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杨家园子脱险后，马文瑞来到清涧县城。清涧是当时陕北的富庶之地。陕北人自古引为自豪的是：“米脂婆姨，绥德汉，清涧石板，瓦窑堡的炭。”清涧县城地处黄河西岸，是由延安去绥德、榆林的交通要冲。不仅盛产光滑平整的石板，还是陕北有名的红枣之乡。初夏四五月间，正是枣叶吐翠、枣花飘香的时节。清涧的山川、村落到处是一派翠色，花香水相汇处的笔架山下。城墙是石板垒的，城街是石板铺的，街道两边的石窑椽廊和房屋顶上，全盖着平展展的石板。这石板组合的世界，使这座三山屏围、二水绕流的小城，显得颇具特色。
马文瑞由南门进城。南街很短，走出不到半里，就到了城内热闹繁华的小十字街口。十字街口南角，有一个“马记饭馆”，卖烧肉粉汤、豆腐烩菜，还有卤猪肉外带饼子蒸馍。掌柜的姓马，又兼着大师傅，在炉前掌勺，人很和气。马文瑞每次到清涧，都要到这马记馆子坐下来，吃一碗豆腐烩菜。他总是背靠南墙，面冲门坐着。由那里望出去，街上的行人动静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还能看到半山坡上敌人驻军的院门。门两边扛枪站岗的卫兵的面孔和出来进去穿黄皮八大块的官兵高矮胖瘦都能看个清楚。到馆子里吃饭的人很杂，进城赶集的当地老实巴交的农民，外地来做买卖的点头哈腰的客商，县政府穿制服留洋楼拼命掩盖着寒酸而做作出一副傲慢相的小官僚，和黑衣服上满是油污烟尘的目光狡黠的小市民。马文瑞混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中间，很不引人注目，只是那人缘很好的马掌柜认识他。他刚一进门，掌柜的便亲热地招呼道：“来了？吃碗什么？”马文瑞说烩菜、饼子。”机灵的小伙计不大一会儿就把一碗浇了油辣子的热气腾腾的烩菜摆在他面前。马文瑞坐下慢慢地吃。近旁是两个农民在吃饭，一个压低嗓门说：“老哥，你听说了吗？延川出了几个强人，有一个叫高朗亭，还有一个叫刘善忠。这两人乘咱清涧淮宁湾民团头子邱树凯不在山寨，就化装成团丁混进去，空手缴了人家六枝快枪。”另一个年纪稍大的说：“这话你听谁说？”“刚才在驴市上听王牙子说的。那驴儿喝多了酒，就满世界吼喊，还说那些人里有共产党分子。”“这话可不敢乱传，叫县衙的人或官兵听见可不得了。”两人不再说话，只是埋头吃饭。
两个农民的对话，马文瑞听得真切。恰在这时，门里走进来一个人，同样是一身商人打扮，只是头上不戴瓜皮小帽，而像山西人一样朝后挽着一块白毛巾。这个人嘴很大，眼睛较小，瞪圆了，却显得很有神。马文瑞一眼便认出他是延长县的一位党员叫谭生彬。谭生彬进得门，很快地扫视着吃饭的人。当他看到马文瑞时，突然目光一亮，随即又冷静下来，冲着掌柜的说：“烩菜、饼子。”便若无其事地坐在文瑞对面的座位上，轻声说：“你也吃饭？”马文瑞点点头。两人匆匆吃罢饭，由“马记饭馆”出来，到了东城门外，在河畔上一片枣树林中坐下来拉话。
谭生彬说：“自从立三路线到来之后，延长不光党团组织暴露了，建立的几个秘密联络点也遭到敌人的破坏。我们同陕北特委失去了联络，也不知道往后如何开展工作？”马文瑞见到谭生彬自然很高兴，对这位在白色恐怖下不退缩、不动摇，还积极寻找组织，请求分配工作任务的同志很赏识。他亲切地望着谭生彬说：“我到延长一带跑了几天，发现农民们痛恨白军，痛恨官府衙门，对横征暴敛十分不满，这里面蕴藏着极宝贵的革命热情。当前这种情况下，可以秘密发动群众，同敌人展开斗争。在群众斗争中，注意培养积极分子，物色发展党团员。”从此，谭生彬按照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精神，同共产党员李春光等人一道在延长县坚持活动。1932年5月17日，他们鼓动数千名农民携带农具、灶具，包围县城，进行抗粮抗税斗争，历时十多天，直至县长答应农民提出的条件，方才罢休。这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打破了党团组织遭受破坏后延长县革命斗争的沉闷局面。
