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名矿工在很深的井下采煤。突然，矿井坍塌，出口被堵住，矿工们顿时与外界隔绝。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言不发。他们一眼就能看出自己所处的状况。凭借经验，他们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氧气，如果应对得当，井下的空气还能维持3个多小时，最多3个半小时。外面的人一定已经知道他们被困了，但发生这么严重的坍塌就意味着必须重新打眼钻井才能找到他们。在空气用完之前他们能获救吗?这些有经验的矿工决定尽一切努力节省氧气。他们说好了要尽量减少体力消耗，关掉随身携带的照明灯，全部平躺在地上。在大家都默不作声，四周一片漆黑的情况下，很难估算时间，而且他们当中只有一人有手表。所有的人都向这个人提问题：过了多长时间了?还有多长时间?现在几点了?时间被拉长了，在他们看来，2分钟的时间就像1个小时一样，每听到一次回答，他们就感到更加绝望。他们当中的负责人发现，如果再这样焦虑下去，他们的呼吸会更加急促，这样会要了他们的命的。所以他要求由戴表的人来掌握时间，每半小时通报一次，其他人一律不许再提问。大家遵守了命令。当第一个半小时过去的时候，这人就说：“过了半小时了。”大家都喃喃低语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愁云惨雾。戴表的人发现，随着时间慢慢过去，通知大家最后期限的临近也越来越艰难。于是他擅自决定不让大家死得那么痛苦，他在告诉大家第二个半小时到来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45分钟。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相信他。在第一次说谎成功之后，第三次通报时间就延长到了1个小时以后。他说：“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另外5人各自都在心里计算着自己还有多少时间。表针继续走着，每过一小时大家都收到一次时间通报。外面的人加快了营救工作，他们知道被困矿工所处的位置，但是，很难在4个小时之内救出他们。4个半小时到了，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找到6名矿工的尸体。但他们发现其中5人还活着，只有一个人窒息而死，他就是那个戴表的人
这就是信念的力量。如果我们认为并且相信自己能够更进一步，那么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
要有爱心
没见过那么丑又那么开心的女人，每天黄昏经过小桥，总遇见那木推车，总见那女人坐在车子上，怀里不是搂着她儿子(我断定是她儿子，因为小男孩那副丑相简直就是女人的翻版)，就是破箱子破胶袋；草席水桶、饼干盒、汽车轮大包小包拉拉杂杂地前呼后拥，把她那起码二百磅的身子围在中心。那男人(想必是她丈夫)龇牙咧嘴地推着车子，黄褐色的头发湿淋淋地贴在尖尖的头颅上，打着赤膊，夕阳下的皮肤红得发亮，半长不短的裤子松垮垮吊地在屁股上。每次木推车上桥时，男人的裤子就掉下来，露出半个屁股。看人都累死了，那胖女人可坐得心安理得，常常还优哉游哉地吃着雪糕筒呢!铁棍一般又黑又亮又结实的手臂里的小男孩时不时把母亲拿雪糕的手抓过去咬一口，母子俩在木推车上争着吃，脸上尽是笑，女人笑得眼睛更小、鼻更塌、嘴巴更大，脸有时可能搽了粉，黑不黑，白不白，有点灰有点青，粗硬的曲发老让风吹得在头顶纠成一团，而后面那瘦男人就看得那么开心，天天推着木推车，车上的肥老婆天天坐在那儿又吃又喝。
