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试想一下， 孔子当年三次问道于老子， 也未能步入老子的道， 只好退而提出“志于道， 依于德， 据于仁， 游于艺” 的教育和学习实践方法来不离于道。那么， 我们现代人已经处在“忠信之薄也， 而乱之首也” 的时代， 又如何能够仅凭后天所学习的丰富知识去走近老子， 进入老子呢？ 老子告诉我们说： “修之身， 其德乃真。” 这个“真” 字在这里具有双义， 其中还含有德丰“真” 必成之意。这个“真” 字， 在甲骨文中的象意表形， 真字的下部结构就是象喻在体内用坩埚和鼎炉， 对精气神进行烹炼， 从而使人的精神系统得到升华， 进入比较稳定的天人合一状态。“真” 字它所表述的就是天人合一境界。所以， 从前在修真界内部曾经有一句警语： “未修真时莫解老……”。以此告诫后进者必须真实地在心身中实践修之身， 其德乃真。
解老除了必需修之身以外， 还应当高度重视中国道学在历史传承上的“隐喻藏诀” 之秘， 这个道学内部的技术方法， 常常被外界所忽视。这一点如果将帛书甲本老子与通行本老子一起进行比较， 就比较容易发现。稷下学宫对老子的修订， 汉儒对老子的修订改造，使老子产生多种版本。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能就是修订者都没有得诀知密， 没有注意到隐喻藏诀而仅凭个人后天智识和社会需要而进行擅自修订。比较简帛以及多种版本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帛书甲本是最为接近老子原著的版本， 因为其中藏有大量直指人心的修真达到天人合一状态的方法论。甲本与乙本在墓葬中同时被保存， 其实也就暗示着当年社会上极其重视老子， 但是不识隐喻藏诀却难以解读老子。对于流传的版本难以取舍， 才会一并保留。
研究老子、研究黄帝学说， 注意规避汉武帝时代和其后时代的一些版本是极其必要的技术措施。因为从汉武帝开始突然一反刘邦到文景时代高度重视以黄老学说治国的方针，至使黄帝四经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汉武帝在汉儒们的扶持下从此走向了专制独裁的管理方式。曹参系统性地应用黄老学说治国， 黄老的经典著作必被高度重视， 同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黄帝四经》的存在性三缄其口， 只字不提。若无皇帝的强权授意， 是不可能对国家已经使用了近百年的经典置若罔闻的。这一点我们在详细研究过《黄帝四经》的内容以后， 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黄帝的思想不是独裁与专制思想， 黄帝思想的精髓是法道， 心身法于大道而修身平天下。为帝者必须修身用道的法则与规律内治心身和外治天下。
这些要求对于一个长期受窦太皇太后管制与制约的， 年轻气盛的汉武帝而言， 无疑是个精神枷锁， 而且窦太后还因为道儒之辩而杀了他的两位儒学朋友。汉武帝在窦太后去世以后，逆反心理自然需要得到释放的空间。在此背景下， 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国策（也可能根本就是在汉武帝直接授意下献策）， 也就正中下怀， 获得采纳和全面贯彻实施。这一破一立的全过程虽然未见详细的文字记载， 但是从黄帝四经突然全面消失， 而老子的版本也多家相继迭出， 我们不难窥见当时黄老经典的命运。汉儒一朝登上国家文化教育上的“独尊” 宝座以后， 也就一扫文景黄老之治时期的百家齐放、共存发展的局面，相继展开了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在汉代， 校书是经常的事， 设有“校书郎” 之类的专门官职， 建有“东观”、“兰台” 之类的专门机构。还设有一系列的官方会议（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等等）， 讨论“五经异同”， 从不同的角度整理、诠释经典， 包括石经的刊刻内容。现知最著名的典籍改造， 当属西汉末年刘向校书的大改造。所有这些站在汉代儒学观念上的改造， 都必然对典籍的原貌产生显著的影响。
对老子这一经典的改造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典型改造。我们从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本《老子》且有大同小异的甲、乙两种版本，就已经使人大开眼界了，它们的发现为《老子》研究开辟了新天地。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竹简中，又发现了大为不同的《老子》版本。这些情况说明， 《老子》文本不仅从战国到汉初存在着变化， 进入汉代以后也有不少变化。后来严遵的《老子注》、《河上公老子章句》， 还有我们现在无法看到的邻氏本、傅氏本、徐氏和刘向的传说， 所有这些， 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后人对老子原著创造性的改造和诠释。
面对复杂而内容各异的老子不同版本， 我们只有站在伏羲黄老学说本身“修之身” 的特定立场上， 不断精进于“天人合一” 的状态中， 同时注意详析历史背景， 注意把握先圣自如地遣用汉字， 运用汉字象意藏诀等特点， 深入细致地开展对老子的研究， 我们才可能走近老子， 走入老子， 实现与老子居， 与老子谋。
三、老子思想必将主导世界文化复兴
当前， 在世界范围内， 一场初具规模的道德文化复兴运动已经开始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次的道德文化复兴与人类历史上所有文化复兴运动不同， 它并不是单纯从政治思想界和文化界触发其生成， 而是以科学界为先锋， 由西方一大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 从各自领域的新发现所发起的一场道德文化复兴。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早就宣称： “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 我们就需要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式。” 而他的办公桌上就有一本老子《道德经》。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就指出， 西方“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刀， 它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 但……也可能毁灭人类” 。
一般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和我国系统科学的开拓者钱学森先生则早就指出： 当代危机迫使我们考虑整个社会、整个全球， 而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群体、一个局部。他们认为挑战已变得如此严峻紧迫， 以至于我们不能再沿用过去西方的思维模式去处理问题。需要新的东方式的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去考虑解决问题。而老子的“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 正是系统论的方法， 天人合一； “中气以为和”， 都是一元系统论的最佳方案。
