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在冯文江家小土窑中的交谈，使马文瑞终生难忘。暗夜中，中共绥德县委书记的许多话像银针一样，拨亮了马文瑞心头的灯盏。交谈中，马文瑞兴奋地回顾着投身革命以来的情形：一次次投入斗争，一次次遭受失败和挫折；一次次重新激发起革命的热情，一次次再度陷入苦闷彷徨。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块铁矿石，被斗争的洪流卷入革命的熔炉中，翻来覆去地经受着脱胎换骨的考验和锻炼。他感到有一种超常的高温和高压，使自己身上潜伏着的那些农民的局限性和小知识分子的急躁狂热，逐渐像生铁中的杂质一样被冶炼副除着；使自己头脑中那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不切实际的天真和不无浪漫色彩的情绪，开始像气泡一样在高温高压下挥发着；使自己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有了一些切身的体验。他觉得自己较前坚定了，对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迎接新的斗争风雨有了一定的精神准备。残酷而富有戏剧性的革命斗争现实，将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一步一步培养锻炼成能够经受斗争考验的无畏的革命战士。
几十年之后，当那一段历史己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当马文瑞像一位登山者，即将登临生命峰巅时，回头望着山下起步阶段的足迹，他最感亲切的倒不是那前进顺利时的欢乐，而是那经受失败和挫折时的痛苦。作为过来人，他总觉得：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和困苦，那种叫你苦闷彷徨的曲折经历，倒是更值得回味。
1928年春天，马文瑞同高学孔、韩钟杰等同学一道，来到米脂县城，报考三民二中。
米脂三民主义第二中学的校址设于城北盘龙山上的李自成行宫。
这原本是一座明朝嘉靖年间所建“真武祖师庙”基础上扩建的“大顺皇帝行宫”。传说，李自成在北京登基后，便派他的侄子回故乡耗巨资修建这座行宫，打算有朝一日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时居住。不久发生的“甲申悲剧”，破灭了英雄的美梦。数百年来，人们把这座行宫以“真武祖师庙”的名义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本意却在纪念那个明末率领农民造反的英雄。李自成的壮举，毕竟成为一段充满豪情又不无缺憾的定格了的悲壮的历史。唯有这座难以让人评说分明的“行宫”，依然巍峨地耸立在这里，仿佛不时地对人们暗示：历史功过，须由后人评说。
无论如何，在少年马文瑞的心目中，他的那位同乡李自成，毕竟还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英雄。根据后来的回忆，他只是在考试之前，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这座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完好无损、岿然屹立的古建筑群落。我们可以猜测，当他同他的同学，漫步在那些营造十分讲究的宫殿屋宇和石坊牌楼之间，所产生的必定不仅是思古幽情吧。李自成的造反精神，对于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者来讲，毕竟显得原始、落后了好几百年。新的更壮烈的历史还等待着他的后辈同乡们去书写。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古老建筑，被用来办成一所学校，显然是统治者当初并没有意识到，在这样的场所办学，学生很容易养成“叛逆精神”。
当时，前来报考的新生有三百多人。学校只录取五十名。马文瑞以榜上名列第一被录取。第二名、第三名竟然是与他同来的高学孔和韩钟杰。
考完试，文瑞他们三人住在城北一家小客店里。许多并不相识的学生都跑来看考了“头名”的马文瑞是个什么样子。来看的人，有男生也有女生。“噢，原来他就是马文瑞！长得俊颜颜价。”几个比他年岁大的穿花衣服的女生，挤在门口窗外，指指画画地议论，声音那么高，好像有意要让他听见。文瑞的脸呼地一下红了，很不好意思地背转身去，窘迫得双手不知该往哪儿放。
学校一开学，文瑞很快便同校内的秘密党团组织接上了关系，学生会的活动他也积极参加，并且结识了同情革命的校长杜立亭。文瑞欣喜地发现，尽管仍在白色恐怖之下，三民二中的党团组织却很健全，革命气氛也很浓厚。教师中间，刘春园、高克明、田焕辉、姜纯志、杜守智、吴伯樵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经常在课堂上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讲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和几千年封建统治的黑暗，还把各种进步书刊介绍给学生来读，在青年学生的心灵中传播着革命的火种。在革命教师的影响和引导下，不少学生秘密加入了党团组织。开学不久，三民二中的党员、团员很快发展到近百人。
正当井岳秀一心做着他的“清党灭共”黄粱美梦时，1928年4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会议在绥德西川苗家坪南丰寨古庙里秘密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杜衡、焦维炽、杨国栋、冯文江、李文芳、张蜀卿、师应三、苗仰实等十多人。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讨论通过了《陕北政治形势和当前工作》等决议，宣布成立陕北党、团特委。会议选举杜衡为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冯文江为组织、农运委员，焦维炽为青年委员，杨国栋为军事委员。至此，陕北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三民二中党团组织活动十分活跃。刘澜涛、高植民等负责团组织的工作，马文瑞担任团小组长。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他们就带领团员和进步学生下乡搞农民运动。
