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马文瑞再次去找周发源。这回还好，他刚由太原跑生意回来，满脸得意之色，显然是又赚了一笔大钱。两人来到柜台后面的套间屋里，这原本是预备党内接头或临时召开会议的地方，眼下实际上完全成了周老板和各地商客洽谈生意的场所。马文瑞进去后，见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坐在太师椅上慢条斯理地抽着水烟，见马文瑞进来，只是略微点了点头。周发源说：“黄掌柜，对不起了，你先上街里串一阵子，我们谈桩买卖。”那个黄掌柜不大乐意地答应着出去了。马文瑞本来一路上告诫自己要心平气和地谈，一见他竟然把一个商人也招揽到套间住下了，一下子来了火，便问：“这个人是谁？”
“一位生意场上的朋友，山西太原城里的有钱主儿。”马文瑞一听更来了火气，毫不留情地说：“周发源同志，咱们是闹革命哩，不是做生意的！”周发源听得，有些吃惊，眼睛透过银丝眼镜的上沿，打量着面前这个年轻人。他简直不相信这样严厉的话竟是这个平时性情温和的下级说出来的。窘迫之中，周发源恼羞成怒，强词夺理地说：“你说我不是闹革命，我难道是反革命吗？”马文瑞针锋相对地说：“我看你这是不务正业，利令智昏！”周发源一听急了：“你这是拿大帽子压人！谁不务正业来？谁不务正业来？”他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完全是一副商人的神气。
马文瑞说：“组织饥民斗争的事，你向特委请示过吗？特委是怎么答复的？你为什么迟迟不召集会议研究部署？”马文瑞越说越气愤，一句连一句地质问，呛得周发源哑口无言。“你整天忙着做生意，三天两头跑山西进货。你身为县委书记，不下去巡视工作，不召集会议听取汇报，不布置检查工作，这难道还不是不务正业吗？”周发源听得满脸通红，无言以对，只得支吾着说：“你……你……你眼里还有没有组织领导？我问你，是你领导我，还是我领导你？”马文瑞一看，他毫无接受意见的诚意，便说：“我提的意见对不对，仅供领导参考。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尽快考虑一下组织开展饥民斗争的建议。”说完便退了出来。走到路上，才感到自己的两只手心冰凉。
那天夜里，马文瑞躺在李家客房的炕上，久久难以入睡。他很痛苦，为自己遇上这样一位不负责任又不讲道理的领导而深感痛苦，更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饥民焦虑不安。他的眼前不断地浮现着黄尘飞扬的官道上那逃难的人群，那个皮包骨头的骷髅般的男人和面黄肌瘦的奄奄一息的婆姨、娃娃……他再也躺不住了，连夜找到胡永华商量对策。胡永华也认为这样等待下去不行。马文瑞说：“粮食有的是，都在地主的仓窑里。我们不能等周发源请示、研究了，这么等下去，穷人都饿死完了！我们干脆先动手组织饥民吃大户，要义仓粮，开展小范围的斗争。”胡永华当即表示同意。
此后，他们就分头下去，同当地党团组织一道组织发动小范围的饥民斗争。绥德城周围饿卧路旁的饥民成群结伙到城里的地主王文卿家去要吃，结果地主“开恩”，给每人打发一个糜子窝窝，饥民便感激得痛哭流涕。南区铁茄坪党团支部领导六十二村群众，开展了要义仓的斗争，每户只给半升黑豆了结。随后他们又鼓动城郊农民利用祈雨，抬着龙王楼子拥进县衙，迫使县长答应开仓济灾。经过一番努力马文瑞看出，这些小打小闹的办法，非但解决不了广大饥民的根本困难，还给地主老财和贪官污吏造成一个伪装慈悲蒙骗群众的机会。他觉得这种“吃大户”、“要义仓粮”的斗争方式还太原始，对地主阶级和统治者形不成打击，也无助于民众阶级觉悟的觉醒。于是他又和胡永华、冯启明二位商量，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具有政治意义的饥民斗争。