸甚至称金正日为“统一后的总统候选人”。韩国媒介说，这些现象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尤其在首脑会谈后，金大中提出了“易地思之”的思想，亦即“换位思考”的思想，使韩国社会对朝鲜体制的理解有所增加，敌对心理有所减少。一位公司职员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以首脑会谈为契机，过去那种习惯性地贬低北韩和金正日委员长的气氛已经见不到了，而认为只要互相怀着信任感，不断地对话，北韩也能成为解决问题的伙伴的看法越来越普遍了。”
与此同时，朝鲜人对待韩国人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据韩国报纸报道，朝鲜人过去不敢接触韩国人，对韩国人保持高度的警惕，即使在金刚山旅游区，朝鲜人见到韩国人也不打招呼，不回答韩国人提出的问题。但是，在首脑会谈之后，特别是朝鲜2002年7月实行“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以后，朝鲜人在金刚山旅游区见到韩国人时不再躲躲闪闪，甚至还主动与韩国人答话，兜售自己的产品。
当然，朝韩之间通过首脑会谈建立起来的信任还是初步的，甚至是比较脆弱的。特别是第一次首脑会谈所发表的《南北共同宣言》，尽管是史无前例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四、朝鲜半岛南北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影响着和解合作的顺利进行，也经常性地影响南北对话的进程，。这些不确定因素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根本性的消除
总体来看，这些不确定因素除了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大国战略的变化外，南北方之间的不确定因素是其主要的问题。这些不确定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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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双方对《南北共同宣言》中宣称的“自主”统一的原则依然存在分歧，尽管《宣言》声称将联合起来‘‘自主地’’解决统一问题，但是朝鲜所提的“自主”是要排除外来势力，要求美军撤出韩国；而韩国所说的“自主”则侧重当事者原则，并认为驻韩美军不会妨碍双方自主解决统一问题。
其次，《南北共同宣言》没有涉及到朝鲜半岛和平体制问题，虽然金大中称，他与金正日的会谈中提到核问题、导弹问题，但是他并没有透露朝方的看法，可见双方在这些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此外，裁军问题、签订和平协定以代替停战协定问题等也未涉及。金大中虽然奉行的是“先易后难”的对话方针，但是这些‘‘难题’，最终还是回避不了的。
第三，双方在《南北共同宣言》中虽然认为在各自的统一方案中有“共同点”，但是并没有放弃各自的立场，所谓的‘‘共同点’，是个很模糊的概念。
按照韩国统一部2000年11月发表的一份解释性文件，韩国的统一方案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坚持的“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是：统一难以很快实现，而且也不希望马上统一的情况下，首先应相互承认体制，在此基础上谋求和平共存，经过“南北联合”的阶段，完成国家的统一。也就是说，南方的统一方案设定了一个“南北联合”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内保持现存的两种体制、两个政府，以巩固和平；通过交流合作建立信任和同质性，打下建设一种体制、一个政府的完全统一的国家基础。这是“先进行南北合作，后实现国家统一”的方式。
这份文件说，北方在统一问题上一直主张立即建立完整形式的联邦制统一国家，并建立拥有政治、军事、外交权的联邦政府，并在这一政府主导下进行南北合作。这是“先实现国家统一，后进行南北合作”的方式。
据金大中说，在首脑会谈时，金正日听取了南方的联合制方案的说明后承认，“联合制方案更现实，而实现联邦制的可能性很小”。金正日说，“统一只能渐进地、分阶段地推进”。为此，金正日把自己的立场称之为“初级阶段的联邦制”。在这一背景下，双方在《南北共同宣言》中达成协议，即：“南方和北方认为，旨在实现统一的南方的联合制方案，与北方的初级阶段的联邦制方案互有共同点，双方将朝着这一方向推进统一进程”。
韩国方面认为，这一条款的意义在于：它并没有就任何一方的统一方案达成协议，而是创造了今后以双方方案的共同点来讨论统一问题的基础。韩国还自以为是地列举了双方统一方案的共同点，认为“南北联合制”和“初级阶段联邦制”都不是指统一的形态，而是指统一的前期阶段和准备阶段；两种方案都保持了两种体制和两个政府，而且两个政府间有必要建立合作体制；两种方案都是首先通过交流合作和各部门的对话扩大统一的基础；双方的方案都没有附加前提条件。
但是，这仅仅是韩国单方面的解释，能否得到朝鲜方面的认同还是另一回事。例如，韩国方面称，双方的方案中都没有附加前提条件，包括北方过去一贯主张的废除韩国的《国家保安法》、撤走驻韩美军等。而实际上，朝鲜方面的这些主张至今没有改变。没有写进《宣言》的东西并不等于不存在。韩国的一些解释，给人以一厢情愿的感觉。
第四，南北之间的不信任和敌对意识虽然在南北首脑会谈以后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并没有彻底消除。在“自由体制”的韩国，政府的对北方政策在不同阶层引起不同的反响，成为朝野争斗的一个工具。有的人认为，南北和解合作可能会导致人们放松警惕，忽视安全；有的人认为，北方并没有发生变化，既没有放弃原有的“赤化统一”战略，也没有像中国和越南那样实行改革开放，南方的“阳光政策”并没有收到“促北方发生变化”的目的，改善南北关系对韩国可能是祸，而不是福；有的人认为，把南北方的铁路和公路连接起来，可能会给今后北方的侵略打开方便之门，成为“南侵”的通道；有的人认为，南方对北方的援助过多，而得到的却很少，对北方让步、迁就过多，而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够。有的人认为南北关系的改善需要调节速度，不可过快。在野的大国家党则强烈批评政府对北方的政策“有损于国家的根基”，对北方“只给予，不索取”，并在国会通过有关法案时运用多数席位的优势加以掣肘。这些现象表明，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并没有得到韩国社会的一致认同，在贯彻中也就不可避免地遇到困难，打些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