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报刊过多地揭露社会阴暗面使广大苏联人民丧失民族自豪感。过去苏联报刊重视正面教育，很少涉及社会阴暗面。苏联人一直把吸毒和卖淫看做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社会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的苏联早已消灭了这些弊端。而在“公开性”的影响下，报刊从揭露酗酒到吸毒，进而刊登有关妇女卖淫的文章，披露的情况触目惊心，大大出乎苏联人民的意料。面对大量对社会阴暗面的报道，人们一下难以接受，民族自豪感受到沉重打击，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产生了怀疑。
二是对改革应依靠什么人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误导。苏联舆论在相当长时间内把“机关工作人员”看成是改革的阻力。将批判的矛盾直接指向党、政、军队和企业的领导干部，使他们的威信下降，工作瘫痪。与此同时，一些媒体却大力支持“非正式组织”成员和反对派人士，把这些人吹捧成改革的急先锋和主要依靠力量。事实上，其中有不少是民族主义分子、野心家、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是改革的真正阻力，更是瓦解国家的破坏力量。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大大混淆了群众的视听。
三是涌现出来的大量否定苏联历史的文章使民族虚无主义开始在部分群众的思想中抬头。苏联人民多年来接受的是爱国主义教育，许多人坚信，十月革命以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然而，舆论导向不仅全盘否定斯大林，对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等前苏共领导人也持否定态度，甚至出现批判列宁的文章。许多文章并不是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进行深入的剖析，以便接受教训，进行改革，而是一味给苏联共产党抹黑。其结果必然导致对苏联历史的否定，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使人们对自己的过去和未来都产生了怀疑。
第四，实施“打击一大片、依靠一小撮”的干部政策，最终将改革引向歧途。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是“个人的决策失误和用人不当”，“其中包括没有增补足够数量的新的中央委员来替代旧人，没有想到立即设置总统职务并以此‘来圆满完成苏联新政治机构的改造”’。虽然他并未挑明，他所谓的“用人不当”是指哪些人，不过从上下文中不难看出，他所指的绝不是他的那些新宠。
要说用人不当，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他在干部问题上最主要的错误是：一方面，把苏共绝大多数干部看成是“保守势力”；另一方面，依靠和重用那些思想激进、认为改革就是要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更迭社会主义制度的人。
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立即对原有党政领导干部队伍进行了“清洗”。戈尔巴乔夫认为，“一批干部不能适应改革新形势，须把那些阻碍解决新任务的人撤换，毫不手软”。(苏联《真理报》1985年5月18日)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进一步写道：“很多人(我指的是30至5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十分僵化。我敢直言不讳地说，他们已经僵化了!”(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在戈尔巴乔夫的这一观点的指引下，苏联报刊把1800万各级党政管理人员列为改革的“保守势力”，从而使广大党政干部被“边缘化”，实际上处于“靠边站”的境地。
由于对广大党政干部的状况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就大刀阔斧地整顿干部队伍。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改组了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撤换了二十余名部长和几十名部长级领导人(包括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各部)，同时还撤换了近30名州委第一书记和大批市、区级领导人。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沃罗’特尼科夫2001年2月26日接受俄罗斯《生意人报》记者采访时说，戈尔巴乔夫掌权的几年里，对政治局进行了数次清洗，“先后有五十多人进出政治局”。
在政治局内部，作风比较稳健的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一直受到反对派的挤压，他们的工作得不到总书记的支持。相形之下，戈尔巴乔夫对他“信得过的人”则大加重用。在众多“新宠”中，他对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两人最为信任。．前者分工主管意识形态，后者主持外交工作，可以称得上是戈尔巴乔夫的左右手。雅科夫列夫曾长期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对西方社会制度顶礼膜拜。他主张社会民主主义，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坚定反对者。虽然身为苏共政治局委员，却始终与共产党离心离德。此人深知广播、电视和报刊的重要性，便大力支持激进的新闻媒体，纵容它们给苏共历史抹黑。雅科夫列夫又是苏共政治局内支持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脱离联盟独立的“急先锋”，为苏联解体起过“鸣锣开道”的作用。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对雅科夫列夫的评价是：“他彻底否定十月革命、列宁和社会主义道路。他憎恨苏联共产党，认为党不应存在。他对摧毁苏联起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在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与雅科夫列夫观点不仅完全吻合，而且对这位谋士更是言听计从。戈尔巴乔夫这种听信谗言的态度使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他对党政干部打击一大片以及一味向反对派屈膝投降的做法使他最后落到众叛亲离的下场。
