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后，当笔者来到任家砭采访时，有一个叫任忠贤的冬学学员，还完整地记得当时马文瑞亲自编写教唱过的一首《五舟惨案歌》：
天昏地暗江河变，英曰称强权；悍然竟把洋枪开，惨杀吾青年；弹飞血如泉，人死握空拳；冤魂不瞑目，此仇怎能消；野蛮日本人，野蛮英国佬！同胞勿忘五月三十曰民国十四年；上海工人逞英豪，罢工誓死为同胞；曰本人，英国佬，罪恶比天高；同胞团结牢，不怕枪和炮；收回租界，齐心奋斗，赶走帝国主义狗强盗！可以想见，当初那些破衣烂衫的庄稼人，用拦羊的嗓门吼牛声合唱着这首激昂愤怒的歌曲，心中唤起的该是怎样的一种情绪？面对那群情激昂的情形，马文瑞心中别提有多兴奋。他不止一次地想到，谁说农民兄弟目光短浅，谁说农民兄弟自由散漫？当他们接受了党的指引和革命的政治教育，就会变成一支具有远见、又能紧密团结的革命劲旅。年仅十八岁却己经很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区党委书记，努力用工人阶级的无私斗争精神教育农民，启发着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爱国思想。他对于农民中间所蕴藏的这种宝贵的革命热情深信不疑。
1930年6月，“立三路线”传到陕西。7月，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提出“争取全省总暴动胜利”的行动口号，把陕北划为重点游击区域，并发出《陕北秋收斗争的策略路线》决议案。派赵伯平接任陕北特委书记。8月，赵伯平携带省委文件及《斗争》党刊由西安来到陕北。其时，北方局也派孔祥祯、高维翰由北平到陕北传达“立三路线”。10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合龙山古庙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精神，决定合并党团特委与群众组织，成立“陕北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孔祥祯任军委书记，谢子长、刘志丹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会议还提出在陕北通过暴动，“扩大十万红军、创造西北苏区”的任务。说此即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要求每个同志要有牺牲精神。会上绝大多数代表对这个指示表示拥护，只有清涧的刘耀三发表了不同意见，引起高维翰严厉批评，认为刘耀三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混淆了界限，发动大家对其进行批判。正在这时，国民党军队上山搜查。多数代表由背涯撤出转移到义合镇继续开会，刘澜涛和另一名同志被捕。会议代表心情都很沉重。
冯文江参加完会议，赶回瓦窑堡立即召集有各区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原原本本传达会议精神，并按照会议要求，布置了全县的“秋收暴动斗争”，要求各级党团组织都一律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提出“搞地方暴动”、“武装起义”。马文瑞听了传达，感到这个会议精神同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中谈的调子很不一致，觉得在陕北，真正的革命高潮并没有到来，盲目提出“地方暴动”、“武装起义”条件并不成熟。
于是，他回到北区，并不积极行动。除了派人夜间出动在大路口的树干上贴几条标语外，党团组织仍然按照原先的部署，开展秘密活动，并不按照“秋收暴动”的指示，锋芒毕露，盲目行事。
其他各区和安定、瓦窑堡等地，搞得声势很大。党团员大白天出动，四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一夜工夫，在安定至瓦窑堡的三十里路上贴满标语。还动员成百名党团员分成小组，同时出动，在瓦窑堡城内敌人军队住的营盘里去张贴标语。光天化日之下，组织群众集会示威，公开高喊“打倒国民党”、“实行地方暴动”、“创造苏区”等口号。这样一搞，虚张声势，毫无所得，却把党团组织完全暴露了，把尚且弱小的革命力量，几乎完全亮给敌人。敌人便动手抓人。首先是县委所在的第二高小被解散查封，县委书记冯文江身分暴露，只得离开安定。县委其他两名委员跑掉了。各区党团组织的活动处于停顿状态。但北区党团组织和各外围群众组织完好无损。实践证明，北区消极抵制“左”倾盲动路线是完全正确的。1931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决定，由马文瑞负责安定全县党的工作，并委派慕嘉绩和本地的景悦礼、赵福样等组成新的县委。
