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大陆正在转型。如中外有识之士一致看到的，这是艰难的转型。但这种阵痛在香港的历史上已上演过了，只是与香港发生的相比，这一次无论在规模、时间、性质等层面上都堪称重大。正因为如此，大陆的转型也引起了李嘉诚的关注。从另一角度讲，李嘉诚早已无法置身事外。如前说，他在香港的成功多与大陆的政治变动相关。大陆政治风云变幻虽让他捡得“很多便宜”，但他仍与大多数香港人一样，潜意识里有一种惶惑。如他自己所说，在关心国际市场的同时，他每时每刻都关心着内地的变化。惋惜之外常常是莫名的担心。处于一个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对于一个不得不介入政治的所在，其担心是可想而知的。很多人认为，曾经大做捐献的李嘉诚已经从大陆获得了不少好处。但在李嘉诚看来，即使自己做了这种捐献，如有1%的生意却受到影响，那么他宁肯没有做捐献而生意出现超过10%的不利。事实也是，虽然他在内地有着很大的影响，但他600多亿的投资中，有超过15%~20%的项目是不理想的，虽然他感觉总体“还算不错”。对于商人而言，一个项目出现亏损或经营不理想，他可以要求经理层重新考虑规划，改变不利处境只是时间问题，但对于大陆这样的转型市场来说，赢利与否，甚至项目本身，考验的只是他本人的智慧。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体，传统文化对李嘉诚仍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更多地是在为人、处世方面，也即更接近于我们平常所谓的道，商业上的思维他则更接近于西方。李嘉诚认为，东方和西方的很多东西是可以结合的，这就是他所谓的传统文化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地方，而西方的文化也不全都是不好的。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认同，使得李嘉诚对于内地市场的态度始终难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虽然他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但他发现，几十年来，他对内地政治的了解还不是很到位。1992年后，李嘉诚增加内地投资，将合作方仍然盯在中央或地方政府身上，而不是企业。但东方广场项目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教训，他计划在天安门广场旁建造一个房地产的神话。这位超人没有忽视政府的作用，但经过了几年的反复，他最终发现，在北京，商业是第二位的。这一认识的代价是，不仅使得原来的计划大打折扣，同时在余下的商业利益上也要做出让步。民众们也无法同情他，他像一个孤独的异类。
对于内地的市场环境，亲身领教的李嘉诚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内地要发展，必须舍弃一些传统的，死硬的做法，“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这也是他在1998年对香港投资环境感到失望的重要原因。对强大力量政府的担心，促使他在80年代中后期增加海外投资，虽然他没有将公司迁册海外。在这种情况下，自认为成功与特权无关的李嘉诚终于更深地卷入了权力的关系之中，收购香港电讯即是明证。
李嘉诚已在权力之中。风险更大，发展更不确定。而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渗透已到了与大陆传统文化短兵相接阶段。李嘉诚在大陆发展的差强人意只是序幕中的一场而已。
李嘉诚如何作为？“实际上经济制度问题绝不是经济本身，他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个综合的结果，国家应该对这些问题综合起来考虑……”李嘉诚这么说。
七
李嘉诚已是高龄。
但按吾人文化特色，这正是做事的好时候。名利浮云也，从心所欲，李嘉诚想到的是什么呢？
从外人眼看，李嘉诚在大陆社会和其他地域的作为尚未确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市场和管理领域的“劳碌命”可结束了。止矣。难道他还想把在香港那种套别人的钱成为自己势力的方式用于大陆众多的银行、企业和千百万普通大众吗？他自己不是告诫过，在他自己的家乡潮州，一分钱也不挣吗？
不断挑战自我需要新的突破。李嘉诚需要创新。富极的他也许像当年贫极的父亲一样需要重新开始，遗憾的是已有了超拔境界的李云经先生无力开始，那么李嘉诚能否做到这一点？