再说那天，马文瑞告别了谭生彬，天色已近黄昏。城里城外的居民，家家户户的烟筒都冒起浓浓的坎烟，三山屏围的清涧城一下便被锁在烟雾中了。唯有西南面的笔架山在飘散着晚霞的天空映衬下，显出清晰可辨的轮廓。马文瑞沿着河滩朝东走去。前面不远处，那个很大的村子叫石台寺。村前路边上有一座魁星楼，在暮色里高高地矗立着，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河面上，朱砂红的墙壁和青黑色的瓦，在晚霞里显出几分古色古香的神秘。据说这楼上原先是一个书院。清涧虽是山区，但历来就有读书习武的传统，不光县城里有书院，乡间富足些儿的大村镇上也都立有书院，只是多数已经毁于兵灾。马文瑞听说晚清年间，石台寺的书院曾经出过好几名文秀才，便在村民心目中，颇有几分功德记着。加之它建在村口一座独立的石台上，面村背河，形势颇有几分峻拔高古，这才不断得以修缮，保留下来。马文瑞走到魁星楼下，天就完全黑了下来。于是他在夜幕掩护下，快步朝村子后面的小环沟走去。中共清涧区委书记刘耀三家，就在这偏僻隐蔽的小环沟。刘耀三弟兄五个，个个精明强干，在村里又好主持公道，专门带领穷人和地主老财作对。因此，五条汉子，人称“五虎”。
他们居住的小环沟，也被称作“五虎沟”。这小环沟，虽离石台寺很近，离清涧城也不过七八里路，但是仅有一条路与外界相通，周围四山环绕，翻过后山，便是“赤色村庄”一~小岔子和大岔子，实为既隐蔽又便于走脱的开展地下工作的理想地理环境。刘耀三家原本是石台寺的老户，只是为了闹革命，才举家迁来独居小环沟。石台寺数百户人家，几乎全都姓刘。像绥德县的铁茄坪一样穷富差别悬殊，把同宗共祖的一姓人分为两大阶级。大革命时期，刘耀三首先起来闹革命。他把村里的贫雇农组织起来，在魁星楼上堂而皇之地悬挂起“石台寺农民协会”的招牌。见天夜晚在楼里敬奉着孔夫子的圣人堂上开会、上课，宣传农民翻身和社会革命的主张，把全村穷人心上的灯盏都拨亮了。此后，村里秘密建立了党团组织，刘耀三成了清涧当时很有名气的革命者。像刘治祥那类祖辈揽工、穷得娶不上媳妇的人，都在他的带动下，加入了共产党。
马文瑞当晚来到那早己熟悉了的一排十三孔石窑的院子。狗刚一叫，机敏的主人便出门来，也不搭声，只将手按着见了生人有些躁动不安的狗，注视着坡里上来的人。这就是刘耀三本人。等来人走近了，他才轻声问：“是谁个？”“我，安定来的老马。”刘耀三一听，兴奋地丢开狗，上前接住马文瑞肩头的褡裢，说：“今儿哪里起身？”马文瑞说：“瓦窑堡起身。”“怎这会儿才到？”“杨家园子遇了点麻烦事。”两人说着话来到靠东头的那孔窑里。马文瑞每回来小环沟，都住在这孔窑里。窑侧是个猪圈，靠院外的围墙上留了个洞儿，明里看着，是出猪粪的通道，平时用石板盖着，不留心很难发现。如遇紧急情况，譬如敌人由街门那边来，就可以由此出去上后山。窑里好些日子不住人了，有些森凉。刘耀三的婆姨对男人闹革命很支持，见来了熟客，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用男人吩咐，就去搂柴烧坑，随后端来一碗红豆闷玉米饭和一碟子酸菜放到客人面前的炕桌上。她悄无声息地干着这一切，好像这一切都是她理所应当干的。
“历史不应当忘记他们。”一次，马文瑞回忆起刘耀三婆姨时，很有感慨地说。“像她这样一位农家妇女，是真诚而有力地支持过革命的无名英雄。在西北革命中，不知有多少这样默默无闻的英雄。她们没有文化，不是党员，也不参加党的会议，但实际上却经常参与着革命活动。她们对于革命这两个字，并没有多少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但由于她们的亲人、丈夫、父亲或儿女参加了革命，她们也就很自然地成了革命的同情者和拥护者。她们长年累月心甘情愿地替革命者烧坑煮饭，端茶递水。革命顺利时，她们兴高采烈；革命失败时，她们愁眉不展。