美国物理学家F．卡普拉写了一本《物理学之道》， 副标题是《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他认为： “在我们西方文化中， 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机械的、局部性的世界观。越来越多的人把这看成是我们社会广为扩散的不满的根本原因。” 所以， “有许多人转向东方式的解放道路。” 他说， “和机械论的西方观念相反， 东方的世界观， 是‘有机’ 的。所有事物与事件是相互联系的， 是同一终极实在的不同方面的表现。” “主要特点是强调宇宙的基本统一。他们的最高目标追求是认识到所有事物相互联系的统一。” 他断言： “西方的思维、西方的物理学发展， 必定要走到东方哲学道路上去”。这位学者指出： “东方宇宙观的两个基本主题是， 所有的现象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 宇宙在本质上是能动的。” 他认为：
“我们越深入到亚微观世界， 越会认识到近代物理学家是如何像东方神秘主义者一样， 终于把世界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的、其组成部分是永远运动着的一个体系， 而观察者本身也是这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一观点也就正是东方的“天人合一” 思想。
《老子》的“国中有四大， 而王居一焉”， “中气以为和”， 正是揭示这一内涵。
F．卡普拉明确指出： “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说明东方智慧的精髓和西方科学在本质上是协调的。” 他讲： “科学实验和神秘主义经验之间的相似性是令人惊讶的。” 中国的直觉和西方的科学的实验差别“在于观察方式， 而不在他们的可靠性和复杂性”。他指出， 物理学家们在原子物理学初期面对的自相矛盾的经历正是“真谛隐藏在佯谬之中， 这些佯谬不能用逻辑推理来解决， 而只能以一种新的认识来理解———当然， 这时我们的老师是大自然”。
海登堡则说， “难道大自然有可能像我们在这个实验中看到的那么荒唐吗？” 这里许多荒唐的事情用现代物理都是讲不通， 解释不了的。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东西呢？ F．卡普拉讲，近代物理学再次为我们表明， 有形物体不是截然分开的实体， 而是和它们的环境不可分开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的性质是根据与世界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来了解的。若不是存在着宇宙的遥远部分， 我们日常的环境也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日常的经验从最小的细节直到宇宙巨大的尺度的特征都是紧密联系的， 以至不能指望把两者分开。老子所说的“道生之， 而德畜之， 物形之， 而器成之”， 其实就是自然的总法则。
韩国的系统学家李永辟1997年的一篇文章专门介绍了老子的《道德经》， 并且将它用于解释近代物理理论学中不少现象和观点。他甚至认为， 也许老子是世界上第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他还详细介绍了卡普拉的一系列书和文章， 并且将它们与《道德经》相比较。《道德经》也被社会学家们用来更深入地观察社会系统的动态过程。普里斯曼（Pressman）在1992年的文章中， 把系统方法论与东方的方法论进行综合， 认为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方法论。
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一书中提出的“转向东方式的解放道路”， “这就是以某种方式返回到2500年以前的起点”。但是， 这种返回绝不是片面地复古， 而是要从伏羲黄老的道德文化学说中， 掌握修之身而天人合一， 居于道而用德一来重新认识世界。这是一种老子所说“执今之道， 以御今之有” 的更高层次的回归， 也是钱学森先生提出的东方式的新科技革命和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的科学报告摘要， 题目是《科学的未来是什么？》。里面有一段是这么讲的： “大爆炸之前是什么样子？严格地讲， 什么都没有， 连时间、空间都没有。”
2500 年前的老子其实早就已经揭示了这一科学的奥秘。老子说：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寂兮”， “寥兮”，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 可以为天地母。” 寂兮！ 寥兮！ 就是没有时间、空间。弗格森（MarilynFerguson）在考察形形色色的科学前沿理论时指出： “科学如今仅仅证实了人类从历史黎明时期以来就凭直觉认识到的东西。” 然而，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德文化思想， 却并非运用简单的直觉或者灵感进行认识事物， 而是通过“修之身” 而实践天人合一的方法以后， 在稳定性的慧识中全面观察而得出的不朽结论。“不出于户， 以知天下；
不窥于牖， 以知天道。” 就是“修之身其德乃真” 而进入天人合一状态后的必然结果。
大哲学家、大数学家罗素曾经写了一本《西方的智能》的书， 对东西方哲学的特点和区别具有深刻的体会。他有一段话令人振聋发聩， 他说： “如果西方依旧蔑视东方而不能从那里学到哪怕是很少的一点智能， 那么西方文明的行为趋向就只能是促使人类的彻底灭亡。”
大名鼎鼎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 怀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 也曾经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对中国的学者们说： “不能丢掉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全球化、对高新技术的认同， 不能以牺牲中国文化为代价。”
我们东方文化的特征， 就是遵照“一元象数理气” 的整体方法， 修之身而内证天人合一， 从而观察万事万物变化的根本规律。简而言之， 就是“内求法” 方法论。早在19世纪，西方以逻辑推理试验证伪分析为主的方法论， 也称为“外求法”， 它在科学研究中的局限性， 已经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因为它“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就像大海水平面上升起的一个个互不相连的孤岛。学科越来越细， 越来越多， 这种方法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 这个局限性阻碍了科学的前进。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单纯地采用分析的方法去认识世界， 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困难性， 难以超越科学发展的新瓶颈区。而且西方人发现， 现代高科技所诞生的科学成果， 往往只是在重复验证中国伏羲黄老学说中早已经揭示过的结论。《老子》最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协调性， 他和西方以逻辑推理反复试验分析的方法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大系统论就藏在其中。所以， 西方科学家才回过头来，掀起了西方的老学研究热潮。在国际上， 西方众多学者和有识之士所青睐看重的， 正是这个具有浓郁的民族特征的内求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