他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权力、文化变迁里如何作为？这也是当今社会里的崭新课题，这是不同于传统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新的权力关系，新的话语方式。美国的一些豪门望族，或暴发户们曾在政治经济领域里有所动作，但或不成功，或为笑柄。
换句话说，经济对权力的关系不应只是介入，由商人演变为政治家；也不应只是取代，如目前广泛存在的跨国企业，李嘉诚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经济本身就是权力，这权力如何体现？又与传统权力如何包容？
李嘉诚如何对待自己庞大的产业。什么是李嘉诚的遗产？西人福特·洛克菲勒曾面对过这道难题。“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是吾传统文化的总结。李嘉诚如何解答？
迄今为止，李嘉诚的成功均为借力。“让别人为他赚钱”，他缺乏原生创造，但他就是成功了，那又如何？这也是华人世界进入国际社会里的一道难题。近200年来，吾人还没有在生产力、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方面有大的贡献于文明社会。这在古代中国自《吕氏春秋》以来代不乏人，在西方世界也有大量的人士如比尔·盖茨等人在思想产品和实物产品上影响了人类社会。
这已不仅是李嘉诚个人的问题，也是全体华人的问题。这也许正是中国文人沉默的原因。
一气贯通李嘉诚
--李嘉诚白手起家的秘笈
长江不择细流。
李嘉诚说：这是他为公司起名的初衷。
1998年夏的中国大陆，长江，这条中国第一大河，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危河”，长期的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母亲河在多日暴雨的冲击下，终于向她的儿女发难了。
1997年掀起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香港累积多年的泡沫经济因素，一令香港股市备受冲击，一向以实力著称的“龙头”股长江实业，股价也随着大市下滑，但就像这次国家团结人民奋勇抗洪而形成巨大凝聚力一样，李嘉诚的长实集团亦在动荡中更突显其强劲的实力，在经济风暴中屹立，当股市处于浪底时，股价表现比大市稳健，而当股市回升时，其股价上升速度亦比大市为快。
香港经济发展孕育出很多奇迹，李嘉诚亦是其中之一。他从年轻时于逆境中一无所有，到领导四家上市公司部市值共4500亿，就是一个人生传奇。
岁末，我们在汕头大学专访李嘉诚，希望能让读者了解一些他除了金钱之外的东西。
骨气和义气
这个故事是最早在饭桌上听到的。
那是一次工作便餐，席间，李嘉诚神情颇为激动地与对面的老先生讲起始于西方某大国的一次商业竞争。看到作为记者的我竖起耳朵在听，他笑笑说：“我要改用潮州话讲。”
在单独访谈时，我问他：怎样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他说：“经济合作对外商遵守合约的精神要确立。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拥有的企业，有不遵守合约的情况。”李嘉诚不止一次讲，在中国投资之所遇，他是以了解和理解的心态去看，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条坦途，当中面对的困难很多，经常出现一些令人费解的人为障碍。故于碰到问题时，要确定在不破坏企业的尊严和商业规则的基础上协商处理。
在海外的商业行为，李嘉诚说他用另外的处理方式，由于彼此在开始时便知悉商业规则和惯例。于是，他再次讲起这个故事。
“在西方某大国，我有一个公司刚刚起步，因为当时经营环境不太理想而考虑卖掉，卖给什么人呢？就是跟我们可能是竞争对手的人。做生意有时候是这样，赚不了钱是常有的事，但是事情不这么简单。”
“对方的总经理来跟我们开会，是上午11点，我们公司的代表事前跟他达成一些共识，表示这只是一个探讨、没有谈成以前，不要把消息透露出去，但在会议期间，他们采取的态度，好像一个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态度。12点，会议结束了，双方没有谈拢。但是在12点零5分，他的总经理打电话给我们那边的外籍高级职员说：‘你要听话，不然你的饭碗就没有了，我们要买你的公司。’我的人打电话给我汇报此事，我就逐个问我派去那边的香港职员，这中间有误会没有，大家都说没有，于是，我亮起房间的红灯，这个红灯一亮，所有的电话不会接进来了。我冷静地思考几分钟，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项目有没有前途，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要完成这个投资，一定要超过对方50%的资金，我有没有这个力量。这两个答案都是正面的，5分钟，我打电话过去，通知我们在那边的总经理，在这个国家发正式通告，全面和对方竞争。”