马文瑞受命于危难之时，面对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有各区代表参加的县委会议上，这位新任县委书记客观中肯地分析了当前陕北的斗争形势，他说由于过早暴露，盲目行动，我们陕北革命遭受到了井岳秀清党以来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各县党团组织，包括绥德、米脂、清涧这些党的长期重要工作地区，党团组织普遍遭到损失，许多县的县委都不存在了。神木高志清骑兵师手枪连，奉命仓促举行起义，结果惨败，损失了党在井岳秀部精心经营的一支地下武装力量。绥师学生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国民党驻军团长姜梅生派兵又一次查封绥师，学校党团活动再次被迫停止……”错误路线的贯彻，使得白色恐怖就像早春的寒流，又一次袭裹了陕北大地。
一方面，敌人白色恐怖下，许多同志思想动摇；另一方面，敌人加强了警戒，开展革命活动十分困难。马文瑞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最重要的是千方百计保存革命力量。为了在困难形势下保存实力，坚持斗争，他在县委会议上果断提出：“全县各级党团组织应当以秘密活动为主。”并决定允许党的基层干部以公民身分担任国民党地方行政负责人。为了防止出现叛徒，必须纯洁组织，会议遂决定对全县党团员和党团组织进行清理整顿。当时，全县党团员合起来三百多人，根据地下斗争的需要，坚决清洗了一些政治上不坚定、甚至是冒牌的党团员。同时提出党团组织仍然按照党的六大精神，秘密发展组织，争取群众。为了使这个任务落实，县委要求每个党团员都要在自己周围团结几名群众，和他们交成知心朋友，依靠农民群众的力量，孤立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孤立地主老财和土豪劣绅，努力控制农村形势。
这种严酷斗争环境硬逼出来的秘密活动方式，虽然不动声色，但却有效地发展和壮大了党团组织，增强了活动能力，实际上占领了农村阵地。经过努力，许多农户成了可靠的堡垒户，特别是县委所在的北区一带，许多村庄成了绝大多数群众同情拥护革命的村庄。党团组织的活动天地越来越大，政治影响也越来越深入。马文瑞在这段艰苦而复杂的工作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不久，中共中央北方局来了指示，清理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影响。特委派人来到安定巡视工作，批判了“立三路线”，宣布取消“行动委员会”。当时安定实际上已经完全改变了斗争方针，不仅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还使全县北区、东区、西区、中区二十多个党支部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接着，上级决定由马文瑞担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兼中共陕北特委委员。由于斗争需要，他暂时仍留安定工作。
1931年冬季，陕北的气候似乎特别冷。元旦过后，时令进入隆冬，千山万壑被严寒统治着。背坡洼里和滴水崖上出现了积雪和冰瀑。大小河流僵硬地躺在沟壑间。早晨起来，总见窑脑畔上的酸枣树和黄蒿枝梢挂满了霜花。烟筒周围也被白花花的霜芽围着。早起拾粪担水的农民，眉毛胡子上也都白乎乎价，嘴鼻里呼出的热气，像烟雾一样缭绕在头顶上。
年关将近，山村里开始出现迎年的气氛。天不明，就可以听到轧糕面的碾子吱扭转动的声音，就像黎明时的公鸡啼叫。这是迎接年节的第一声信息。这吱吱扭扭的声音，响彻在静谧的小山村里，又像喜鹊的叫声，快活而热烈。它是农民心中最温馨动听的音乐。轧糕面的碾子声暗示着勤劳的农民一年辛苦将得到甜蜜的回报。在这生活本身沉重呆滞，又如碾磨一般单调枯燥、周而复始、旋转不息的偏僻山村，大年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开端。整整一年了，人们顶风冒雨，经历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辛苦的忙碌，经受了千旱、雨涝、雹灾、霜冻的交替磨难，终于从土地上得到有限的收获。人们疲惫不堪，实在需要歇一歇手脚，喘一喘气了，就像翻完了麦地、养麦地的耕牛，该到停鞭卸套了，需要有一段不被节气相催的时间，安安稳稳蜷缩在热炕头上，痛痛快快睡觉，唠唠叨叨拉话，热热火火吃呀喝呀，享受儿女亲情、天伦之乐，结结实实对“赵公元帅”孝敬一番，以求来年的五谷丰登、槽头兴旺，以便把新的希望，寄托于新的一岁。这就是陕北农民一年一度最隆重而神圣不过的节日--“过年”。人们所熟悉的老谢，也就在年关临近的这个时候回到了安定。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四区八乡。
