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该被管理者心平气和时，让他知道乱发脾气是不妥当的。并强调公司内不容许个别被管理者破坏纪律，也不会姑息乱发脾气的行为。
不过，当他情绪激动时，最好先不要发言，听他诉说心中的不平。一个愤恨的人，通常也会有很复杂的情绪，细心的聆听可以令他平静下来。
这种特立独行的被管理者，通常会在一些创造型工作部门中找到。这类人多数对自己的能力十分满意，并恃才傲物。任何人也难以令他们改变。
像这种有才华但绝不妥协的被管理者，最令管理者头痛，对他们又爱又恨。假如他的才能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生意，那便只好你应他的个性发展出另一套适合他的管理方式，或向不习惯的客户解释他的特殊情况。
不过，如该被管理者不是从事创造性工作，而是从事生产或维修部门的话，则绝不可以采取放任态度，因为他会严重影响到，公司的运作，和引起其他被管理者不满。
总而言之，被管理者的个性往往会影响到公司的运作，稍有大意便会让公司蒙受很大的损失，所以管理者决不能只顾工作进度而忽视了人的因素。
左右逢源
“势力”这一字眼，并非标新立异，危言耸听。任何部门、任何单位的管理者，事实上无时无刻都在面临着怎样巧妙处理与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问题。既然这个问题存在，我们就不应该回避它，应该认真地研究妥善处理的方法和艺术。
各种“势力”的产生，非一朝一夕；它的消失，也决非短期内就能办到。各种“势力”既然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必有其存在价值。每一种“势力”，都能在组织管理活动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每一种“势力”，都能对其他“势力”，甚至对管理者自身，产生微妙的影响和牵制作用。每一种“势力”，都有着于个起核心作用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有的可能抛头露面，有的也可能“谦虚”地躲在人群里。
各种“势力”之间，既相容，又排他；既对立，又统一；既协调合作，又分道扬雄，往往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排列组合格局。
某一种“势力”的壮大，就意味着必有另一种或若干种“势力”的削弱，这种发展趋势达到一定程度，原有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随之将产生另一种新的平衡关系。
任何“势力”都不能永远正确，如同任何人都不会一贯正确一样。
管理者与各种“势力”之间，存在着法定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决不是不可改变的，尤其是当管理者出现重大失误时，管理者组织很可能挑选某一种“势力”的代表人物，来充任新的管理者。
管理者要妥善地处理好同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各种“势力”存在的理由和作用，做到心中有数，了如指掌。然后，根据组织管理活动的需要，区别对待，用其所长，灵活巧妙地运用每一种“势力”，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
管理者应该始终居于支配全局的有利地位，高瞻远瞩，居高临下，对各种“势力”起到管理者、协调、引导、监督、制约的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遵循“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原则，使各种“势力”都感到你没有倾向性，是他们可以信赖的管理者。
倘若管理者真的一屁股坐在某一种“势力”的板凳上，那么，他立即会使自己由一个各种“势力”的合法管理者，沦变为某一种“势力”的袒护者，无法再对各种“势力”发挥协调平衡作用，只能对某一种“势力”发挥有限的影响作用，况且，自己的所作所为，还将受到这一种“势力”的强大影响和制约，人为地在自己面前树立众多的对立面，激化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严重破坏整个管理机器的正常运转，最终动摇自己的管理者地位，导致另一位能为各种“势力”所接受的新管理者来取代自己。
只有凌驾于各种“势力”之上，不偏不倚，秉公处事，巧妙、灵活地按动每个“琴键”，才使各类管理者左右逢源，实行有效管理。
公元698年（则天后圣历元年）腊月25日，武则天有一道诏书昭告天下：赐太子姓武氏。
太子李显，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亲生儿子，子随父姓，这是千古不变的规矩，为什么武则天别出心裁，要让儿子随了自己的姓呢？ 这出于一种政治上的需要。
武则天晚年最为苦恼的一个问题，便是由谁来接班为好，是姓武的侄子呢？还是姓李的儿子。
她当皇帝20年来，对武氏家庭多方加以扶植以至纵容，使得武氏集团的势力极大地膨胀，野心也就随之而膨胀，在武氏集团看来，既然皇帝姓武，继承帝位的，当然应该是武氏后代。