斗争的矛头，不仅要对准恶霸地主，还要对准国民党反动政府，要公开提出向政府索要救济粮、救济款的口号。县委书记周发源不积极行动，他们就打算以党县委和团县委的名义，联合行动。当时，绥德四师学生中仍有许多党团员，可作为这次斗争的一个重要力量。马文瑞便进到绥师秘密串联。绥师校长是本城有名的大地主柳砚琢。正巧，这家伙的独生儿子暴死，他整天闷闷不乐，很少到学校来，门卫就有些松懈。文瑞常常乘着天黑溜进学校开展工作。他很快同李光白、白树勋、白寿康、党永亮、吴居第、徐步岳等党团员取得联系。恰在这时，共青团陕北特委负责人李文芳也来绥德帮助工作。由于许多活动要在晚上开展，他俩索性都住在学生宿舍，挤在周自岐、徐步岳的床上过夜。活动了几天，引起了反动学生的注意。有个走狗把情况报告了反动校长。这天晚上，他们正在一孔宿舍窑里召集团员开会，放风的同学突然跑进门说：“快，反动校长来了！”他俩出门一看，见柳砚琛带领一帮人提着马灯直奔学生宿舍来了。情况很紧急，怎么办呢？好在学校的厨师同情革命，平时与马文瑞有过接触。他便带着李文芳急忙躲进不远处的灶房里。不料人家又寻迹追到灶房。柳砚琛说话结巴，一见他俩，更是气急败坏，厉声喝道：“你……你……你们是干啥的？”李文芳有些慌，回头看了一眼马文瑞。马文瑞不慌不忙地舀起一瓢凉水喝着，喝完放下马勺才说：“我们是三民二中的学生，来绥师准备插班考试，正温习功课哩。”反动校长半信半疑地瞪着一对三楞子眼，瞅瞅马文瑞，又瞅瞅李文芳，问道：“你……也是温课的？”“嗯，也是。”“这个……这个……我这里没有你们这些学生，谁叫你们在这里捣乱！快……快走！”两人一听，赶忙就走，出了校门，一看后边没人，拔腿便跑，一口气儿跑到南关李家的蒸馍铺子里。特委书记杨国栋正好也在，两人报告了情况。杨国栋也觉得情况复杂，便商定先到十里铺躲一躲。三人随即出了绥德城。杨国栋本不愿离开绥德城，但迫于情况吃紧只得闷着头走路。走到五里店时，杨国栋突然心血来潮，由腰间掏出手枪，要打枪玩耍。马文瑞急忙制止道：“不能开枪，说不定敌人正满城搜捕我们哩。”杨国栋才把枪收了起来。马文瑞心想，这种人怎么能担任特委书记呢？三人住在十里铺一户群众家里。文瑞将组织饥民开展斗争的设想向杨国栋汇报了。杨国栋不很感兴趣，也没有制止。斗争的准备工作，仍在积极地进行着。
不久，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了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会上决定，撤销杨国栋的特委书记职务，选举刘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并让他暂代中共陕北特委书记。
挨至1929年四五月间，共青团陕北特委在米脂县城召开代表会议。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刘志丹代表特委出席。马文瑞在会上第一次见到刘志丹。
早些时候，关于刘志丹出生入死搞兵运、拉武装的事迹，马文瑞听到不少。在未曾见面之前，刘志丹在马文瑞的心目中同谢子长一样，是一个很坚定、很能干的革命者。他的想象中，刘志丹一定是个高大粗矿的人。不料一见面却见他长得身材修长，眉清目秀，言谈举止很有几分念书人的文雅气，见人总是那么和蔼地笑着，讲话的口气也总是那么谦和。
“马文瑞同志，”刘志丹异常亲切地这样称呼新结识的这位年轻而富有朝气的下级。“你谈谈绥德的工作情况吧。据白乐亭同志讲，你们那里的斗争环境很复杂。”一天晚饭后，他们在米脂城外的田野上散步时，刘志丹说。