谢子长于中共中央北方局受训结业后，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搞军事工作，回到安定一带活动，第一个落脚点就是中共安定县委所在的北区任家砭。马文瑞见老谢穿着一件粗布面子的皮袄，腰里系根带子，完全像一个赶集上会的小商贩。老谢见了马文瑞，亲热得不得了，拉着他的手说：“马文瑞同志，想不到咱们在安定又见面了。听说那个立三路线把咱陕北害得不轻安定县委能保住，多亏你们了。”马文瑞说：“主要还是因为北区的工作基础好。”听说老谢来了，任家砭和附近的景家坪、井家沟、大王庙的老乡都纷纷来看望。人们进了窑，嘴里喊一声“老谢”，便拉着他的手，不晓得再该说什么话了。老谢脱了老羊皮袄坐在炕上，他的身边就围着一圈又一圈的群众。他亲热地看看这个，又瞅瞅那个，问罢收成，又打问光景，那神情就像和自己久别的亲人在拉家常。他的朴素而真诚的话语，像山间的涓涓细流，悄悄地淌进庄稼地里，默然地浸润着每一棵受旱的庄稼，使拧起叶片的枯黄的禾苗立即蓬勃地舒展开来。马文瑞坐在老谢的身边，久久地注视着，注视着这个党内有名的同志，注视着这个可亲可敬的兄长般的战友，注视着他同人们说笑着，不时地从衣兜里掏出一把炒豆子，分给身边的人们，一同吃着拉着。他发现这个老谢，的确有一种神奇的魅力。
他的一句很平常的话，便使这些平日看着有些呆滞的农民开怀大笑，心花怒放。他的另一句很平常的话，又能使大伙突然收敛笑容，变得怒气冲冲。他实在是太熟悉太了解他身边的这些光头黑脸的农民。他的身上，每根神经都好像同这些受苦汉们牵连在一起。因此，他和他们的喜怒哀乐才能这样地一致起来，才能心心相印，息息相关。这就是马文瑞眼里的老谢，就是那个时时刻刻被安定老乡挂在嘴上的名副其实的群众领袖呀！马文瑞看见老谢同农民在一起的情形，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一滴水同大海的关系，一掏黄土与陕北高原的关系。一滴水融入大海，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力；一掬黄土投入高原，才能化作不朽的存在。
“共产党员，就应当像谢子长这样，同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马文瑞心中这样想。从此，老谢实际上也就成了他的榜样。老谢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无形中影响着他，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成长前进。直至1942年，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奖状：“密切联系群众”；直到他担任国家领导人以后，仍然保持着这种作风。
夜深了，人们才恋恋不舍地散去。老谢和马文瑞一起躺在炕上，却怎么也不能入睡。两人谈工作、谈斗争、谈现实、谈理想、谈苏联、谈中国，谈东谈西，一直到窑窗上透出亮色，一直到黎明的曙光照到炕上。通过一次次的长谈，马文瑞感到谢子长并不高大的身躯里，却有一个特别宽阔的胸襟，觉得身边这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人，不光是一位党内很有威信的同志，还是一位为人宽厚的兄长，跟他在一起，觉得很舒心。这个摆弄枪杆子的军人，毫不粗暴简单。他讲起话来，谦虚坦诚，风趣幽默，善于运用平淡朴素的言辞，于轻松愉快中评说极重要严肃的话题。时不时地还要带出一两句农谚和土得掉渣儿的陕北歇后语，引人发笑，令人深思。交谈之中，他也发现，这个老百姓心目中吃钢咬铁、叱咤风云的人物，内心深处也有自己难以启齿的苦闷和烦恼。为革命长年累月东奔西颠，东躲西藏，连家也顾不得回。早年家庭包办的婆姨离婚后，三十多岁尚未成家。
在同马文瑞开怀畅谈中，老谢毫不掩饰地第一次袒露了自己的苦闷和烦恼。
一连好几天，马文瑞和老谢在一起，彼此更加熟悉，几乎无话不谈。这天，任志贞到马文瑞窑里来借书。老谢见任志贞同马文瑞说话时那样亲热，便看出了少女的心思。一天晚上，他俩照例又在一起拉话。老谢突然问马文瑞，有个秘密，你不知看出来没有？”文瑞说：“什么秘密，我怎么没看出来？”“我就不相信，”老谢神秘地笑着说。“我们志贞对你可是蛮亲热的。”文瑞听得，脸呼地红了，说：“老谢，你不要开我的玩笑。”老谢说：“说真的，你看我们志贞怎么样？
