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嘴子勤务兵很机灵。他一下从那个年轻些的农民鞋帮里抽出个小布包。臃肩子劈手夺了，打开来果然是两块亮光光的现大洋。年长的农民一见急了，忙说：“老总，这卖柴钱可是我一家的口粮性命。”臃肩子小军官脸一沉道：“我就不信，钱比命还当紧？”说着话，把两块银元往衣兜里一装，厉声喝道：“你们还不赶快滚蛋！”年轻农民还要上前论理，年长的忙拦住他说：“算了，咱们走。”心中遂骂一句：“狗日刮民党！”便匆匆离开了这道鬼门关。敌人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个卖柴的农民，正是他们兴师动众要搜捕的共党要犯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冯文江和中共米脂县委负责人窦增荣。
再说冯、窦二人出了城门，放开脚步直奔无定河畔。过了河，一口气爬上对面的高山，这才坐下来望着远处的米脂县城歇气儿。
窦增荣兴奋地说：“没想到咱施的小计谋，敌人果然上了当。要是昨晚上出城，不一定有这么顺当。”冯文江说：“唉，咱们是出来了，可杜衡和焦维炽被捉去了，押在县衙门里，还听说有李文芳和贾拓夫。杨国栋住在三民二中，也不知情况如何？”“奇怪？”窦增荣说。“也不知是什么人给井岳秀告的密。不过杜衡也太大意了。我和常应黎发现事情不妙，几次向他告急，催他快走，他却总不当一回事。这下可好……”“唉，咱们是跑出来了，可特委的文件还在城里，得尽快派人设法取出来，不然落到敌人手里，可就损失大了。”“派谁取呢？敌人防备这么严……”窦增荣显出很为难的样子。
“得选一个胆大心细的同志去。”两人正说着话，却见半山腰里有棵树下，垂头丧气地坐着一个人。走到近前一看，却是杨国栋。他是昨夜趁着天黑，从城里溜出来的。三人合计一下，决定先到西川马家岔隐蔽，那里有特委秘密交通站。一路还商量着派谁去取文件。
亮红晌午，进出城门的人渐渐稀少下来。那个占着肥缺的臃肩子小军官，手伸到衣兜里，摸着一上午搜刮来的十几块沉甸甸的现大洋，正暗自得意，却见前面走过来一个吆毛驴子的小后生。他顿时眼珠子一亮，心想好事又来了，便吩咐歪嘴子勤务兵注意，命令站哨的振作精神，拉开个架势。
吆毛驴子的人越走越近了。只见那小后生剃着光头，穿一件光板破羊皮袄，赤脚打片趿拉一双突着老拇趾头的遍纳鞋，腿上扎着腿带儿，土里土气的模样，一看就是个进城赶集的乡讫速农民。
秋日的阳光下，那后生不紧不慢地吆着个毛驴子大摇大摆走过来。到了城门口，他也不瞅站岗的，也不主动停下来接受检查，傻乎乎地手里拽着驴缰直朝城外走。
臃肩子小军官一见急了：“哎哎哎，你是解不开，还是个实憨憨？”吆驴后生这才停下来，也不说话，只是傻乎乎打量着阻拦他的人，显得莫名其妙。
“进城做甚去来？”那后生还是不说话。
“置办下什么好货了？”后生还不说话，只把肩头的破顺顺指了指。
歪嘴子勤务兵伸手进去掏出一个纸包，凑近鼻子闻了闻。臃肩子小军官夺过去，也闻了闻，弄清是抓的中药，便不耐烦地把手一挥说：“走，走走。”走出老远了，那个勤务娃娃突然说：“哑巴驴背上的毛口袋里不晓装的甚？”臃肩子小军官自以为是地说：“穷小子能有什么值钱货。看那虚鼓鼓价，保准是喂驴的干草。”敌人万万没想到，那个吆着毛驴大摇大摆走出城门的“哑巴”，竟是中共陕北特委派进米脂城里取特委重要文件的马文瑞。
马文瑞出城后，便离开大路吆着毛驴一直朝西走。蹚过无定河，走进山沟，翻过一道山梁，又沿大理河川匆匆西行。一路上不停地用手摸摸驴背上搭着的毛口袋。特委的重要文件，就藏在口袋里。他还是头一次在敌人眼皮底下执行这样重要的任务，想起刚才出城时的那一幕，心还咚咚直跳。他平时不苟言笑，但很爱动脑筋思索问题。眼下，他一边赶路，一边想着近几个月米脂城里发生的事情。