第五，对民族矛盾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导致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恶性膨胀。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导致苏联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从其执政的全过程看，在处理民族矛盾问题上，戈氏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发生的第一件较大的民族风波是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的学生上街闹事。原因是抗议解除库纳耶夫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反对由俄罗斯人科尔宾接任该职。过去苏共中央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共和国第一把手一职应由本民族干部担任。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易人肯定得到苏共中央总书记的首肯，以俄罗斯人取代本民族领导人一事足以说明，戈尔巴乔夫对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
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对联盟中央的离心倾向在苏联早已家喻户晓，然而戈尔巴乔夫却一味重复其前任们的论调，声称在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苏共二十七大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1987年，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大会上，戈尔巴乔夫还坚持认为“民族关系问题在苏联已经解决了”。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正当上述三个共和国的分立活动越演越烈之际，戈尔巴乔夫竞对爱沙尼亚正式成立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表示祝贺!这一举动使三个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更加嚣张，同时也助长了其他共和国的分裂主义气焰。大家纷纷效法，相继成立了各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非正式组织，从而使全国的局势恶化到难以控制的地步。
在处理立陶宛事件上，戈尔巴乔夫同样是乱了章法，举棋不定。1991年1月初，立陶宛首都市民因物价上涨举行示威，要求政府下台和选举新议会。一批空降兵开到维尔纽斯，政治形势更趋紧张。立陶宛的公众团体组成了“立陶宛救国委员会”，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在立陶宛实行总统治理的要求。苏联内务部队已开始采取行动，占领了新闻大厦和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所在地，并应救国委员会的请求占领立陶宛的电视广播大楼。立陶宛出现的新情况对联盟中央颇为有利。然而，在这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却因受到国际压力和叶利钦全力支持立陶宛的分离势力，没有实行总统直接治理。戈尔巴乔夫的步步退却，又一次丧失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机会，加速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退出联盟的进程。
2．经济方面
苏联人民对戈尔巴乔夫执政寄予很高的期望的缘由之一是希望通过改革过上富裕的生活。然而年复一年，经济形势不但没改观，而且越来越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的主要特点是生产严重不足，食品和日用品极度短缺。经济危机不仅影响了广大居民的生活，更严重的是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引发了政治危机，成了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加速战略”的失败挫伤了改革的劲头。戈尔巴乔夫在上任后召开的首次苏共中央全会上便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内容包括提高经济发展速度，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以及执行积极的社会政策等。“加速战略”是1985年至2000年的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是项鼓舞人心的规划。
然而，“加速战略”的首要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一切仍在旧体制的框架内运行，而且忽视了经济结构的改革，仍然优先发展重工业，难以迅速解决食品和消费品短缺这一群众最关切的问题，甚至使消费市场的危机进一步加深。这就制约了加速发展战略的实施。正因如此，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经济改革的“第一炮”未能打响。