”马文瑞急忙摆手说：“现在斗争形势很紧张，顾不上考虑个人的事情，以后情况好转了再说。”老谢风趣地说：“年轻人不要不好意思。我的观点是，谈恋爱不误闹革命，更不能因为白色恐怖，我们革命者就都打光棍。敌人才盼咱们一辈子不结婚，希望我们断子绝后，我们偏要争口气，恋一个好婆姨，生一个胖小子，气死反动派。”马文瑞无可奈何，只得腼腆一笑。老谢还不罢休，说：“真的，我还有个忙要你马先生帮哩。”“帮什么忙？”马文瑞认真地问。
“这，你可要暂时保密。我看下安定城里一个女学生，人家是共青团员。对了，还是你的兵，不光思想进步，人也漂亮。”马文瑞听得很认真，老谢却不说了。
“叫什么名字？”“叫史秀云，你的字写得好，就帮我写封恋爱信吧。”马文瑞知道老谢这是有意开导自己，便说：“那号信，我可不会写。你自己看下了，就自己写。”老谢说：“不写也罢，那我只好自己动手了。”那天晚上，马文瑞果真看见谢子长伏在炕桌上，摊开纸，给史秀云写了一封长信。那一阵儿，敌人正到处通缉捉拿他。他们万万想不到，那个“共匪头目”谢子长会从容不迫地坐在这里，给自己心爱的人写恋爱信。他那种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马文瑞深受感动，心目中更加钦佩这位从烈火与风雨中冲杀过来的革命战士。此后不久，老谢和史秀云果然冲破重重阻力，结为革命夫妻。只可惜他们没有条件到照相馆穿着礼服、披着婚纱照一张结婚相，也不能请亲朋好友来祝贺，甚至连一个居住的地方也没有。新娘、新郎只能在空无人迹的山间，采些越冬的野果和早春的野花，默默地跪拜天地。他们也只能在背山的避雨窑里铺上枯草，盖着老谢破旧的棉被相伴度过寒冷而漫长的新婚之夜。然而，他们又是幸福的伴侣，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他们共同怀有一个远大的革命理想。他们的婚礼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当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倾听着对方那颗火热的心脏的跳动，一切的艰难和困苦都抛到了脑后。在老谢身上，马文瑞看到了一个坚定而乐观的革命者的风采。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不会气馁懊丧、怯步退缩。崇高的信念在他胸中燃着一团火。这团火，越是在寒冷的暗夜里，就燃烧得越旺。
谢子长在任家砭的窑洞里住了一些日子。将要离别的时候，他和马文瑞都有些恋恋不舍。从外表看，这两个人似乎并无多少共同之处。一个三十出头了，一个年方二十；一个性情豪放，心直口快，一个沉静温和，不苟言笑；一个是搞武装斗争的军事领导人，一个是搞地方党和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但两人在一起，却有拉不完的话。这也难怪，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两个坚定的革命者，两个下决心把一切，包括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的共产党员，两个在不同的战线上，舍生忘死地携手战斗着的生死战友，在刚有机会重逢，却又不得不分别的时刻，他们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心潮翻滚着，就有许多话题涌出来。
老谢说：“我们这些年搞武装，费了好大的劲儿，几乎都失败了。敌人强大，固然是一个原因，我们自己没有立足之地，是更重要的原因。清涧起义，我们拉出部队后，由于没有根据地，只能流动作战，让敌人围追堵截，结果吃了大亏。渭华暴动，倒是注意了建立地方政权，但是仓促行事，很不巩固，又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结果也归于失败。其他各地的小规模斗争也吃了大致相同的亏。这个教训应当记取了。”马文瑞说：“我觉得，拉武装、搞兵运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依靠从敌人的部队里搞武装。我看最根本的，还是把我们自己的工农劳苦大众武装起来。这些人手里有了枪杆子，才是真正可靠的革命武装。这样的队伍，本身同群众就有血肉联系，很容易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容易站住脚。朱、毛领导的江西红军，其中多数就是武装起来的工农分子。”“这个问题上，咱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以往我们心太急了，总想就锅做饭，从敌人那里拉起一支现成的队伍。结果是力气花得不少，收效甚微呀！”老谢说着，兴奋地由炕上仄起身，摸着黑装起一袋烟点着了，狠狠吸了几口。文瑞闻到了烟草的香气儿，也就闪出想抽烟的念头来。老谢像是猜出了他的心思，把点着抽了几口的烟锅递到他手里。文瑞毫不客气地接过来抽着。有一小会儿，谁也不说话。窗外是静谧的陕北早春的夜。