自那次学生游行斗争后，井岳秀开始注意米脂县城的动向。这一情况并没引起中共陕北特委主要负责人杜衡的注意。特委的工作，依旧还是那么暴露，甚至公开要求党团员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好像生怕敌人不知道米脂城是共产党新的活动中心。人事政策，也照搬上面左的一套，有一个口号很离奇古怪：“提拔暴徒、泼妇。”于是派人到城乡四处物色。绥德县委在这个口号下，提拔了一个叫叶毓荣的二杆子，说话就想打人。特委机关还办了个刊物《工农先锋》，公开登载政治时事消息及理论性的短评，封面上是一幅工人、农民联合高擎一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阔步迈进的政治宣传画，到处公开散发。这样大张旗鼓地搞了几个月，又决定召开规模较大的党代表会议，把各地党的代表调到米脂城里。延属一带来的同志穿着黑衣服，引起米脂城内群众议论。一时谣言四起，说土匪要攻城，又说共产党要举行暴动。敌人闻讯，暗中调兵遣将，特委竟然毫无觉察。结果，会议没开成，特委机关也遭破坏，主要负责人杜衡、焦维炽被捕，前来开会的地方党代表贾拓夫、李文芳也被抓了。为什么要这样蛮干呢？文瑞一路想着，百思不得其解。正走着，突然迎面驰来一辆马车，他急忙拉驴闪到路边。原来车上坐着几个背枪的团丁，可能是下乡催粮收款的。他心里顿时紧张起来，待马车过去后，他下意识地把驴背上的毛口袋用手按了按。不远处就是周家捡了。为了安全，他在离镇街不远处，丢开大路，绕到大理河滩，过了河，顺着背川的小道继续赶路。他又记起了前天刚返回米脂城，接受取这批为党代表会准备的重要文件时，心里还总担心完不成任务。他知道米脂城里刚出事，敌人防备很严。那么多文件怎么从城里带出来？思来想去大半夜，还是决定把家里的毛驴吆上，装成个哑巴进城。县委机关设在米脂高小内。他一进城，就直奔高小，按照冯文江、杨国栋交代的，找到景仰山，取了文件，装在毛口袋里，终于蒙混出了城……
马文瑞重任在肩，一路上不吃不喝，专拣人迹稀少的小路行走。翻山越岭，忍受着饥渴劳顿，一口气行走一百多里，赶回马家岔。当时天将傍黑，冯文江和杨国栋正等得心焦，却见文瑞赶着毛驴进了沟岔。杨国栋是个好冲动的人，得知马文瑞圆满完成了任务，高兴得把他一把抱住，在肩头捣了一拳，说：“想不到你文文雅雅，倒有这么大的胆头子，敢在老虎下巴上捉狗蝇。”文瑞说：“老虎也有三打盹嘛。”冯文江立在一旁，眼揪着文瑞，只笑不说话。他想，在目前这样严峻的斗争形势下，许多人惊慌失措，动摇退缩，年仅十六岁的马文瑞，竟然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斗争。这使他深深感动，也更加喜欢这位年轻的共青团员。看着他又累又饿的那副样子，又有些心疼。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多么急需像文瑞这样的同志投入斗争啊，想到此便说：“文瑞，你己经参加了特委的工作，干脆离开学校，做实际工作吧。”“对，像马文瑞这样的人手，咱需要。”杨国栋不假思索地说。
有了特委文件，几天后，冯文江、杨国栋召集由米脂疏散出来的部分代表开会。会址在绥德苗家坪。会议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布置了各地党的工作，同时讨论了如何营救被捕者，强调了严密组织和提高警惕的问题，通过了总结米脂“中秋节事件”经验教训的《党内通告》。
文瑞完成了任务，才感觉又累又饿，便赶着毛驴回了马家阳湾。一进村，人们看到他那一身穿戴打扮，又赶着个毛驴子，都很奇怪。那时候，树里出个中学生，可是了不起的事，全村都敬慕。有人见他那么一副不商不学的打扮便问：“文瑞，你不是在米脂城里念书吗，怎么回来啦？”他只是“嗯”了一声，也不好回答。祖父和大哥见他，倒不惊奇，也不追问。大哥帮他往槽头上拴驴，祖父乘机小声说听说米脂城里捉住共产党了，你可要操心些。”文瑞只是听，不说一句话，径直走到祖母炕边。祖母病得很厉害，多日卧床不起，人己经瘦得失了形。祖母见了文瑞，也不说什么，只是拉住他的手流眼泪。文瑞从怀里掏出一个酥油锞馅，递给祖母。这是他在路上买的，一路饿得发昏也没舍得吃。那破顺顺里的中药，也是顺便替祖母抓的。祖母颤抖着双手接过文瑞孝敬的锞馅，眼泪更止不住地流。文瑞眼看祖母病得这么重，想到这回见了，不知下次回来，再能不能见着，心里很难受，眼睛也模糊了。他怕祖母看见自己掉眼泪难过，急忙背过身去，假装同祖父说话，乘机用衣袖抹去了泪水。
中共陕北特委遭到破坏后，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左”的工作方针，造成了血的教训。从此，陕北地区党团领导的革命活动完全由公开转入地下，工作的重点，也完全由城镇和学校转入农村。马文瑞在这种情况下，奉命离开三民二中，参加地方党团工作。从此，开始了他艰苦漫长的职业革命者的斗争生涯。