有一次不知怎地，木推车不听话地直往桥脚下一棵椰子树冲去，男人直着脖子拼命拉，裤子都快全掉下来了，木推车还是往椰子树一头撞去，女人手中的碎冰草莓撒了她跟小男孩一头一脸。我起先咬着唇忍着不敢笑，谁知那男人一手丢了术推车，望着车上的母子俩人大笑，女人一边抹去脸上的草莓，一边咒骂，一边跟着笑，夕阳也不忍下山了。看着这一家三口笑得死去活来，我也放}不跟着他们恣意地大笑一场。
唉，管什么男的讲风度，女的讲气质，什么人生的理想，生活的目标，什么经济不景气，借人家一百万会不会给倒债?这一家三口，男人的黄发和木车扶手上的蛤蜊和黑白仔告诉我，他是捕鱼郎，女人大概是摆地摊的小贩，每天快快乐乐地出海摸蛤蜊，每天快快乐乐地赶集摆地摊，然后跟着夕阳回家。丑成那样，穷成那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真正的丑不是外表的丑，而是心灵的肮脏；真正的穷不是一文不名，而是缺乏爱心、缺乏力量。
意外的机遇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阳光普照。出租车司机欧文·斯德恩的车子在约克大街上开来开去找顾客。但是天气太好，要乘出租车的人不多。在68街纽约医院对面，他碰上红灯，停车等。这时他看到一个穿得很体面的人从医院的台阶上急步下来，举手叫车。
正在这时，绿灯亮了，后面那部车子的司机不耐烦地按喇叭，斯德恩也听到警察吹哨子要他开走，但是他不打算放弃这个客人。客人终于到了，跳进汽车。他说：“请去拉瓜迪亚机场。谢谢你等我。”
斯德恩心里想：真是好消息。星期一早上拉瓜迪亚机场很热闹，如果运气好，我可能有回程乘客。那就够满意了。
斯德恩照例猜想乘客是个怎么样的人。这个人喜欢说话吗?会一言不发吗?抑或只是埋头看报?过了一会儿，乘客开口跟他攀谈，问得再平常不过：“你喜欢开出租车吗?”
这是一个普通的问题，斯德恩也给他一个很普通的回答：“还不错。糊口不难，有时还会遇到有趣的人。可是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每星期多赚100元，我就会改行。你也会吧?”
“如果要我每星期减薪100元，我也不会改行。”他的回答引起了斯德恩的兴趣。他从来没有听过人说这样的话。“你是干哪一行的?”
“我在纽约医院的神经科做事。”
斯德恩对他的乘客总感到很好奇，并且尽量向人讨教。在行车的许多时候，他都跟乘客谈得很默契，也时常得到做会计师、律师、水管匠的乘客友好指点。也许这个人真的喜欢他的工作，又也许只是因为在这春日早晨，他的心情很好。不过斯德恩决定了请他帮忙。他们很快就要到达飞机场了，斯德恩于是不顾一切对他说了出来。
“我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大忙吗?”
乘客没有开口。
“我有一个儿子，15岁，是个很乖的孩子。他在学校里成绩很好。今年夏天我们想叫他参加夏令营，他却想做暑期工。可是15岁的孩子，如果他老子不认识一些老板，就不会有人雇佣他。而我就一个老板也不认识。”
斯德恩停了一下。“你有可能帮他找一份暑期工作吗?没有酬劳也行。”
乘客仍然没有开口。斯德恩开始觉得自己很傻，实在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最后，车子开到机场大厦的斜路时，乘客说：“医科学生暑期有一项研究计划要做，也许他可以去帮忙。叫他把学校成绩单寄给我吧。”
他伸手到口袋里找名片，但是找不到。他问斯德恩：“你有纸没有?”
斯德恩把装午餐的牛皮纸袋撕下一块来。乘客写了几个字，然后付车资走了。
那天晚上，斯德恩和家人围坐在晚餐桌旁，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那小块纸来，洋洋得意地说：“罗比，这可能会帮你找到暑期工作。”
罗比高声读出来：“弗雷德·普鲁梅，纽约医院。”
斯德恩的太太说：“他是医生吗?”
罗比说：“这是开玩笑吗?”