一次，马文瑞带着几位同学到一个村子访问宣传。刚进村，迎面碰见一个人提着粪筐在村道上拾粪。他穿着开了花的破棉袄和一双没屁股鞋。谈话中才知道，他是个穷得问不起婆姨的光棍汉，光景过得很苦。大家一路上拉谈着进了村。那个农民指着路边一孔破窑洞说：“这就是我的家，你们回窑里暖一暖吧。”同行的几个同学站在窑门口一看，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文瑞见状，带头跟随光棍进了窑。由于没有窗户，窑里显得很黑暗。人刚进去，就有一股热烘烘的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令人憋气。光棍倒很热情，硬把大伙儿让到只铺着一片儿破席的炕上。过了一会儿，文瑞这才看清，灶口上正煮着一锅东西。那种难闻的气味，大约是由锅里冒出来的。光棍把稀客让到炕上，就揭开锅盖用勺子搅那东西，顺手还从旁边的荆条筒筒里抓一把米糠，撒到锅里，用勺子反复搅。一个学生好奇地问：“是给猪煮食吧？”光棍苦笑着说：“哪里，是我熬的干洋芋叶子混饭。你们碰上了，一人吃一碗，尝尝咱受苦人的春荒饭食。”同学们听了，个个面有难色。光棍很爽快，说话间就找来几只用猪血泥糊的破瓷碗，给每人调桐酉起一桃，摆到大豕面则。大家皱起眉头，面面相颇。文瑞起先也很为难，但想到彭湃搞农民运动的经验，便带头端起碗，看着光棍，问：“我们吃了，你不够咋办？”光棍忙说：“熬得多哩，够咱们吃。”文瑞便吸溜吸溜地喝起来，不时还把红柳条儿筷子伸进当炕上脏兮兮的黑瓷盆里抄一口又苦又涩的酸菜，放进嘴里嚼。同学们见平时最讲清洁的马文瑞吃得这么香，也都跟着吃起来。主人见他们吃得爽快，心想这些秀才娃们不嫌咱光棍做的饭食孬，这是瞧得起咱受苦人，心中别提有多高兴。文瑞刚吃毕，热情的光棍早用他那没有嘴子的椿木烟锅装起一锅旱烟，递到他手中。文瑞原本不抽烟，也接了咬在嘴里缓缓地抽着。烟末子在烟锅里燃得吱吱叫，火光随之一闪一闪。光棍瞅着，一双眼睛细咪成两条缝，脸上的皱纹挤得像绽开的梨花，当下打开话匣子，东山里上西山里下，给他们介绍了农村许多新鲜事，随后又带着他们挨门逐户、漫山二洼访问宣传。文瑞从此和光棍成了好朋友。那个村子不久就成立了秘密农会，光棍被推举为农会主任。
有时候，他们也到工人中间做工作。绥德米脂一带，号称“石匠之乡”，有许多开山凿石修窑造屋的石匠。这些人大多是农村中心灵手巧的实受农民，由于家中上地太少，打的粮食不足养家蝴口，农闲时便成群结队出来替有钱人揽工做石活。文瑞发现，这些人身背锤錾，走州过县，见多识广，加之长期的集体劳作，他们的合作意识和组织纪律性远比单干种地的农民强，同时又受着农村的地主和城镇有钱人的双重剥削和压迫，致使他们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反抗精神。因此，他很注重带领大家到石匠中做工作。恰巧此时三民二中修建校舍，有不少石匠在操场上打石头。文瑞他们一有空儿就泡在石匠群里，伴随着那丁当丁当的凿石声，同他们拉话。石匠的劳动很繁重，也很单调。寂寞难耐时，他们就随着凿石的节拍，唱起陕北民歌，那积郁在胸、有感而发的歌声，往往如癫如狂，如泣如诉，十分动听。有一次，一个光着上身浑身抖动着肌肉疙瘩的年轻石匠，滑稽而又不无悲伤忧郁地唱道：
大红果子剥了个皮，人家都说我和你，其实咱们两个没有的，（咿儿哟）好人担了些赖名誉……
他嘴里唱着，还情不自禁地用眼光扫着那几个羞红了脸的女学生。文瑞听得也觉很不自在，知道那小石匠唱的是一首“酸曲”。在原始的陕北民歌中，这种发泄性苦闷、倾诉男女被扭曲了的隐情的“酸曲”，占有相当的比例。小石匠唱完一首“酸曲”，便调皮地冲着学生们挤一挤眼，低头干着手中的活。文瑞便凑到他身边说：“石匠大哥，你的嗓门真好，为啥不唱一首诉说咱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歌，你大概不会唱这一类歌吧？”小石匠一听急了，停了手中的活，仰起脸说：“什么，你说我不会唱？唉，愁你们的嗑，咱这肚肚里，旁的东西没有，要说这酸曲子民谣，装得满悠悠价。任你要听哪一种，尽管点，老哥是光棍汉，有劲儿正没处使哩。”“唉，你后生说着说着，又歪到沟洼里去啦！”一个上了年纪下颂留着一撮山羊胡子的老石匠说。
小石匠狂气地做个鬼脸，抬手抹了一把光脑上的汗珠，随即唱道：
揽工人儿难，唉咳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二月里满，受的是牛马苦呀，吃的是猪狗饭想不到，他竟然唱得那么哀婉凄凉。一曲未了，唱歌人自己已经泪水盈盈，嗓音呜咽了。顷刻之间，石场上的石匠师傅们都情不自禁地停住了手中的活，文瑞他们一群学生也随之沉浸在一种悲伤愤懑的气氛屮了。那歌声显然勾起了每一个石匠师傅苦难的回忆，使同学们的眼前浮现出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苦难的长工形象，使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意识到：地主老财们的富日子，不正是受苦人用脊梁扛着往前走的吗？马文瑞想，这首动听的《揽工人儿难》，绝不是秀才文人们编写出来的，而是苦难深重的生活从揽工汉的心头挤压出来的痛苦的呻吟和反抗的呼喊，其中每一句，都唱出了真情和血泪。他头一次深切地感受到民间文艺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歌声终于落下了，人们依然沉浸在痛苦的回忆和苦难的想象中。哪一个出门揽工的人，心中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小石匠的一曲《揽工人儿难》可真唱到大伙儿心上去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