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比起宇宙中的黑洞来，恐惧，有着更强大的力量，中华民族传统中那些积淀千古、稳定似泰岳华山的伦常关系，一下被冲决得颠倒了个，被历代中国士大夫引以为楷模的屈原、太史公的光照史册的气节与品格，顿时成了纷纷散落于政治茅坑里的手纸、月经带--
情人可以揭发情人。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浦熙修以背叛，结束了她与罗隆基既充满了深刻的幸福又充满了深刻痛苦的十年情谊。
妻子可以揭发丈夫。
1958年1月，萧乾的妻子文洁若，被下放到河北省丰润县农村。下乡伊始，下放干部们开了一个批判会，为了让文洁若能在会上揭发萧乾的问题，担任组长的一个党员，在会前给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某单位的一个女同志，有一天跑去找领导，指控她爱人是右派。起初人们以为她疯了，因为她丈夫从来也不胡言乱语，只知道埋头工作。这位女同志就把她丈夫对某件事说过什么，一一揭发出来。于是，领导把那个丈夫隔离审查，他就一古脑儿招认了，结果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送去监督劳动。这样的妻子才是毛泽东的好女儿。”
儿子可以批判父亲。
1957年6月19日，《文汇报》在第三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章伯钧的儿子章师明同父亲划清界线》的消息：【本报南京18日专电】章伯钧之子章师明今天在农工民主党江苏暨南京市委员会联席扩大会上说：
“章伯钧的这些反动思想和错误行为，是有他的历史根源和政治野心的。他参加过共产党，因经不起考验和个人政治野心作祟而脱离了共产党，想独树一帜，搞军事投机，幻想走第三条道路。解放后，他参加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参加了国家政权工作，但由于未能彻底改造，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政治立场，所以他的原形又毕露了。从他过去历史发展过程和最近一系列言论说明，他是有政治野心的，想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以巧妙的方式散布他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而且从组织上做法上进行活动。”
又说：“章伯钧同志如仍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错误的政治主张和两面派手法，我有权要求农工民主党中央，考虑他是否继续担任农工民主党主席，以至是否仍是农工民主党成员。他是我的父亲，如果他不放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彻底承认错误，我就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这样的父亲，对我是莫大的耻辱。”
七天后，储安平的长子，当年一个没有受够教育、就凭父亲一句话“初中文化，参军最合适，没本事，就保卫祖国去吧！”而参加了志愿军的青年，给《文汇报》写了一封信，该报于6月29日刊发出来：
文汇报编辑部负责同志：
我是储安平的长子，最近才从部队复员回家。
储安平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发表以后，已受到全国人民的严词驳斥。我身为革命军人、社会主义青年，坚决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他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污蔑人民领袖的谬论。
在报纸上已揭发了他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充分证明他这种恶毒思想是长期存在的、有政治野心的，企图借用光明日报作基地，向社会主义进攻。这使我更认清了他反党面貌。
我要给储安平先生一句忠告：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
储望英
6月26日学生可以批判老师。
5月间，钱伟长曾向来访的记者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自己的得意弟子胡海昌、叶开源，为的是让总像小虫一样围绕他们飞的“红眼病”，气得跌断翅膀。二个月后，在清华大学万头攒动的会场上，胡海昌本人，则像一只小虫翩翩地飞到了台上：
“钱伟长所谓热心指导青年科学研究工作，他的目的并不是在于为人民培养出更多的科学干部，以便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而是企图通过指导科学研究工作来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
“我获了科学奖学金，钱伟长抓住这个机会，把我作了不正确的介绍和宣传，去煽动青年的个人名利思想，去反对党的思想教育。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愤慨！”