当马文瑞开始说着话时，刘志丹那双聪慧黑亮的大眼睛一直专注地看着他。那神情，使对方不停地从中得到一种赞赏和心领神会的鼓舞。这目光，使你很容易把要讲的话题谈得更加坦率、更加深入透彻。在马文瑞最初的印象中，刘志丹像一切精明而理智的领导者，他的开阔的胸襟和随和的秉性，使他娴熟地掌握着倾听别人发言的艺术。那天，他听着马文瑞夹叙夹议地谈论着绥德这一重要地区的斗争形势和党团组织的现状及问题，嘴里也不时地附和一两句。更多的时候，他只是会意地点一点头。偶尔他也会打断对方的发言，带着某种情不自禁的情绪反问一句。譬如当马文瑞谈到县委书记周发源“不务正业，财迷心窍，一心只顾做生意赚钱，对民众的疾苦麻木不仁”时，刘志丹突然很生气地说：“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干？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一个县的工作？”初次交谈，马文瑞从他简短的话语中，感觉刘志丹是一个党性原则很强的人，就像白乐亭同志一样，属于一心一意干革命的人。这鼓舞着马文瑞把胸中郁积了几个月的疑虑、委屈和痛苦一下子全讲出来了。最后马文瑞说：
“……现在的斗争形势，看起来兵荒马乱，其实对我们很有利。自从冯玉样到陕西后，陕北政权实际上被国民党省政府把持。井岳秀自从失去了统治陕北的大权，尤其是丧失了财权，对冯玉祥恨得咬牙切齿。今年蒋冯战争突起，井岳秀即暗屮与黄河对岸的阎锡山勾结，想借助阎锡山的势力，夺回陕北的统治权。然而，形势发展的结果，使井岳秀的美梦成空。眼下是阎冯又勾结，井岳秀则被晾在一边。井岳秀这个小军阀现在正进退维谷，前途渺茫，哪里还有精力对付我们。借此机会，发动饥民斗争，以推动农民运动，可是天赐良机呀。”刘志丹听着马文瑞对局势的中肯分析，渐渐显出有些吃惊地望着眼前这个英俊精干的青年，心想，后生可畏呀！便说：“你的分析很有道理。
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同敌人展开斗争。”他们正谈得起劲儿，忽听背后不远处有人喊道：“噢！原来在这里呢。我说嘛，一吃饭就四处找不到人了。”两人转回头，见是白乐亭，都很高兴地站下来等他。乐亭迈着大步赶上来，三个人说着话，慢慢地沿着河边朝上游走着。
由于天旱，河水干涸了。河床上淤积的泥沙龟裂着，脚踩在上面咯嘣嘣响着直冒尘烟。火焦的夕阳，把他们三人的影子照扯得老长老长。眼瞅着一派旱象，三人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西边天际的云霞连同暮霭之上的远山都被阳光渲染得一片血红。这种景象，陕北当地称之为“韶”。农谚云：早韶不出门，晚韶晒死人！明天显然又是一个日头苦焦的日子。
不远处，有一些农民在河畔的井泉边排着长队等着汲水。他们走到井边，见担水的人，都是一些青壮年。有的面黄肌瘦，有的脸上己经浮肿，双眼只留下两条缝儿。再看泉水，已近干湖。只在井窖的底儿上，泛出水瓢大小的一窝浑水。汲水的人下到窖底，一瓢一瓢地淘。泥水淘干了，便装一袋烟，用火镰就着域燃儿打着了，慢慢地吸着等。其他的人，便在井边把水桶扁担挨个儿排放着，懒洋洋地蹴在井窖边，仰卧在河畔枯黄了的苦艾、白草上，或是茫然地垂手立在那里唉声叹气。走来几个生人，大伙也懒得抬起眼皮看一眼。这些饥渴交加的农民，他们的生命已经达到了悲苦的极限。眼下，除了可以用来解渴充饥的东西，再也没有什么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了。
“老乡们，你们窑里还有吃的吗？”刘志丹很真诚地问大伙。别人都不言声，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农民说：“唉，有甚哩，我窑里断顿三天啦。桃黍壳壳都吃光了，再往后，只有死路一条……”“你们村里有地主老财吗？”刘志丹这回把腰深深地弯下去，恭敬地问这个己经苦不堪言的农民。
