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和谐管理
20843100000045

第45章 和谐管理 容人(4)

首先,在该被管理者心平气和时,让他知道乱发脾气是不妥当的。并强调公司内不容许个别被管理者破坏纪律,也不会姑息乱发脾气的行为。

不过,当他情绪激动时,最好先不要发言,听他诉说心中的不平。一个愤恨的人,通常也会有很复杂的情绪,细心的聆听可以令他平静下来。

这种特立独行的被管理者,通常会在一些创造型工作部门中找到。这类人多数对自己的能力十分满意,并恃才傲物。任何人也难以令他们改变。

像这种有才华但绝不妥协的被管理者,最令管理者头痛,对他们又爱又恨。假如他的才能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生意,那便只好你应他的个性发展出另一套适合他的管理方式,或向不习惯的客户解释他的特殊情况。

不过,如该被管理者不是从事创造性工作,而是从事生产或维修部门的话,则绝不可以采取放任态度,因为他会严重影响到,公司的运作,和引起其他被管理者不满。

总而言之,被管理者的个性往往会影响到公司的运作,稍有大意便会让公司蒙受很大的损失,所以管理者决不能只顾工作进度而忽视了人的因素。

左右逢源

“势力”这一字眼,并非标新立异,危言耸听。任何部门、任何单位的管理者,事实上无时无刻都在面临着怎样巧妙处理与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问题。既然这个问题存在,我们就不应该回避它,应该认真地研究妥善处理的方法和艺术。

各种“势力”的产生,非一朝一夕;它的消失,也决非短期内就能办到。各种“势力”既然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必有其存在价值。每一种“势力”,都能在组织管理活动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每一种“势力”,都能对其他“势力”,甚至对管理者自身,产生微妙的影响和牵制作用。每一种“势力”,都有着于个起核心作用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有的可能抛头露面,有的也可能“谦虚”地躲在人群里。

各种“势力”之间,既相容,又排他;既对立,又统一;既协调合作,又分道扬雄,往往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排列组合格局。

某一种“势力”的壮大,就意味着必有另一种或若干种“势力”的削弱,这种发展趋势达到一定程度,原有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随之将产生另一种新的平衡关系。

任何“势力”都不能永远正确,如同任何人都不会一贯正确一样。

管理者与各种“势力”之间,存在着法定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决不是不可改变的,尤其是当管理者出现重大失误时,管理者组织很可能挑选某一种“势力”的代表人物,来充任新的管理者。

管理者要妥善地处理好同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各种“势力”存在的理由和作用,做到心中有数,了如指掌。然后,根据组织管理活动的需要,区别对待,用其所长,灵活巧妙地运用每一种“势力”,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

管理者应该始终居于支配全局的有利地位,高瞻远瞩,居高临下,对各种“势力”起到管理者、协调、引导、监督、制约的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遵循“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原则,使各种“势力”都感到你没有倾向性,是他们可以信赖的管理者。

倘若管理者真的一屁股坐在某一种“势力”的板凳上,那么,他立即会使自己由一个各种“势力”的合法管理者,沦变为某一种“势力”的袒护者,无法再对各种“势力”发挥协调平衡作用,只能对某一种“势力”发挥有限的影响作用,况且,自己的所作所为,还将受到这一种“势力”的强大影响和制约,人为地在自己面前树立众多的对立面,激化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严重破坏整个管理机器的正常运转,最终动摇自己的管理者地位,导致另一位能为各种“势力”所接受的新管理者来取代自己。

只有凌驾于各种“势力”之上,不偏不倚,秉公处事,巧妙、灵活地按动每个“琴键”,才使各类管理者左右逢源,实行有效管理。

公元698年(则天后圣历元年)腊月25日,武则天有一道诏书昭告天下:赐太子姓武氏。

太子李显,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亲生儿子,子随父姓,这是千古不变的规矩,为什么武则天别出心裁,要让儿子随了自己的姓呢? 这出于一种政治上的需要。

武则天晚年最为苦恼的一个问题,便是由谁来接班为好,是姓武的侄子呢?还是姓李的儿子。

她当皇帝20年来,对武氏家庭多方加以扶植以至纵容,使得武氏集团的势力极大地膨胀,野心也就随之而膨胀,在武氏集团看来,既然皇帝姓武,继承帝位的,当然应该是武氏后代。

而李氏宗室及朝廷大多数大臣却以为,武则天的皇帝宝座是从李氏手中篡夺的,她死后应该归还李氏后代。有的大臣甚至上书问她:是侄儿和姑姑亲呢?还是儿子和母亲亲?如果将帝位传给侄子,他在为祖宗建立宗庙时,只会供奉自己的父母,你这个当姑姑的往哪里摆?而传位给儿子,你在宗庙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全面权衡了利弊以后,武则天终于决定传位给儿子,将多年贬斥在外地的三儿子李显接了回来,立为太子。可是,武氏、李氏两大势力集团的矛盾已经根深蒂固,武则天预感到,在她死后,武、李两家难以和平共处。怎么样才能协调这两派的关系呢?她除了在人事安排上有意地压制武氏的势力以外,最绝妙的一招,便是让自己的亲生儿子李显改随母姓,也姓武。这既让那些以为非武氏子弟不能继位的人有口难言,又使那些主张继承人非李氏子弟莫属的大臣得到了满足,真可谓一箭双雕。武则天就是通过这一手法来平衡两派的政治势力。