“大家看他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多么强调听话啊！如果有谁真正照他的话去做，那真是危险的事。在钱伟长的许多学生中，看来最听话的要算叶开源了……”
随后，叶开源未有半点迟疑，他走上台去，同样使自己的老师也跌破眼镜：
“钱伟长是我的老师，我也曾为他所说的培养目标、理工合校等主张迷惑过……我要和他在政治上划清界限！我们要正告钱伟长，不要再存任何幻想，假如你不翻然悔悟，就是连你认为最可靠的学生，也不会再和你一起工作下去！”
朋友可以揭发朋友。
自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作为《大公报》记者与浦熙修形影相随、并被文化界同视为巾帼二豪杰的彭子冈，宛如世界跳高冠军，一下便利索地跃过了两人间二十多年的友谊，及应有的心理障碍或是道德障碍。在7月2日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举行的批判会上，她列举了“浦熙修最近几年越来越走向反党立场的事实”，她说：
“直到上星期我到浦熙修家里帮助分析她自己的错误时，她还一直在为罗隆基打掩护，把罗隆基描写成一个专心在书斋里搞文艺创作的人……”
《人民日报》一位老记者，十年前在南京“下关惨案”中和浦熙修同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打，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在7月5日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再次举行的批判会上，面对经过连日来多方面的车轮大战已支撑不住、病恹恹好似一个纸袋飘进会场的浦熙修，昔日的患难，似乎成了当下股市里一家濒于破产的空壳公司，急于投入正时髦的“资产重组”。他指出：
“浦熙修是章罗联盟中一个重要角色，她在罗隆基出国后替他撑了半边天。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浦熙修一面派人去《光明日报》观察气色，另一面，自己出面张罗费孝通等人写文章，为储安平辩护，指挥若定，想以螳螂之臂，压倒全国人民反右斗争的声势。”
“浦熙修在座谈会上装出一副诚恳的面孔，说自己‘天真’、‘胡涂’、‘无辜’，但是在交代和罗隆基的关系时，只拿出罗隆基给她的三封信……和罗隆基‘十年密谋，同床共语’，难道和他的关系只有区区三封信吗？”
会前，他还做了谢蔚明的工作。他邀后者去了附近的和平餐厅喝咖啡，伴随小勺摇出的一股股扑鼻的浓香，他也一丝一缕地摇走了后者本想在狂澜既倒前装聋作哑的决心：
“浦熙修的事情，现在闹到了毛主席点名、举国皆知的地步，只能怪她自己咎由自取了。你和她在南京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在驻京办事处，你们又桌子对桌子，整整共事8年，她的情况你应该知道得最多。你想想，是不是下次开会时，你也该起来揭发她？”
在5日的批判会上，清瘦似伞柄的谢蔚明，缓缓撑开了满脸的愤怒：“浦熙修十几年来常常以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自命。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浦熙修已经和共产党划清了界限，她的前夫袁子英曾经和她约定过，袁不参加国民党，浦不参加共产党。当时浦熙修是答应了的。”
此刻，浦熙修即使真成了一个纸袋，也不会将她放过了，因为这个被扩张成某种形状的“纸袋”，在最需要与上面保持一致的时候，正好用来包装满场人们对党的无限忠心和对非党者的无限愤慨……
最令人震惊咋舌的是，就是那些已被捕进网里、丢进锅里的“大鱼”，在越来越接近沸水的温度中，竟还能翻浪搏击，相互撕咬--
6月24日，在民盟北京市委第八次常委扩大会上，佛祖般的圆脸上历来光洁坦荡、颇像一幅刚铺好的床单的费孝通，这时，好似有人一屁股在床上坐下，额头上拧满了曲曲弯弯的皱折。在与会者的穷追猛打下，随着一颗颗黄豆般大的汗珠，一串串的揭发，也从那皱折里滚滚而下：
6月5日下午，他与钱伟长、曾昭抡到章伯钧家里，向章汇报北京几所大学的情况，“章伯钧听到学生和教师如果联系在一起就会出乱子，很感兴趣，认为这是历史规律。所以，认为知识分子是举足轻重的。6日晚，在会上，章伯钧对紧张的局势幸灾乐祸，并提出了三点反对意见……”
6月10日，“章伯钧约我去，他说：‘共产党要借我的头，贴上个反动派的字条，我也愿意，这叫借东风。章伯钧的意思是说，共产党受到了群众的反对，压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头。这句话，章伯钧重复了不止一次……”
显然，“佛祖”并不能因此而恢复额头的光洁并卸去心头堆积如垣的痛苦，相反，倒有可能使那皱折更锐利似一颗颗钉子，并更痛楚地扎进他的心灵。其中的一颗“钉子”是：他揭发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曾在6月6日的六教授会议上说，教师领导学生准备暴动（钱否认），几天以后，钱伟长在清华大学师生的炮轰下，揭发费孝通把他拉进章罗联盟，并把他介绍给储安平。（［美］戴维·阿古什《费孝通传》）
7月15日，罗隆基在全国人代会上作半是检讨、半是申辩的长篇发言《我的初步交代》后，同一天，他的“从小同学，熟识多年”且被视为“章罗联盟在四川省的代理人”的潘大逵，要求发言，一气列举了“密友”罗隆基的“十大罪状”。
他指出：
