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多巴胺进入额前叶皮质的一个重要方式是通过帕金森氏病多巴胺丢失部位附近的特殊部位。我们已经看到多巴胺过多与精神分裂症有关；但精神分裂症患者额前叶皮质功能不足。那么，精神分裂症病人过量的多巴胺对额前叶皮质神经元有什么影响呢？一种可能是它不只以递质起作用，而是能调节细胞对其他输入的反应，过量多巴胺可能导致这种促进反应的延迟，就好像过多的压力突然加在一个加速的踏板上。因此，正常数量的多巴胺对额前叶皮质发挥正常功能是必需的，但太多则导致功能停止，这与额前叶皮质遭受直接损伤的后果一样。
再者，大脑区域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孤立的。近来影像学研究发现额前叶皮质不同部位的损伤可导致不同的功能缺陷，因此将某个功能归功于整个区域是错误的。比如，一个部位的损伤使人不能记住物体的空间位置，而另一个部位的损伤使他们一而再地重复做一件事，即使这件事已不必做了。
现代影像技术也为我们提供了令人兴奋的观察正常额前叶皮质工作的机会。英国剑桥认知和脑科学医学研究委员会的心理学家艾德里安·欧文，发明了一种他认为可以捕捉额前叶皮质全部要素的测验。他认为我们可以利用额前叶皮质作精神计划。比如，想象一下进入超市的情形，购物时我们脑子里经常有一张清单，而不是真的清单。为了买齐清单上的物品，我们计划在商店里的路径，找到一样东西便在脑子里钩去一件。显然，艾德里安不可能将PET扫描仪搬到超市，于是他设计了一个改良的装置。
躺在脑扫描仪上，当他向我解释该做什么的时候，我仔细地听着。艾德里安放了一个监视仪，这样我可以够到触摸式的屏幕。然后，他在键盘里输入一些指令，于是我的屏幕上便出现了一系列彩色球，球看似掉进了桌球袋。屏幕的下半部有3个这样的口袋，每个由不同颜色的球排列而成。屏幕的上半部同样由装球的3个口袋组成，但与下面的排列不同。我的任务是将上面的球排成与下面完全相同的顺序。我所要做的就是点击要移位的球，然后点击想让它进的那个口袋。就像真的打桌球那样，要移动下面的球，必须先把口袋顶部的球移开。
我要做许多计划。有时候为了解放下面的球，我不得不将某个球先放到远非它该放的位置上。艾德里安认为这种间接的有悖直觉的步骤是问题的关键。动物和小孩子希望看到即刻的回报--他们会把彩球放在该去的那个口袋的顶部，即使这种移动会不利于任务的成功完成。额前叶皮质损伤的病人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他们不能进行需要中间步骤的策略性思考，尤其是这些步骤恰巧是你不想做的。因此，他们很容易试验失败--他们能意识到简单的策略不奏效，但不知道为什么。为了这个原因，测试加了一个时间限定，这样，就我的例子而言，被测者感到失败只是由于时间不够。
PET扫描仪发现额前叶皮质在这个工作中是特别活跃的。当我问艾德里安他是否会进一步将它视为解决问题的中心时，他很谨慎：“现在这是一个通病。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是计划网络工作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哪部分大脑只做一件事，也没有哪部分大脑单独行动。我们所有的思考、情感和行为都是大脑许多部分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与其将额前叶皮质看作计划的中心，艾德里安认为倒不如将它视为大脑许多部分协同参与的结果。
那么，关键问题是其他动物的精神计划是否也是这样的，或者说它是人类所独有的？
美国心理学家杜安·拉姆堡对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行为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发现黑猩猩能做一些计划，比如，它们会捡起木棒以备将来挖除蚂蚁开路。或许有一个着名的例子经常作为使用工具的范例，黑猩猩将叶子从嫩枝条上撕下“诱捕”白蚁。看来与我们最接近的灵长类动物亲戚能够用头脑思考。德国心理学家柯勒早在1925年就发现黑猩猩能够在行动前想象其解决方案：它搭了4层盒子来拿挂在头顶上的一张迷人的黑猩猩照片。
杜安归纳了他所看到的情况。“黑猩猩的确会为未来作打算。但我不认为它们能和我们做得一样超前，我也认为它们可以反省过去，但程度不及我们……我认为黑猩猩能够策划几天的计划，而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在几年或几个世纪前就可以未雨绸缪。我想就是那些东西赋予了我们作为人类要承受的重担。”
英国阅读大学的考古学家史蒂文·米森认为，在所有的提示和线索都摆在你面前要你设计一个巧妙方法的时候是一回事--如细枝上的几片叶子等着被撕下，或者在悬挂的香蕉下适宜地摆放盒子；但缺乏视觉指导性提示时，设计一个复杂的精神计划则是另一回事。因而，可能正是由于制订抽象计划的能力使人脑额前叶皮质处于与众不同的地位。如果那样的话，额前叶皮质可能不只是协调中枢，还是想象中枢，就像脑中之脑。从我们早期的祖先那里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额前叶皮质是如何使人类成为一种进化优势的。出自想象的策略有巨大的生存价值--它们节省时间和精力，避免尝试危险和错误。
