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一片凉意笼罩了沙漠的时刻，刚了解了各部队基本情况的蒙哥马利就命令德?甘岗为他召集指挥官班子开会。会上，他宣布了那项大胆的计划：任命德?甘岗为第八集团军参谋长！这项计划甚至甘岗本人都蒙在鼓里。更不用说他人了。英国陆军当时并没有参谋长这一职务，司令官需要亲自协调各位参谋官，处理各种细节问题。蒙哥马利的前几任第八军军长都是这样做过来的，沙漠作战，事务繁杂；却都事必恭亲。结果，他们就像在森林中穿行一样，边走边剥树皮，停停走走，永远走不出树林，见不到整个树林的风貌。蒙哥马利上任之前就洞悉了这个弊端，为了能抓住关键问题，不陷入琐碎的事务中分散精力，他决定找个人来帮他。这个人必须思维敏捷、头脑清醒而果断，而且能高速度地工作、能处理细小问题，同时他必须了解蒙哥马利并能相互沟通和理解。同车来参谋部的路上，蒙哥马利一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个老部下。他心里清楚，虽然甘岗工作时能高度紧张且非常机敏，但他平素喜好杯中之物、讲究衣食，与他自己的生活习惯大相径庭。如此性格、脾气相去甚远的两个人能成为最好搭档吗？蒙哥马利做了认真的权衡，终于确认这些差异并不重要，也许两个人还能因此相得益彰呢，再也没有人比甘岗更适合了。
于是这一任命就在连甘岗本人都未预先知晓的情况下宣布了。蒙哥马利宣布时，全场寂静！全体参谋人员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项任命的严肃性。蒙哥马利的用人是正确的，以后的作战实践证明了甘岗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参谋家。可以说在北非战场上，没有德?甘岗，也就没有蒙哥马利的辉煌。
比尔?盖茨认为，“聪明”就是能迅速地有创见地理解并深入研究复杂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聪明人一定要反应敏捷，善于接受新事物；他能迅速地进入一个新领域，对之做出头头是道的解释；他提出的问题往往一针见血，正中要害；能及时掌握所学知识，并且博闻强记；他能把原来认为互不相干的领域联系在一起并使问题得到解决；他富有创新精神和合作精神。
几乎每一天，全世界都会有1.7亿用户使用个人电脑（PC），而其中82%的用户都会在打开电脑后看到屏幕上有“StartingMS－DOS的字样。其中52%的人则会看到另外一个信息-“Microsoft Windows”--然后他们会“激活”图形标志中的一个图标来启动一个桌面程序。人们在惊叹于如此卓越的产品的同时，会禁不住想起风靡全世界的美国名牌企业--微软公司。
像其他现代科技产品一样，个人电脑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与思维方式，而如果没有软件中能使计算机硬件完成几乎是无限多任务的指令，po机就毫无用处。微软公司是致力于PC软件开发的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和最富有的公司。
微软公司成立于1975年，是由现任主席与总裁比尔?盖茨（1955年生）和保罗?艾伦（1953年生）合伙创建的。比尔?盖茨在1995年被列为世界首富，拥有约13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保罗?艾伦于1988年退出微软，他也是一个亿万富翁。成立之始，微软只有一种产品，3个人，收入仅有16000美元，而到了1995年，微软已拥有大约200种产品，约17800名雇员，收入近60亿美元。并且，微软控制了PC软件市场中最重要的部分--操作系统的80%~85%，并且它生产了所有PC应用软件产品（或软件包）的 25%以至更多。微软产品中最知名的 MS－DOS（代表“微软磁盘操作系统”）操作系统，从1981年起就为最早的IBM－PC机所采纳，并从此风靡全世界，每年销售量都要以百万计。Wndows--微软第二知名的产品，是图形的或者说是基于图片的“用户界面”，也是与MS－DOS一起使用的操作系统，它使计算机更易于使用，并为全球用户所津津乐道。微软也是为苹果公司的Macintosh（以及如今的PowerMac）计算机编写程序的最大的独立软件制造商，它制作了两个畅销的Macin－tosh桌面应用软件： Word文字处理程序以及Excel电子表格程序。微软还计划进入并且已经在进入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有关的几乎每个市场，从电子游戏到公司网络、交互式电视以及联网网络服务，不一而足。由于其巨大的市场份额以及广阔的产品范围，使得微软对于计算机软件的技术标准的演进以及对整个信息产业而言，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没有一个与计算机或信息技术行业有关的行业的经理，或现在的或未来的计算机用户，能真正不顾微软的一举一动。微软在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美国司法部以及欧洲联盟都发起过对微软定价、营销和管理业务的调查（美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对AT＆T和IBM也做过产样的调查）。
自70年代以来，在美国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软件公司成立，那么为什么大多数软件公司都销声匿迹了，而微软却由无到有，并始终处于该行业的领先地位呢？究其原因，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微软独特而有效的用人之道--只聘用“聪明人”的策略。