“罗隆基是一个专搞小圈子的宗派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永不知足的野心家。”
“章罗联盟的阴谋，就是想利用知识分子中的落后部分，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与党分庭抗礼，采用的方法就是有意歪曲传达，或利用他们的地位，发出似是而非的消息；他们利用合法的组织名义，有时又利用私人邀请茶饭谈心方式，或者大谈一套，或者三言两语，总之，不外散布毒素，陶醉自己，迷惑别人……”
也在这前后，为《文汇报》对自己的态度颇为不恭而一直感到悻悻然的罗隆基，突然从《人民日报》上得知，这只是一场“误会”，当然，这不是一个导致双方重归于好的“误会”，而只是让他更深地陷入泥潭而不可自拔的“误会”。徐铸成在该报上如是揭发道：
“去年《文汇报》复刊后，4月间，我和罗隆基第一次见面，他对我说：‘你既然是总编辑，就该负起责任来，不要迁就党员，你这样迁就的态度是自由主义。’”
“《人民日报》的社论，不都是正确的，不要迷信《人民日报》。不要迷信党员，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不一定比我们高。”
“他知道我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因此，就暗示我不要相信党的领导，在单位里可以独断专行，不要服从党组的意见。他还建议我们，在复刊之初首先开展文字改革问题的讨论……他们知道，文字改革问题最能打动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最能挑拨广大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
“章伯钧、罗隆基都想抓报纸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文汇报》就被他们拉上了右派报纸的道路……”
作为著名化学家的曾昭抡，精通各种元素的不同组合，将会导致不同的化学反应。在揭发与自己一道参加了“六教授会议”的钱伟长时，为了在清华园里激起最强烈的“化学反应”，他也选择了一种最佳的“元素”组合方式。在高教部检讨时，他说：
“当他们分析形势后，钱伟长提出三种解决办法，第一，是共产党动员三百万军队上街，这会失去人心，共产党不会干；第二，共产党提出收，这也会失去人心，这样以后知识分子就不讲话了；第三，是由民盟出来讲话，显然第三个办法可行！”
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对彭文应的几次批判大会上，各路精兵强将走马灯似地上台，彭文应就是批而不倒，尤其是在章罗联盟在上海市的小集团的问题上，他更矢口否认。
一百多位代表写出对此表示极大义愤的纸条，雪片似地涌上主席台，强烈要求终止他满口喷溅“毒汁”的申辩。他仍不为之所动，一脸平和、高邈的神色，恍若他此刻是站在阳台上，正看一派银妆素裹的雪景。真正使他赫然变色，按当时媒体说法，是“挤眉歪咀摆出一副无赖相”的，是来自这个“小集团”另一首要分子陈仁炳的声音：
“怎么能说我们这个小集团不是反共的呢？小集团经常集会，接受罗隆基的指示，商量如何抓领导权，抓《盟讯》这个刊物，反对执行正确路线的民盟总部华东执行部，反对统战部……对盟内的进步分子，尽管其中有好些人并没有批判过章罗，我们也要反对。”
在这场虽不绝后却是空前的、实是集体谋杀却叫“揭发”的高潮里，人们似乎个个红着几近滴血的眼睛，恨不能每双青筋毕露的大手，都能一下卡向对方的咽喉。
赛马跑不出马场，在中国要打倒一个人，也历来跑不出一个三角形，其三只角分别是政治、经济、生活问题。好在知识分子一般不经手大把、大把的钞票，于是，人们猎犬般冲向政治和生活领域里，搜索着对方的咽喉地带，哪怕它早就成了往事烟云，也要顽强地将其从岁月的风尘里给连筋带皮地拽出来；哪怕对方并不存在咽喉地带，也能不知从哪里叼来一根“骨头”，让充当判官的看客们感到，自己确实在无比努力地咬住了对方的咽喉--
费孝通的一些老朋友，对他的某些揭露，大概着实让国家安全部门的神经绷紧了好一阵子，也让认为肃反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脸上白过一会，又红过一会：
“解放前，费孝通一贯接纳反动官僚、政客、学阀和帝国主义外交人员、文化特务、学术骗子，借他们的力量往上爬。”比如，1931年，去英国勾结“帝国主义学者、功能学派头子马林诺斯基”，此后又去美国，“勾结哈佛大学的美国特务费正清夫妇”。1947年，勾结上了卫立煌，被卫请去“讲学”。因此，费孝通是一个“一贯勾结美蒋的政治掮客。”
“1935年，他得到广西军阀黄旭初的资助，第一次带着他接受的功能学派和种族歧视的反动学说去大瑶山进行‘调查’，结果给反动统治者送交了情报，使大瑶山无辜的瑶民在1940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瑶族人民痛恨地控诉了他的罪行……”
在北京大学，一位称曾昭抡为“恶婆婆”、并自称为“受尽气的小媳妇”的教授，几近要将“恶婆婆”当成纳粹分子起诉：
“曾昭抡原来在外国是学化工的，留学回来，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对于德国在大战中使用毒气杀人这件事情很感兴趣，于是写书写文章，鼓吹毒气化学，以献媚于当时的反动政府……”
孙大雨成了上海滩上的葛朗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