另一个有趣的想法是由“来源健忘症”中提到的额前叶皮质损伤而引发的。在这个例子中，记忆就其本身而言是正常的，但它与时间和空间的联系受影响。这种精确的时间和空间所反映的特征足以看到在进化过程中额前叶皮质是不成比例生长的。尽管动物能以它们的方法记忆以前的中性刺激是否与有益的或令人厌恶的事件相联系，但看来很难相信它们有像人类那样精确地查明一个孤立的、单向事件的能力。
但是，我们在赋予额前叶皮质统一的通用角色时要中心。我们已经看到当不同区域选择性损伤时会产生不同的功能缺陷，如同迈克尔缺失的区域那样。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皮质中完全不同的区域也在记忆中发挥着作用，如颞叶下皮质。颞叶下皮质的损伤可导致视觉辨别的缺陷，即使视觉敏感度、颜色和角度的觉察水平是正常的。特别是对熟悉事情的记忆，如脸的记忆显着受损害。然而，如我们所看到的，缺陷不是视觉过程本身，更多的是图案差别的记忆。额前叶皮质没有垄断性，那么，任何一种和一种以上的功能可能与之有关。
我们擅长的精神技能--想象是一个难以捉摸和难熬的过程。可能还有其他尚未发现的能力，这种能力使我们遮蔽瞬间的压力，以至于想象是它的结果而不是真正的原因。米森认为关键问题是人类具备通过其他事情看事物的能力，形成物体、人物、事件之间的联系。因此，如果一个人在地上发现一颗牙，他可能将它想象成项链的一部分，但黑猩猩只当它是颗牙。换言之，我们形成联系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探究事物的意义。意义，我认为，是以经验对人、物体和任何其他事物的感知。我们获得的经验越多，我们能感知的意义也越多。可以想象，这种体验丰富世界的能力可能被过度运用。这可能是为什么抑郁症病人的脑扫描显示额前叶皮质过度活跃。同样，额前叶皮质损伤者玩世不恭的态度可能解释为无法对生活中的事件附加意义。
因此，人类额前叶皮质是不是为了神经元的联系而发展成很大的范围，使联系和意义层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们能够越过瞬间的压力进入想象的内在世界？更多的神经元联系可能是人脑秘密之所在吗？
四、是否真的与众不同：伟人的脑细胞
让我们回到爱因斯坦的大脑。普林斯顿大学医学中心的病理学家汤姆·哈维和他的同事们致力于研究伟大人物脑细胞各种与众不同的特征。他们只发现两种可能的差别。第一，在爱因斯坦大脑的某些部位，神经元比正常大脑养育得更好。更精确地说，哈维发现在他认为与复杂思考有关的区域存在不寻常的高比例的神经胶质细胞。但只是比例不同，实际上与对照大脑相比神经元的数目较少。这里有一个问题，哈维用一个比爱因斯坦年轻15岁的亡者的大脑作比较。爱因斯坦76岁时死亡，由于我们知道人脑在这个阶段会快速萎缩，因此比例的变化可能只是年龄的缘故而不是由于天才。
第二个发现是爱因斯坦脑皮质的神经元包裹得更密实。哈维认为这使得细胞可以更有效地相互联系，然而大鼠实验发现当树突分得很开时神经元的联系更好，可能这样能防止交叉联系，并使信号更清晰。爱因斯坦紧密包裹的神经元更通俗的解释是他的皮质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变薄，这是和爱因斯坦一样的老年人的自然过程。尽管哈维指出爱因斯坦没有任何与皮质变薄相伴随的智力功能缺陷的表现，没有证据表明皮质真的变薄了。
1999年当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系的桑德拉·怀特尔森声称爱因斯坦大脑的左侧和右侧顶叶皮质比正常人大1厘米的时候，爱因斯坦大脑再次爆出了新闻。如果爱因斯坦的大脑在平均水平，但这个区域较大，那么推测某些其他区域一定相应地较大。然而没有人谈及这种不足，也没有发现爱因斯坦脑力方面任何相应的缺陷。怀特尔森也认为爱因斯坦大脑的一个沟明显比正常平坦，使得有更多的联系和更好的神经交流。但是，较平的皮质是不是智力敏捷的关键，当然进化给我们的不都是最皱缩的皮质。
显然，近来这些发现在确切地阐明什么使爱因斯坦的头脑变得如此特殊之前还需要更多的探索。我个人觉得答案不在他大脑的物理外形和尺寸上，而在他活着时信号的处理过程中--我们产生的功能构型。由于这种构型是高度短暂的现象，它们可能随着主人而毁灭，此时已永远失去了我们的评判标准。
我一直在强调，当我们寻求理解大脑的时候，不应该注重单个细胞或单个叶。我们更要用整体的方法来寻找答案。美国生物人类学家特伦斯·迪肯认为不是额前叶皮质的大小赋予了我们独特的能力，甚至也不是细胞间必需的联系，而是大脑主要区域间力量的平衡。他认为我们独特的智力根源来自我们祖先进化时发生的力量平衡的变化。赋予我们大脑确实的可塑性，这个提议看来肯定有一定道理。
祖先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不管答案是什么，明确的最终结果是现在我们拥有了语言。如果人类知识和智慧的根源真的是用其他事物看事情，那么文字的发明--能够描述无数不同的情况--一定大大增强了我们的脑力。那么，我们在研究人脑独特性的时候可能走错了路。我们的大脑不是那么的不同于其他种系，历史上最天才人物的大脑看来与其他人没有差别。因此，显然大脑中发生的过程是问题的关键。没有一个过程比语言更人性化，因此我们需要转向语言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