“有哩，怎没有。”“财主手里有粮食吗？”“多得很哩，怕十年也吃不完。”“你们为什么不向财主要粮吃？”“人家不给嘛，财主还管咱穷人的死活！”刘志丹一听火了：“不给，你们就动手各自挖粮！”先前那个农民说：“不行呀，人家有家丁护院，井大人的兵马也常到人家窑里吃喝哩。”白乐亭生气地说只要大家心齐，人多势众，就不怕他财主不害怕。”返回的时候，刘志丹语气沉重地说：“马文瑞同志提出组织饥民斗争的建议，我看是完全正确的。他周发源不支持，我们支持！”“对，你回去就大胆干吧，”白乐亭激动地说，“我在米脂这面配合你们。”刘志丹说：“对，各地同时都搞起来，敌人就会手忙脚乱，顾不了头尾，斗争就容易取得胜利。”初步接触，马文瑞感到刘志丹分析问题客观，评价、判断事物也较有分寸，让人觉得是一位成熟老练而又很有修养的领导者。从见到刘志丹那一刻，马文瑞脑子里就不止一次地想，同样都是共产党员，又同是黄埔军校毕业，为什么杨国栋与刘志丹会如此不同呢？他进而想到如果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多一些像刘志丹这样的同志，革命也许会变得容易一些，革命征途上的曲折，也许会少一些。
会后，马文瑞回到绥德，立即向胡永华、冯启明、李树春以及绥师团委书记李光白等转达了刘志丹、白乐亭的意见，商量制定行动方案。
胡永华是个农民同志，他听了刘志丹和白乐亭的意见，和马文瑞关于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灾民进城向县政府和城里的大财主要救济粮款的建议，首先拍大腿赞同。一位同志因留马文瑞和李文芳在校过夜，被反动校长柳砚琛开除，他愤恨地说：“听说柳砚琛家富得流油哩，我看先把那老狗日的财产全部没收，分给穷人！”大伙一听都笑了。马文瑞说：这次斗争，矛头一定要集中。一个是县政府，一个是大财主安景荣。目标太多，容易分散力量。”大家都点头同意。他又说：“我们组织这次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使表面看来完全是饥民自发的斗争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革命运动。”“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李光白迫不及待地问。
马文瑞说：“你们绥师到时候把党团员学生化装成农民，在饥民中间鼓动，做工作。”当下决定，以中共绥德县委和共青团绥德县委的名义，向全县东西南北中各区党团组织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各区按照指定日期派党团员干部带领农民进城起事。同时，编写印制大量的传单，一并以“鸡毛传笺”的办法，迅速传到各区各村。
这一决定，深得民心，各区各村立即行动起来。人们整夜地开会串联，一场本县空前的大斗争，在穷人住的烂窑洞土炕上，在无人知晓的山沟圪递里秘密酝酿着。饥民们焦黑枯瘦的脸上透着兴奋的神色，人们盼望着起事那一天的到来。许多人胸中的一口恶气憋了几十年、几辈子，这回要吐出来了。他们中间有的人父母兄长已经冻饿而死，他们自己和他们妻子儿女的三尺肠子，已经饿得剩下不到两寸半，眼看快要完了，眼看就要山穷水尽。感谢共产党要替民做主，带领咱们向县政府衙门、向安大财主要粮要钱！这是天神开眼救生民呀！人们兴奋地攥着被锄把、镬头、犁柄、连枷把子磨得满掌心都是厚死肉的拳头，重重地砸在炕桌桌上，震得豆油灯花花也跳蹿起来了。
“要那巫的，不要怕尿哩些！”“反正是死路一条，咱人老几辈都是顺民，顶甚哩！成天求神拜佛，也没见老天爷开恩给穷人降福！”中共绥德县北区区委书记马明方接到通知，立即召集各村党团负责人开会布置。这个众人眼里文文雅雅的四十里铺小学校的教书先生，结交了许多不识字的农民朋友，这个浓眉大眼一表人才的马先生，他在北区农民的眼里，是个很有能耐的人。他说出话来，他们听得很入耳；他讲出的平平易易的道理，总叫人心服口服。穷人给财主家揽工打短，土豪劣绅放“驴打滚”高利贷，他说那就叫“封建剥削”：妇女缠脚、包办婚姻，官府吊打穷人，他说那就叫“封建压迫”。“那咱穷人怎样才能过上好光景？”