这些与革命事业息息相关的人，其实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革命成功后，功臣的名单中，没有她们的名字。她们中间幸存下来的人，至今许多仍然住在当年接待过革命者的窑洞里，吃着粗茶淡饭，穿着补丁衣衫，过着普通农民一样的艰苦的劳动生活。我们的社会，不应该忘记这样一批为革命做过好事的人们。”那一晚，饭摆好了，刘耀三说：“你先吃饭，咱有话慢慢拉。”马文瑞也不客气，端起饭碗呼哧呼哧吃起来。吃罢饭，炕也烧热了。火口上坐着的水壶咝咝响着直翻水花儿。刘耀三婆姨收拾了碗筷，又像每回一样夹着被褥过来，把被窝儿焐在紧靠灶火的炕头。两人开始守着炕桌上的油灯，喝茶拉话。这对于在外面奔波了一天的马文瑞，是最快慰、最舒心的时刻。窑洞的空间虽小，灯光也很暗，但对于像他这样的职业革命者来讲，却是最安适、最温暖的一方天地。
与别的他所熟悉的同志相比，刘耀三是一个介乎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那一类型的革命者。他有一定的文化，却更了解农民的心理，是一个很有经验也较有头脑的务实型的党的基层工作者。一年前，在绥德合龙山特委扩大会上，他曾经单枪匹马对“立三路线”提出异议。实践已经证明，他当初的意见是正确的。对那种“左”倾盲动主义的做法，他同马文瑞一样，是在工作实践中加以抵制的。清涧党组织之所以没有完全破坏，与区委对“立三路线”的消极抵制有关。刘耀三在同马文瑞的多次接触中，发现这位年轻的特委负责人看问题既客观又深刻，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两个人常常是一拍即合，很能谈得来。
在那个枣花飘香的五月沉静的夜晚，他们一直拉谈到启明星升起。
第二天，窑窗刚透亮，马文瑞就起身告辞。他要赶天亮之前，翻过后山到小岔子村，然后还要去几十里路外的大马家山村、解家沟、袁家沟和王家洼。这几个村的党支部，都同他是单线联系。这回他改扮成一个小学教员的模样，因为这几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如唐洪澄（时名贺生春）、白如冰等，公开身分都是小学教员。他在小岔子村吃过早饭，一路朝东，翻过一道山梁，就到了青龙河川。远远望去，蜿蜒的青龙河卧在深深的石槽里面。河水碧澄清澈。河畔山石裸露着，表明这是一条古老而落差很大、流水湍急的河流。河对岸的山岔口上，有一座青龙庙，也说不清河与庙是谁借谁而得名。马文瑞坐在庙对岸的石畔上休息，眼瞅着匆匆流逝的河水，难免产生一些不由自主的遐想：
“……秘密工作的艰难，在于它必须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化作一种无声无息的行动。渴望叱咤风云的革命者，必须销声匿迹，耐得精神上的压抑和孤寂。而谁又晓得，在贫穷偏僻的陕北山区，其境况有多艰难？不像在大都市搞地下工作，这里没有高楼洋房，没有公路汽车，更没有灯红酒绿，甚至没有活动经费，也没有一个掩护身分的公开职业。一个革命者，你所要具备的就是一颗忠诚的心灵和两条永不知疲倦的腿。正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你得千方百计努力培养发展党团员，扩大党团组织，组织贫农团，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站，创建一个个赤色村庄……
这一切，又都是赤手空拳在全副武装的敌人眼皮底下进行……党团组织得由你去领导和指挥，广大群众得由你去组织和发动。闹红的人，你们肩负着多么重要的历史使命呀！由于长期搞地方党的工作，你的工作性质决定着你的身分，不能像志丹、子长他们这些搞武装斗争的同志那样名扬四方，威震敌胆。在残酷无情、充满危难的斗争实践中，你必须千方百计隐姓埋名。许多搞秘密工作的同志都有几个化名，以蒙蔽敌人。令你痛苦的是，你深深地热爱着群众，却往往又不能公开到群众中去露面，不能经常在群众集会上出现，更不能当众讲话。秘密工作的组织原则和活动纪律几乎使你成为孤独神秘的人物。眼前永远是翻不完的山峁，走不完的山路。当你长年累月行走在这寂寞曲折的羊肠小道上，眼前并望不见革命成功的阳关大道，像眼下这条细细的青龙河，它作为无定河上的一条小小的支流，并不曾见过黄河，见过大海，但它仍然信心百倍、毫不停息地奔流着……”想到这里，他顿觉身上恢复了气力，站起来，伸伸疲惫的双腿，又大步朝前赶路。一边走，一边寻思着，对自己方才的思想闪念感到有些愧疚。