1928年8月间，马文瑞担任了共青团绥德县西区区委书记。
有一天，文瑞兴冲冲地来到绥德城，准备到团县委汇报请示工作。离开绥德半年多了，城里发生了很大变化。城门口布了岗哨，来往行人都要搜身检査。城墙上，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伴随着枪刺的寒光，格外刺眼。平日繁华热闹的街市，变得冷冷清清。许多店铺关闭了，有开业的，也只是胆颤心惊地开启一两扇铺板，刚能挤进一个人去。街上不时地就有全副武装巡逻的兵士列队走过。几十双皮鞋踏在石板街上，发出的声音，像警笛一样，令人不寒而栗。街上行人很少。连野狗都知趣地夹着尾巴躲在角落里，轻易不敢露头。整个绥德城就好像是井岳秀的一座兵营。不时地就见有人被五花大绑着从街上押过去。按照井岳秀的命令，绥德要在“清党剿共”中给全陕北做出样子。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共产党闹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区变成他井岳秀反革命的屠场。
目睹这一切，文瑞心情很沉重。他躲躲闪闪，好不容易找到秘密接头的地点，却没见到要找的人。团县委机关也许已经转移了吧。他只得返回西区，暂时独立开展工作。
绥德西区，包括苗家坪、周家检一带，是他熟悉的地方。农村中，有许多青年都认识他这个当年的高小学生领袖。在“黄云”肆虐的日子里，能回到故乡一带工作，他感到很亲切，也很欣慰。这一次，人们见到的马文瑞，外貌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剃了光头，穿起农民的衣裤鞋袜，说话时也完全是一副受苦人的腔调。白天他悄悄躲在堡垒户的草窑或猫在山野庄稼地里同团支书们研究工作；夜里就在光棍汉或长工住的有一股子汗腥味的窑炕上召集团员开会。别人开完了会，都各自回家睡了，他还兴致勃勃，毫无倦意，便借着豆粒大的油灯光，读一阵子《共产党宣言》。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他不知读过多少遍。他觉得，在革命遭受挫折、斗争处于低潮的时候，读这本书，就像暗夜里走山路，眼前便亮起了一盏灯，心中便不孤独，总能产生一种巨大的自信力。
就这样，他整天忙着一个村子接着一个村子地下去开展工作。令他烦恼的是，有些团员政治觉悟太低，有的人组织上入了团，思想上其实还是一个落后保守的农民。有时，他同他们开会谈心，说了老半天地主阶级如何剥削农民的道理，人家听着突然冒出一句话：“唉，受穷受苦，只怪咱命不好，不能怨人家财主。咱揭不开锅时，还得求告人家接济哩。”“这倒也是。”那位的论调竟然还有人附和。团区委书记听了，气得脸通红，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开导他们。还有的团员，敌人一来，干脆自首。对这样的人，文瑞按照团章办事，坚决主张把他们清除出团组织。这么开除了一些人后，西区团组织的人数当时看着少了，但成分纯洁了，后来又培养、吸收一些优秀青年农民入团……
文瑞在没有上级组织的指导下坚持独立工作。较短时间内，绥德西区的团组织得到了巩固发展，引起了中共绥德县委的重视。
一天，马文瑞来到中共绥德县委所在的李银家沟。他听说上级新派来一位很有学问的县委书记，叫白乐亭，公开身分是村平民小学的教书先生。
白乐亭又名白明善，文瑞早就听说过他的丰富的革命经历。他是绥师首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就担任进步刊物《陕北青年》主编。1924年加入共青团，来年转为共产党员。
他在绥德地区的木工、泥瓦工和其他手工业工人中搞过工人运动。后来去上海大学学习，一年后又被党组织派往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回陕后曾在冯玉祥部队搞过兵运，前不久参加了清涧暴动。白乐亭的到来，使马文瑞很受鼓舞。在独立开展工作的这一段日子里，他心中有许多话要向党组织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