揽过则兴

有些管理者,往往不能容忍错误和失败,这给手下人造成一股无形的心理压力。虽然给予一定的压力是必要的,但不允许失败和错误却过分了。倘若管理者能允许失误,宽容手下人的失败,这反而可以卸除部下的心理负担,使他们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委过则败

寇准曾是宋真宗的宰相、出色的军事家。他执政时,契丹常来侵扰边塞,寇准便日夜操练兵马,选骁将、择良兵,做好了战争准备。不久,契丹果然大举入侵,大臣们一片惊慌,而寇准却谈笑自如。他对宋真宗说:如果皇上亲征,我军必然斗志高昂,贼兵必败,胜算在我;如果皇上跑到江南或西蜀一带,那么人心崩溃,江山就会丧失掉。一番话打动了真宗,终于使他御驾亲征。

真宗一到南城,看到契丹兵多马强,心里发怵,而寇准非常自信,说:皇上只需渡河助威,在士气上压倒敌军,我率众将奋力拼杀,定能取胜。真宗渡河登上北城门楼上,宋军所有官兵都看见皇帝亲征,顿时斗志昂扬,以一当十,无比勇猛,最后在澶州打败了契丹军,杀死敌军统帅,迫使契丹送书求和。

由于寇准战功卓著,用人敢于提拔新人,引起同僚们的嫉妒,王钦就是其中的一位。王钦对真宗说:《春秋》记载,凡是城下立盟求和,都把可耻事迹载册。澶州之举,是皇帝亲自订立的城下盟约,是最可耻的。当然,这都是寇准的主意,他是一个赌徒,让您御驾亲征,是他孤注一掷的做法。他是一个最危险的人。真宗为推脱“城下之盟”的罪责,将这一可耻的事件推到了寇准身上,并罢免了寇准的相位,而他自己却冠上了亲征杀敌的美名。真宗妥协求和,并向战败方纳贡,把这种本该属于他自身的过失归罪于贤才。这种开脱责任、文过饰非的做法,既失去了寇准这样出色的军事人才,又失去了人心,结果,许多与寇准相知的同僚,都辞官远游,北宋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寇准这样的辅佐贤臣。不久,北宋政权就腐败颓废下去了。这真是应了“揽过则兴,委过则败”的至理名言。

揽过则兴

公元 199年(东汉建安四年),曹操与实力最为强大的北方军阀袁绍相距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县北),袁绍拥众十万,兵精粮足,而曹操兵力只及袁绍的十分之一,又缺粮,明显处于劣势,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曹操这一次是必败无疑了。曹操的部将以及留守在后方根据地许都(今河南许昌)的好多大臣,都纷纷暗中给袁绍写信,准备一旦曹操失败以后便归顺袁绍。

相距半年多以后,曹操采取了谋士许攸的奇计,袭击袁绍的粮仓,一举扭转了战局,打败了袁绍。曹操在清理从袁绍军营中收缴来的文书材料时,发现了自己部下的那些信件。他连看也不看,命令立即全部烧掉,并说:“战事初起之时,袁绍兵精粮足,我自己都担心能不能自保,何况其他的人!”

这么一来,那些怀有过二心的人便全都放了心,对稳定大局起了很好的作用。

泰穆公是春秋时秦国的君主,他通过招贤纳士而使秦国振兴,并建立了霸业。当然,他也有自以为是,一意孤行,以致铸成大错的时候。秦军伐郑,遭晋军埋伏而全军覆灭便是一例。但是,当他在受到挫折之后,能够冷静自省,严于自责,宽于待人,不动摇地信用战败的人才,也是难能可贵的。他几次任用孟明视,最终打败晋军,便体现了他的远见与对人才的了解和信任。

孟明视是秦国的将领,大夫百里奚之子,名视,字孟明。秦穆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晋文公病逝,秦穆公想趁晋国丧乱之机突袭晋的盟国郑国。因为出兵须经晋国山区,实际上也是对晋国的不宣而战,因而穆公的这一主张遭到大夫百里奚和蹇叔的坚决反对和劝阻,但穆公不听劝阻,坚持己见,并委派孟明视为将,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率师出征。次年四月,秦军返国途中经过晋国的淆(今河南三门峡东南),陷入晋军埋伏,秦军全军覆没。孟明视、西艺术、白乙丙均被晋军俘虏。晋襄公听说秦穆公要杀掉这三员败军之将,一方面为了羞辱秦国,同时为了借刀杀人,遂将孟明视等三人释放回国。晋执政先轸听说之后,对襄公说:“患生矣!”他很清楚,孟明视归国之后,秦穆公不但不会杀他,反而会更重用他,这将是对晋国的最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