经斯德恩不断唠叨、哄骗、大声叫嚷，最后还威胁不给他零用钱，罗比才在第二天早上把成绩单寄出。
两个星期后，斯德恩下班回家，见到儿子满面笑容。他递给爸爸一封用很讲究的凹凸信纸写给他的信，信纸上端印着“纽约医院神经科主任弗雷德·普鲁梅医学博士”一行字。信中叫他打电话给普鲁梅医生的秘书，约个时间晤谈。
罗比得到了那份工作，做了两个星期义工，每星期获得40元工资，一直到暑期结束为止。他跟着普鲁梅医生在医院里走来走去，做些小差事，这虽然微不足道，但他穿着白色实验工作服，自觉也很重要。
第二年夏天，他又到医院去做暑期工。这一次责任稍微重些了。中学快毕业时，普鲁梅医生很周到，替他写了一些推荐信给几家大学。罗比最后获得布朗大学的录取，斯德恩一家高兴极了。
第三年夏天，罗比又到医院去做暑期工作，渐渐对行医产生了热爱。大学快毕业时，他申请进医学院。普鲁梅医生义替他写推荐信，推许他的才能和人品。
罗比获得纽约医学院录取。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做了四年妇产科实习医生。
出租车司机的儿子罗伯特·斯特恩医生后来成了纽约市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妇科住院主任医生。现在，他自己开业行医。
有人会说这是命运，也许是这样。可是命运证明了寻常的偶遇中也会带来无穷的机会。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向陌生人求助，也许我们能够得到意外的机遇。
丢失的戒指
在这个世道上坏事层出不穷，每天都能从报纸上读到关于什么人碰到倒霉事的报道，没准儿我们自己就能碰到这类事，然后我们想，“哪儿都没有好人，尽是些坏人和坏事。”一想到此，我们就很生气，就不快乐，而自己不快乐，有时就会污染气氛，使别人也不快乐，这确实很糟糕。
现在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一个跟这完全不同的，我亲自遇到的真实的故事，我应邀要去外地一位朋友那里小住，于是我去伦敦利物浦大街火车站搭车，我先在车站商店里买了两本书和一张报纸，伦敦好几个大火车站里都有商店，正在这个时候，我无意中发现手上的金戒指不见了。
这个戒指是一位好友送给我的，丢了戒指使我很伤心，我开始在车厢地板上找，后来又在外套和手提包里找，戒指真的不见了。
“进商店的时候我手上戴着戒指了吗?”我竭力回忆着，“是的，当时我是戴着戒指，戒指很可能就是在那里丢的，那么我怎样去找回它昵?我不能再返回那个商店，因为那样一来火车就会丢下我开走了，而我的朋友将会来接车，如果我不在车上，她会焦急不安的，我到底该怎么办昵?”
我从车窗里向外张望，看见一个人正把一些邮袋装到另一节车厢，我从车上下来，在站台上找戒指，还是没找到，那个人看我在地上找东西，就走近我。
“您丢什么东西了吧?”他问，“我能帮忙吧?”
“是的，”我说，“我丢了戒指，哪儿都找过了，都没有，我在这个车站的商店里买过东西，我想戒指一定是在那儿丢的，可是我不能回商店里去啦，因为火车就要开了，我必须乘这趟车走。”
“我替您到商店去找，”他说，“如果戒指还在那儿，那我就给您拿来。”
“这可太感谢您啦，”我说，“不过来不及了，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呀!”
我很快想了一下，又说：“假如您找到了它，请您给我打个电话，好吗?”
“可以，”他回答说，“我可以打电话告诉您。”
我于是告诉他电话号码，他记到了一张纸上。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我叫阿伯特·霍金斯。”他说。
“我回来时还能在这儿找到您吗?”我问。
“能够的，”他说，“我就在这个车站工作，您只要提到我的名字就行。”
“您若是找到了那只戒指，”我说，“那就麻烦您保管好，等我回来取，别忘了告诉我一声。”
乘客们都在急匆匆地上车，我也回到车上，车门关上了，我把头探出车窗外。
“您记住电话号码了吗?”我问他。
“记住了。”阿伯特·霍金斯说，火车开动了。“非常感谢您，霍金斯先生!”我冲他大声叫唤。
火车开出站台，我坐下来想自己的心事。把戒指丢落在那个大车站使我伤心透了。
“我不会再看到自己的戒指了，”我暗自寻思，“假设霍金斯找到了它，他会拿去卖个好价钱，或者就在此刻，另外一个人已经捡到它了，他将据为己有。反正我不可能再听到任何关于戒指的音信了。”
我越想越伤心，真想立刻下车回到那个车站找我的戒指，但是火车越开越快，远离了我的戒指。
大约一个钟头之后，火车到站了，我的删友用小汽车把我接走，在路上我把这个伤心事讲给她听，她深感惋惜。
到了朋友家，她停放小汽车去了，我脱掉外套，放上提包，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对方说：“我是利物浦大街火车站的阿伯特·霍金斯。”
“啊!霍金斯先生，”我说道，“您找到我的戒指啦?”