最好的办法，他说只有把天底下的穷人拧成一股绳，起来反抗。“剥削”、“压迫”和“反抗”，这几个农民从前根本没听说过的新名词，像几颗火星子，落到干柴垛上，立马就燃起了火苗苗。这次接到的“通知”就像是一声报春的雷。几天之内，光北区几十个村庄，就动员了几百农民。
人们摩拳擦掌，情愿舍出身家性命，冒犯官府王法，进城“造反”。
就这样，在那饿殍遍野的饥荒年月里，一股强大而正义的力量，引导着那运行在山野沟壑间的地火，旋转扭结起来，终于连成一片，熊熊燃烧起来，只等那一声召唤，便要冲破地壳，爆发出来，燃成灿原之势。
1929年7月9日（旧历六月初十）。那天一大早，绥德城里风平浪静。冷冷清清的街道上，除了露宿屋檐下那些衣不蔽体的穷人，和几只饿得皮包骨头的野狗，就只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口站岗的无精打采的官兵。等到太阳升起来时，城头聚集的雾气和灶烟开始在晨风里飘散开去。这时候，早起开门的店铺伙计和刚刚出摊儿的卖吃食的小贩，却见街上三五成群地出现一些头上挽着羊肚子毛巾、肩头搭着空毛口袋的农民。长时间饥饿，使那黄瘦发暗的脸上的一双眼睛，在阳光下让人看着害怕。只是他们走路的姿势，却不像饥饿的人，也看不出以往那种掩饰不住的乡下人进城的自卑。一个个兴冲冲地仰着头，像是搜索什么瞅瞅这里，又瞅瞅那里。他们的手中，有的拄着一根棍，有的提着一把嫌刀，也有的肩头杠着一把锁头，还有胸前里挂搭着一把开山老镬的。有一个腰间扎着一根牛皮带子的大个儿农民，手里提着一把尖攫，攫刃显然才蘸水磨过，在朝阵里忽闪着白光。他走到一个卖泡儿油糕的摊子旁，眼瞅着油糕在哗哗翻滚的油锅里跳动，便情不自禁地狠劲咽了一口涎水。这时，来了个吃油糕的顾客。当他眼揪着那个满脸泛着油光的城里人，一口气吃下去五个油糕时，再也忍不住了，便咽下一口口水，讨好地一笑，对卖油糕老汉说：“老人家，能不能给咱赊两个油糕？”那系着海昌蓝腰裙的老汉一听，先瞪起一双精明异常的小眼睛，上下打量他两眼，随后用鼻子嘿嘿一笑说：“没那事，我卖的是热油糕，现吃现过，不赊。”那个被饥饿折磨着的农民并不甘心，突然凑到老汉跟前，手挡在嘴上，很神秘地说：“我们是进城向县政府和安大财东要粮、要钱的。一要下，就清你的油糕钱。”卖油糕的小贩听得，吃了一惊，扭头再看看左右，前街后街，到处是土里土气的农民，便递给那大个儿两个油糕，也不等卖完，便匆匆收了摊子。
马文瑞、胡永华和绥师的李光白，为了迎接这次大规模的饥民斗争，忙得彻夜没合眼。第二天一早，就分头带人出城，到预定地点迎接各区来的农民一同进城起事。
清晨，四区八乡的农民背着预备装粮食的口袋，手持着棍棒或农具，从四面八方不断地拥到绥德城里来。这异乎寻常的阵势，很快引起守城哨兵的注意。敌人觉得征候不对，慌忙把城门关了。霎时间，已经进城的农民有些惊慌。城外的人见状，有人开始有些动摇。这种情况是始料未及的。在这紧急关头，马文瑞当机立断，命令党团员到农民中间鼓动砸城门，硬性进城！“打城门，狗日的们，关了城门，这就把咱穷人最后一条活路也关死了呀！”人群中，有两个挽羊肚子毛巾的大个子年轻农民振臂高喊。文瑞认得出，那是打扮成农民的绥师学生党永亮和吴志渊。
“对，把城门砸开！狗日们，无故关城门做甚哩！”白寿康也附和着高喊。
“天不下雨，就是这些穿灰狗皮的妨碍来！”白如冰、贺晋年、吴志渊一齐呐喊道。许多农民都围绕在他们的周围附和，愤怒的呼声响成一片。
嗵！嗵！人们开始用手中的工具砸着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