傍晚时分，马文瑞来到大马家山村。这是一个靠近无定河畔、距离黄河也不远的村子。在村里小学校，党支部书记唐洪澄喜出望外地握着特委特派员的手，高兴得老半天不知该说什么。“走，到我窑里吃饭去。”洪澄说着就拉着文瑞的手往外走。夜幕中，两个人默默地行走在崎岖的村道上，一前一后，相互看不清脸，却能由彼此的身影和脚步声里，感觉出同志相逢的激动心情来。走在后边的马文瑞，望着唐洪澄的背影，心中感到格外亲切、靠实。他心里暗暗对自己说：“这个同志，不单是文化高，性情也温和，像个农民同志一样持重、忠厚，但对敌斗争却十分坚定顽强。”最使他难忘的是1929年时，唐洪澄主动配合绥德地区的饥民斗争，在清涧农村秘密活动，提出“不纳粮，不交税，反对成立民团”的口号，鼓动起上万农民群众参加抗粮斗争。还有前一时期，敌人白色恐怖加剧，清涧党组织一度同陕北特委失掉联系，许多基层干部和党员动摇了，有的逃离，有的甚至向敌人自首了。唐洪澄却毫不胆怯消沉，他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与邻近的中共绥德南区区委接上关系，主动接受领导，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积蓄发展革命力量，奋力坚持斗争……眼下，见到特委来了人，他怎能不高兴呢？“文瑞，不管他敌人在别处怎么猖狂，咱大马家山是红的！”走在前面的唐洪澄突然扭回头小声说，语气中充满了自信和自豪。这种乐观坚定的情绪，一下子把奔波了一天的马文瑞满身的疲劳都赶跑了。当下，洪澄把文瑞引进自家窑里，立即叫家里人烧火做饭。吃罢饭，两个革命者便在小学校里，守着一盏小油灯，兴致勃勃，彻夜畅谈……
最艰难的日子，马文瑞除了在安定、延川、清涧、延长一带奔走，还到葭县、吴堡、榆林、横山等县巡视工作，在白色恐怖里艰难前行。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陕北地区革命力量迅速得到恢复发展，二十三个县中，二十一个县有了党团组织，贫雇农党员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使革命的影响在广大农村深入下去了。许多村庄，很快开辟为“赤色村庄”。有些地方的党组织，像安定任家砭、绥德铁茄坪、米脂姜兴庄、清涧小岔于、神木贾家沟、葭县南狐、吴堡樊家圪坨等，在陕北游击战争尚未开展之前，实际上已经公开，成为红色堡垒和中心区域。陕北革命的道路，其实从那时起已经不自觉地实行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直至使敌人固守的县城和重镇，变成了一座座孤立无援的“土围子”。
在艰苦卓绝的西北革命斗争中，为创建红军武装，刘志丹与谢子长一道并肩战斗，出生入死，人们习惯上把他们称为“刘谢”。在开创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漫长岁月中，马明方与马文瑞长期同甘共苦、情同手足，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作“二马”，流传着许多情真意切的佳话。