用其所谏
魏征任郑国公时，有人向唐太宗告发魏征结党营私，唐太宗就派御史大夫温颜博前去查办，结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温颜博对唐太宗说：“魏征作为一个大臣，行为不检点，不注意回避嫌疑，以致受到诽谤，这是应该受到责备的。”唐太宗便派温颜博前去嘱告魏征，以后自己的行为要检点。
过了几天，魏征去见大宗，说道：“我听说君主和臣子有如人身一样是个整体，相互之间应开诚相见。倘若主臣之间不能坦诚相待，处处谨小慎微，专门在检点自己的行为上下功夫，那么国家的兴衰成败就难以预料了。对于您叫我检点的训际，实在不敢遵照执行。”唐太宗恍然大悟道：“我已觉得说错了。”魏征再拜，说：“我有幸为陛下办事，希望陛下让我做良臣，不让我做忠臣。”太宗奇怪地问道：“忠臣和良臣有何不同？”魏征回答：“稷、契、都是良臣，良臣和君主同心协力，共享美名，国家因而兴旺。龙逢、比干是忠臣，他们在朝廷当面劝告帝王，惹怒了天子而被杀害，国家也破亡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忠臣。”唐太宗听了，知道魏征所言的道理深刻，十分高兴，便奖给他500匹绸缎。
魏征见太宗赞同他对忠臣良臣的分析，便以他的胆量谋略，更经常当太宗面坦诚诤谏。有时碰上太宗大发雷霆，其他大臣都低头不语，而魏征却能神色自若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唐太宗听后往往怒气顿消。有一次，魏征扫墓回来，对唐太宗说：“听说陛下要去巡游南山，行装已经准备停当，只待出发，却又不去了，这是为什么？”唐太宗笑着回答：“起初是有这个打算，我怕你为此生气，就改变了主意。”
唐太宗对于魏征的经常劝谏，甚而已经习以为常了，魏征若见而不言，太宗反倒奇怪了。有一次，唐太宗对人说：“魏征、王圭二人为我做事尽心尽力，所以我重用他们。然而，魏征每次劝谏之后，我若不听，再与他说话就不应对，这是为什么呢？”魏征闻后回答：“凡事不可三番两次重复，如果陛下不答应，而臣子让步了，那么事情就要照样办，所以我不敢应您的话。”太宗反问道：“答应了再劝谏不可以吗？”魏征说：“不行，从前舜告诫群臣，不可当面听从，背后议论。臣明知君主不对，却满口应承，是表面上的假意服从，这难道是稷和契侍奉舜应持的态度吗？”太宗听后大笑，说：“都说魏征举止怠慢，我瞅他更觉得可爱，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啊！”魏征立即起身拜谢说：“陛下广开言路，臣于才得以谒尽愚忠；如果陛下拒不采纳，臣哪里敢犯颜数谏呢？”
魏征经常以逆耳志言劝谏而不以为惧，唐太宗善纳魏征之言且对魏征敬重有加，从表面上看，一国之君反倒惧怕自己的臣子，仿佛极为奇怪。实际上，唐太宗敬重魏征，非惧其权，而惧其理。忠臣未必是良臣，忠心也未必耿耿。惟君命是听，惟君意是从，可谓忠，但未必为正。曲意奉迎，见过不言，有错不纠，实为奴才之行。唐太宗人格上的过人之处则在于，既能采纳逆耳志言，又能敬重被管理者大臣。唐太宗能如此尊重人才，又能律己，这也正是造成“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因此，有明君方得贤臣，有贤臣方得成明君。
在管理者身边，往往还有另外一类人，他们不论管理者正确与否，处处言听计从，从来不表示反对意见，惟管理者马首是瞻。在工作中，他们也是善于察言观色，投管理者之所好，根本不讲原则，不讲公心，管理者说天明他睁眼，管理者说天黑他睡觉，甚至纵容管理者的某些缺点和恶习，以求得管理者的赏识，从而得以提拔重用。这类人实则是以私为重，将集体、国家利益抛在脑后，奸佞之人才往往出于其间，管理者若信之用之，轻则害人害己，重则误国误民。
清朝雍正年间，朝中官员有一位叫孙嘉淦的官，性格憨直，上书皇上不顾个人安危，甚至多次上书犯上，而雍正帝却怜爱其憨，免其死罪，量才而用。
孙嘉淦在翰林院任检讨时，斗胆上书雍正皇帝，所言三件事：一是请求皇帝要亲近骨肉同胞，二是要停止捐纳，三是要停止向青海、西藏用兵。雍正帝阅罢上书，便把翰林院掌院朱士颜找来训斥说：“给朕上书，怎么可以用如此憨直的言论！”朱士颜却陈述己见说：“他这些言论确实过于憨直，但臣下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帝闻之也大笑道：“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于是，他立即召孙嘉淦上朝，封他为国子监司书，继而又升为吏部侍郎。
孙嘉淦在担任吏部侍郎时，曾推荐一位教习，雍正帝未加任用。孙嘉淦再三要求任用此人。雍正帝把笔掷过来说：“你写个保状来！”孙嘉淦拿起笔来就要写，旁边的一位大学士斥责他：“你怎敢动用御笔！”孙嘉淦立即省悟，擅自动用御笔要犯杀头之罪，便马上捧笔叩头，向皇上请罪。雍正帝正在气头上，便下令把孙嘉淦监禁起来，准备斩首。事情过后，雍正帝怒气全消，又赦免了孙嘉淦，还对那位大学士说：“孙嘉淦虽然太憨，却不爱钱，可以让他去银库做事吧。”孙嘉淦被赦免出狱后，来不及回家竟直奔银库赴职。
果亲王对孙嘉淦心存疑惑，认为他作为一个被贬官的大臣，必然心怀不满，不甘心做这种会计工作。后来又听了一些流言蜚语，说孙嘉淦收银子时缺斤短两。一天，果亲王便突然到银库视察。到库里一看，见孙嘉淦正手持衡器，弯腰称量，和吏卒杂役一起从事劳动。果亲王问：“你收银有不足的时候吗？”孙嘉淦回答道：“我收的银子，全在另一库房中单独存放，请亲王复查。”果亲王差人重称，竟无丝毫差错。果亲王对孙嘉淦的出色工作大加赞赏，立即转奏雍正帝。从此以后，雍正帝虽恼孙嘉淦的直忤，但又怜其忠正，经过一番权衡之后，更加信任并重用孙嘉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