“是的，”他说，“事情很顺利，我已经找到它啦，您是在车站商店里把它弄罢的。一个人捡到戒指，交给了商店的女售货员，当我问到她时，她拿给我看，我肯定是您的戒指。”“啊，我太高兴了!多谢您了，回头我到您那儿去拿。”
“干吗要等那么长时间?”堆金斯先生说，“我可以把它寄给您，不过我不知道您的地址。”“但那样的话又会给您添麻烦。”我说。
“一点也不麻烦，”霍金斯先生说，“我很高兴这样做。”
我便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告诉了他。
“我这就给您寄去。”他说完挂上了电话。
两天后，我接到一封信，里面用纸包着我的戒指，纸上写有一句话：“非常高兴能帮助您!”
后来我送给阿伯特，霍金斯一点钱和一封感谢信，但我无法向第一个捡到戒指的那个人致谢，我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他是谁。
他们没有财富，但他们有助人为乐的美德，这比财富好得多，他们是善良的人。
雨夜
很多年前的一个暴风雨的晚上，有一对老夫妇走进旅馆的大厅要求订房。“很抱歉，”柜台里的人回答说，“我们饭店已经被参加会议的团体包下了。往常碰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会把客人介绍到另-一家饭店，可是这次很不凑巧，据我所知，另一家饭店也客满了。”
他停了一会，接着说：“在这样的晚上，我实在不敢想象你们离开这里却义投宿无门的处境，如果你们不嫌弃，可以在我的房间住一晚，虽然不是什么豪华套房，却十分干净。我今晚就呆在这里完成手边的订房工作，反正晚班督察员今晚是不会来了。”这对老夫妇因为造成柜台服务员的不便，显得十分不好意思，但是他们谦和有礼地接受了服务员的好意。第二天早上，当老先生下楼来付住宿费时，这位服务员依然在当班，但他委婉拒道：“我的房间是免费借给你们住的，我全天候呆在这里，又已经赚取了很多额外的钟点费，那个房间的费用本来就包含在内了。”老先生说：“你这样的员工，是每个旅馆老板梦寐以求的，也许有一天我会为你盖一座旅馆。”
年轻的柜台服务员听了笑了笑，他明白老夫妇的好心，但他只当那是个笑话。又过了好几年，那个柜台服务员依然在同样的地方上班。有一天他收到老先生的来信，信中清晰地叙述了他对那个暴风雨夜的记忆。老先生邀请柜台服务员到纽约去拜访他，并附上了一张来回机票。几天之后，他来到了曼哈顿，于坐落在第五大道和三十四街间的豪华建筑物前见到了老先生。老先生指着眼前的大楼解释道：“这就是我专门为你建的饭店，我以前曾经提过，记得吗?”“您在开玩笑吧!”服务员不敢相信地说：“都把我搞糊涂了!为什么是我?您到底是什么身份呢?”年轻的服务员显得很慌乱，说话略带口吃。老先生很温和地微笑着说：“我的名字叫威廉·渥道夫·爱斯特。这其中并没有什么阴谋，因为我认为你是经营这家饭店的最佳人选。”
这家饭店就是著名的渥道夫·爱斯特莉亚饭店的前身，而这个年轻人就是乔治·伯特。他成为这家饭店的第一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