而李氏宗室及朝廷大多数大臣却以为，武则天的皇帝宝座是从李氏手中篡夺的，她死后应该归还李氏后代。有的大臣甚至上书问她：是侄儿和姑姑亲呢？还是儿子和母亲亲？如果将帝位传给侄子，他在为祖宗建立宗庙时，只会供奉自己的父母，你这个当姑姑的往哪里摆？而传位给儿子，你在宗庙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全面权衡了利弊以后，武则天终于决定传位给儿子，将多年贬斥在外地的三儿子李显接了回来，立为太子。可是，武氏、李氏两大势力集团的矛盾已经根深蒂固，武则天预感到，在她死后，武、李两家难以和平共处。怎么样才能协调这两派的关系呢？她除了在人事安排上有意地压制武氏的势力以外，最绝妙的一招，便是让自己的亲生儿子李显改随母姓，也姓武。这既让那些以为非武氏子弟不能继位的人有口难言，又使那些主张继承人非李氏子弟莫属的大臣得到了满足，真可谓一箭双雕。武则天就是通过这一手法来平衡两派的政治势力。
揽过则兴
有些管理者，往往不能容忍错误和失败，这给手下人造成一股无形的心理压力。虽然给予一定的压力是必要的，但不允许失败和错误却过分了。倘若管理者能允许失误，宽容手下人的失败，这反而可以卸除部下的心理负担，使他们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委过则败
寇准曾是宋真宗的宰相、出色的军事家。他执政时，契丹常来侵扰边塞，寇准便日夜操练兵马，选骁将、择良兵，做好了战争准备。不久，契丹果然大举入侵，大臣们一片惊慌，而寇准却谈笑自如。他对宋真宗说：如果皇上亲征，我军必然斗志高昂，贼兵必败，胜算在我；如果皇上跑到江南或西蜀一带，那么人心崩溃，江山就会丧失掉。一番话打动了真宗，终于使他御驾亲征。
真宗一到南城，看到契丹兵多马强，心里发怵，而寇准非常自信，说：皇上只需渡河助威，在士气上压倒敌军，我率众将奋力拼杀，定能取胜。真宗渡河登上北城门楼上，宋军所有官兵都看见皇帝亲征，顿时斗志昂扬，以一当十，无比勇猛，最后在澶州打败了契丹军，杀死敌军统帅，迫使契丹送书求和。
由于寇准战功卓著，用人敢于提拔新人，引起同僚们的嫉妒，王钦就是其中的一位。王钦对真宗说：《春秋》记载，凡是城下立盟求和，都把可耻事迹载册。澶州之举，是皇帝亲自订立的城下盟约，是最可耻的。当然，这都是寇准的主意，他是一个赌徒，让您御驾亲征，是他孤注一掷的做法。他是一个最危险的人。真宗为推脱“城下之盟”的罪责，将这一可耻的事件推到了寇准身上，并罢免了寇准的相位，而他自己却冠上了亲征杀敌的美名。真宗妥协求和，并向战败方纳贡，把这种本该属于他自身的过失归罪于贤才。这种开脱责任、文过饰非的做法，既失去了寇准这样出色的军事人才，又失去了人心，结果，许多与寇准相知的同僚，都辞官远游，北宋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寇准这样的辅佐贤臣。不久，北宋政权就腐败颓废下去了。这真是应了“揽过则兴，委过则败”的至理名言。
揽过则兴
公元 199年（东汉建安四年），曹操与实力最为强大的北方军阀袁绍相距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县北），袁绍拥众十万，兵精粮足，而曹操兵力只及袁绍的十分之一，又缺粮，明显处于劣势，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曹操这一次是必败无疑了。曹操的部将以及留守在后方根据地许都（今河南许昌）的好多大臣，都纷纷暗中给袁绍写信，准备一旦曹操失败以后便归顺袁绍。
相距半年多以后，曹操采取了谋士许攸的奇计，袭击袁绍的粮仓，一举扭转了战局，打败了袁绍。曹操在清理从袁绍军营中收缴来的文书材料时，发现了自己部下的那些信件。他连看也不看，命令立即全部烧掉，并说：“战事初起之时，袁绍兵精粮足，我自己都担心能不能自保，何况其他的人！”
这么一来，那些怀有过二心的人便全都放了心，对稳定大局起了很好的作用。
泰穆公是春秋时秦国的君主，他通过招贤纳士而使秦国振兴，并建立了霸业。当然，他也有自以为是，一意孤行，以致铸成大错的时候。秦军伐郑，遭晋军埋伏而全军覆灭便是一例。但是，当他在受到挫折之后，能够冷静自省，严于自责，宽于待人，不动摇地信用战败的人才，也是难能可贵的。他几次任用孟明视，最终打败晋军，便体现了他的远见与对人才的了解和信任。
孟明视是秦国的将领，大夫百里奚之子，名视，字孟明。秦穆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晋文公病逝，秦穆公想趁晋国丧乱之机突袭晋的盟国郑国。因为出兵须经晋国山区，实际上也是对晋国的不宣而战，因而穆公的这一主张遭到大夫百里奚和蹇叔的坚决反对和劝阻，但穆公不听劝阻，坚持己见，并委派孟明视为将，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率师出征。次年四月，秦军返国途中经过晋国的淆（今河南三门峡东南），陷入晋军埋伏，秦军全军覆没。孟明视、西艺术、白乙丙均被晋军俘虏。晋襄公听说秦穆公要杀掉这三员败军之将，一方面为了羞辱秦国，同时为了借刀杀人，遂将孟明视等三人释放回国。晋执政先轸听说之后，对襄公说：“患生矣！”他很清楚，孟明视归国之后，秦穆公不但不会杀他，反而会更重用他，这将是对晋国的最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