“他们的主席以前是该国很高地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一个公道和有作为的人，懂得做事，他知悉我的决定，24小时之后，就到香港来找我，他带半一封信，恭恭敬敬地说：‘我带了份大好的礼物给你，你看看，一定高兴。’当时我内心明白信封内一定有一件比以前更佳的建议，我回答说：‘你拿回去，三年后我们再谈，可能三年后，是我收购你。’我知道这个话我讲重了一点，我解释，我们想平心静气进行讨论。但是，你们不守承诺，你们总经理态度不好，坐井观天，我就是放弃了这个项目，我们公司也不会受影响，因为我们除了这个项目外，还有很多其他业务可以发展，今后我们开展良性竞争吧。”
“这件事过后6个月，我们的工作如火如荼的全面开展，我们的发展计划是完美及进取的，设备及技术都是最新、最好的，他的主席再次来找我，他说：‘你讲的对，我现在要求合并。’我说：‘对不起，我们还是良性竞争。’结果，我们今天非常成功，在那个国家100大上市公司中，我们在前三十几名。”李嘉诚今天是有能力笑到最后的。因为他一早察觉今天世界的经济大气候，经营策略一定要放眼世界，从事跨国业务，才能使企业有更大的发展。他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澳洲、日本等24个国家都投有巨资，电讯为主要投资项目，货柜的投资是其重点的跨国业务。弹丸之地的香港，现在可操纵全球最大的货柜吞吐量。其中李嘉诚在全世界拥有80个货柜港泊位，占世界市场占有率达11%。粗略而言，他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都进展顺利，与有关国家亦合作愉快，所得收益占集团收入比重日益增加。
李嘉诚于1979年从汇丰手中购入“和记黄埔”有限公司22.4%的股权这一事，亦为人所津津乐道，他是香港第一个入主英资财团的华人总裁。
“未有香港，先有怡和。”怡和洋行于1832年成立，其属下的“置地”早年亦执香港地产业的牛耳。但随着华资企业日益壮大，这些实力英资大行亦逐渐被华资赶上。1972年，长江实业上市时，李嘉诚提出“赶超置地”的目标，认为只要做得好，华资亦一样可以后来居上，不少人对此都表示怀疑。单以地盘物业比，拥有35万平方英尺的长实，如何比得拥有千余万平方英尺的地王置地。然而到1979年，长实拥有的地盘物业，急速增加到1450万平方英尺，在数字上超过置地。1979年，它击败置地，取得中环及金钟地铁上盖的发展权，曾是李先生的秘书，而今是长实集团执行董事的洪小莲说：“李先生把不可能发生的事也能实现。”
李嘉诚从小就以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随着事业的扩展，海外亦有很多华人对他认识，他们发自内心的说话往往令李嘉诚感动不已。
他说：“一次在加拿大一家中国餐馆，吃饭至半途，老板拿了一瓶红酒，他说，刚刚为您服务的是个将考博士学位的博士生，他说他要送你一瓶红酒，又怕你不接受。博士生说，我们中国人听说你收购赫斯基（加拿大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一事，都非常兴奋，中国人不单单在这里开餐馆、开洗衣店，中国人来这里真的干了一番大事业。
还有一次在加拿大的飞机场，我乘的私人飞机要离开时，骤然看到一辆车，飞快地向我们驶来，驶近后，司机交给我一封信，他说：“几个Alberta省的中国学者一定要我赶到您离开前送到！”我一看，这是一封有中国的学者、讲师、副教授、教授联合签名写的信，信上说：“我们第一批中国人来，是建设从加西到加东的铁路，很多人都死了。虽然我们现在的知识水平高了，我们有职业，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可是我们的专业人士一升到工程师，就没有办法再升上去做行政管理者，今天，也有了中国人做大老板。下面有超过l 000名的外国人是助理员工，我们感到扬眉吐气。
这些海外华人对我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其后那间石油公司业务发展理想，有国际投资者--希望向我们收购，但当我回头一想以上种种，我便舍不得卖掉它。”
李嘉诚先后动用69亿元全面收购了加拿大赫斯基公司，虽然加拿大一些地区曾因华人移民的急剧增加，而产生过抗拒情绪，但是，迄今为止，李嘉诚的海外公司无论在加拿大或英国，都从未有发生过工潮，原因是他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和坚持不分国籍，唯才是用的原则，对待所有员工一视同仁。他的观点是“世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核心人物。老板也要讲义气。如果你令人对公司有归属感，亲信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