第二，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方案胎死腹中。改革经济体制的方案是在1987年6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出台的。全会通过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带有某种模式性的转变，戈尔巴乔夫打算通过这次改革来建立一个计划与商品货币关系相结合、国家集权与企业分权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客观地评价这个改革方案，它比以前的改革大有进步，如能切实执行，是会对改变当时的经济起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遗憾的是，数十年来运行的旧经济体制根深蒂固，传统势力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干部的思想观念很难迅速扭转，因此经济体制的改革遭到很大阻力。在此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不是采用切实可行的措施，循序渐进地、耐心稳步地将经济体制改革推行下去，而是把改革进展缓慢、未能取得预期成效归咎于原有的政治体制，于是来了个“急转弯”，把工作的重点从改革经济体制转到改革政治体制上来，想用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
由于决策的失误，政治改革导致了社会动荡，也影响了经济改革的进程。国家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经济改革随之夭折。
第三，商品极度短缺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戈尔巴乔夫刚上任便发起了一场“反酗酒运动”。酗酒是苏联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反对酗酒有其必要性，然而采取的过激行动既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1984年国家出售酒类产品收入高达530亿卢布)，更造成私酿酒和投机倒卖酒类制品的现象泛滥成灾。首先是私酿酒以使用食糖为主，因为食糖的售价非常便宜，很快便造成食糖脱销，不得不实行凭票供应。接下来是药用酒精，甚至花露水都被用来取代伏特加酒，饮用者不乏惨遭命丧黄泉的悲剧。第三是禁酒运动给葡萄种植和加工业造成沉重打击：在1985年一1988年期间全国葡萄种植面积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近千家葡萄酒厂被关转产。苏联人，尤其是俄罗斯人即使说并不嗜酒如命，也是颇为贪杯，因此戈尔巴乔夫发动的这场“反酗酒运动”不但激起了广大嗜酒者的不满，而且人为地给商品供应造成了不必要的紧张。
价格的升降本是一件颇为敏感的事情，处理不当必然会引起社会的震动。可是为了增加“透明度”，根据戈尔巴乔夫关于价格改革应体现“民主化”和“公开性”的精神，苏联总理雷日科夫1990年5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作题为《关于全国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报告时，将政府有关价格改革的设想全部公布于众。其中提到：从当年7月1日起提高面包和粮食制品的价格；从次年1月1日起食品零售价平均上涨一倍；某些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将平均上涨30％一50％。物价上涨涉及千家万户的生活，此事一经宣布，立即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抢购风。短短几天内，商店被“洗劫”一空。当年8月，全国香烟脱销。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烟民们上街排成横列切断交通，以示抗议。卷烟风尚未平息，一些大城市又发生了面包脱销的危机，此事更加引起了群众的忧虑和不满，人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打上了大大的问号。这一年农业丰收，然而由于汽油短缺、农机和零配件不足，加上劳动力、加工、运输和储存等环节处处告急，秋收季节大城市的蔬菜、土豆等供应都很紧张，群众对此更是牢骚满腹。
总之，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几年里，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在其他地区，无论是在俄罗斯联邦还是在其他加盟共和国，商店里食品和日用品都严重匮乏，从学生用的练习本和铅笔到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电都难以买到，许多商店的货架空空，食品要凭票证供应。老百姓怨声载道。当年在苏联流传着对商品短缺不满的一个顺口溜：“香肠价格高不可攀，伏特加酒也无处可干，他们要我们做的全部事情是：望着总书记在电视里夸夸其谈。”
1991年下半年，绝大多数居民已经完全不相信改革能摆脱危机的空话。尤其是数十年来苏共一直向人民灌输的是资本主义如何腐败没落，那里的居民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主义具有何等的优越性等，然而当戈尔巴乔夫对外打开了封闭数十载的大门，大量介绍西方富裕生活的报道潮水般涌来，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经济上，尤其是居民生活水平上的落差开始展现在苏联人民面前，人们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期望也随之消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群众对苏共完全丧失了信心。这是苏共遭遇灭顶之灾、国家面临解体之患时，广大党员冷漠处之、人民群众袖手旁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五、叶利钦釜底抽薪
在分析促使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不能不看到叶利钦和以他为代表的反对派势力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与戈尔巴乔夫争权，叶利钦采取了釜底抽薪的手法，在搞垮苏共后全力排挤戈尔巴乔夫，最终葬送了联盟。
一系列事实表明，叶利钦为瓦解苏联和迫使戈尔巴乔夫交出政权是不遗余力的。当时戈尔巴乔夫已注意到，叶利钦等反对派人士“企图利用国内的尖锐形势、社会的紧张状态和消费市场的困难做文章，促使人民去采取后果难以预料的行动”。并且指出，“这一策略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