远处山村里的狗咬声，像银河系外的无名小星一样模糊得只是隐约可辨。河沟里的坚冰下，汩汩的流水声像母女夜话一般，显得很温柔，也很亲切。窑里黑糊糊的，两个人都裹着被子双手抱膝坐着。他们的话题，又转到了武装斗争与地方党的工作如何紧密配合的问题上。
“咱们陕北地方党的工作，以往力量有些分散，没有形成巩固的中心区域，还有些喜欢虚张声势的毛病，要都像安定眼下这么扎扎实实地搞，会很快出现一个好的局面。有了牢靠的中心区域，我们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也就有了立足之地，兵源、给养才有保证。”马文瑞说：“我们目前主要还是贯彻党的六大精神，也就是特委在张家岔会议上提出的任务：秘密发展党团组织，积蓄力量，争取群众。为了掩护工作，我们还安排一些同志担任国民党的区乡长。你的大哥谢德惠，就担任着西区区长。这样对我们开展工作很有利。敌人占着城镇，我们就在乡里暗中闹事。表面上是敌人的政权，实际上各村都听我们的。我看在目前情况下，陕北应当着重建立这一类白皮红瓢子的中心区域，为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做准备。”“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你是特委委员，又是团特委书记，可以在特委会议上把这个意见讲出来。”马文瑞表示同意。
老谢又说哎，还有个事差点忘了。你是否能给任志贞安排个工作？这女子有文化，思想也求进步，是个好苗苗。”马文瑞想了想说：“我们最近打算在杨苏家沟办个扫盲识字班，实际上是对贫农团的骨干分子进行培训。任志贞可以到那里去担任教员，还可以在那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可她眼下还不在党呀？”“这个问题我己经想过。她是共青团员，我们党内妇女同志很缺，根据她的思想觉悟和一贯表现，可以考虑尽快让她转为党员。”说着话，天已快明。两人起来草草吃罢早饭，老谢就要急着上路。他不敢声张，怕惊动了老乡们，又要挽留，又要为他送行。他穿好了衣服，和马文瑞紧紧地握了握手，便转身出门去。老谢走了几步，又突然回转身，由衣兜里掏出那个自制的椿木烟锅，递给马文瑞说：“这个小东西随我好几年了，给你留做纪念吧。”说完，朝村里望了一眼，转身大步朝沟里走去。老谢就这样走了……马文瑞一直站在院子里，手里紧紧握着那留着老谢体温的小烟锅，瞅着老谢的身影消失在雾气里。他盼望老谢搞武装成功，盼望能再次相逢，通宵畅谈。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分别，竟会是永诀。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分别战斗在文武两条战线，呕心沥血地为革命舍生忘死，艰苦奋斗，虽然不能相见，相互心中惦念着，彼此关注着对方的消息。许多年后，当马文瑞回忆同谢子长朝夕相处的那一段往事，还真后悔当初没听老谢的话，替他写那封恋爱信。“这个老谢，看着平平常常，身上却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感染人的力量。”马文瑞深情地说，泪水模糊了眼睛。
陕北山间的月色格外皎美，特别是天气晴明的冬春季节。当西边的太阳尚未落山时，东边的月亮，已经冒出圆圆的山峁。那时候的月亮，像一片残云，悬在天边，稀薄而透明。月宫里的玉兔环山，隐约若雾蔼氤氲，乍有乍无。夜幕降临后，天空立时由淡青变为湛蓝。月亮银白的轮廓格外清晰起来。原本枯黄僬悴、毫无生机的山川河流、草木村舍，全都披上一层银白的轻纱，开始焕发着生命的灵气了。在皎美的月色里，夜的氛围是清静温柔的。青年马文瑞很喜欢在这样的时候，披着月辉在院子里散步。在走动中，又不时地停下来凝望天空远山，似乎能获得一种灵感。脑海中思考着的种种纷繁复杂的问题，都突然变得简明清晰起来。许多工作中的难题，在这时候很容易解开疙瘩，得到明确的答案。这种独自于月色中散步的习惯，一直保持了许多年。然而到了晚年，这种月下散步又成了他回忆往事的最佳氛围。常常是，月色朦跋，往事历历。眼下这一幕，是与女英雄任志贞有关的一些情形。
谢子长离开任家砭后，过了几天，马文瑞告诉任志贞：“杨苏家沟准备办冬学，派你去当教员。校董是杨国栋，他也同意你去。”任志贞一听，脸上显出兴奋的神色，说：“我……能当了教员？”“能，怎不能。你读了那么多的进步书籍，又能唱歌，会叫操，还会做群众工作。”任志贞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说：“马先生，你尽鼓励我哩。”“再说，工作实践中，也能锻炼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