马明方与马文瑞虽然都是米脂县人，但家乡相距较远。一个在米脂西南区，一个在米脂东区。马明方比马文瑞年长七八岁，两人在大革命时期并不认识。然而这些，丝毫不影响他们后来成为亲密的战友和同志。马文瑞第一次与马明方见面是1928年在绥德。当时，马文瑞担任中共绥德县委常委兼共青团县委书记，马明方是绥德北区党的区委书记。在一次县委召开的会议上，他们见面了。开会时，两人坐的地方可巧挨得很近，他们在会前有机会进行了第一次亲切但却还有点拘束的交谈。短暂的交谈，马明方给马文瑞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他感到那个衣着朴素整洁、仪表端庄的小学教员是和蔼而且很易于亲近的。他用农民式的小烟袋不停地吸着烟，吐出一口口白色的烟雾，就眯缝起眼睛，陷入沉思。也许是时值冬季的缘故，他那只将烟袋交待给嘴里衔着的右手，喜欢褪入左手的袖筒里面。这种动作，是那些上了年纪的陕北农民常常做出的习惯性动作。但他那双炯炯有神、透着机智和敏锐的大眼睛，又绝不同于那种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俩深厚的、同志式的情谊正是由那一次简短的交谈开始的。就是那一次，马文瑞发现，当那双眼睛望着自己的时候，有一种友善的热情传达给你。马明方显然也很喜欢眼前这个年轻的同志。他发现他的身上透出成年人才具有的稳定的刚毅自信，和胸有成竹的沉着冷静。总之，马文瑞给马明方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很可靠的年轻同志。再以后，马文瑞曾代表县委到北区检查工作。在四十里铺高小，两人亲切地交谈工作。后来，便是那次彼此配合默契的轰动陕北的饥民斗争。不久，他们的工作分开了，马明方继续留在绥德，马文瑞奉调去了安定。此后，他们先后都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工作，开始有机会较长时期并肩战斗在一起了。
1932年底，中共中央指示撤销北方局。为了搞清陕北特委的隶属关系，特委决定由赵伯平、崔逢运、鲁贲三人去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然后再由西安去天津。因此，由1932年底至1933年底期间，陕北特委实际上由马明方和马文瑞两人主持工作。这段时间，他们配合得很好，经常是根据上级指示和实际情况，商量决策，分头实施。当时，马文瑞年仅二十岁，整天埋头于革命工作。马明方很关心他的个人生活问题。一次，马明方去安定巡视工作到了任家砭，见到任志贞。正是夏季，任志贞穿着白洋布紧身上衣，黑宽脚裤子，比两年前略瘦了一点，显得精干成熟。她一见马明方，便迫不及待地打听马文瑞的近况。拉话中，马明方发现这个女子对马文瑞颇有好感，话语眉目中，流露出钦佩爱慕之情。马明方觉得这两个人，年龄相当，又志同道合，有意促成好事。他当下征得任志贞同意，便动手给马文瑞写了封信，希望他能同任志贞建立恋爱关系。文瑞接到明方来信不久，也接到任志贞的一封信。她的信写得很长，第一次大胆地向他表白了爱情。那时候，多数女子择偶的对象是财主家的公子少爷，很少有人找身无分文、朝不保夕的共产党员。任志贞的恳切与真诚，使马文瑞深受感动，便回了信。只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们不能见面。有很长一段时间，两个人书信往来不断，那种情谊，是完全建立于共同革命的基础上。书信往来中，相互勉励鞭策，彼此更加坚定了对方献身革命的信念。没有花前月下的缠绵，没有山盟海誓的情话，革命者的爱情也像他们的理想和情操一样崇高而朴素。像严冬里开放的腊梅，像暴风雨中挺立的青松，任你冰雪严寒、血雨腥风，总有一种温馨与高洁，给人以鼓舞和鞭策。在那些斗争严酷的日子里，在那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两个思恋着的年轻的革命者，在久久的企盼中，辗转收到对方的一封热情的来信，在土窑洞的油灯下或空山旷野中展读着，该是怎样一种幸福的心情！当他们反复地看过了对方的来信，又怀着兴奋不已的心情，提笔写回信时，又该是多么激动不已。那是他们的初恋，有多少知心话要说，有多少有趣的问题要提。多么渴望能见上一面，哪怕只是短短的几分钟，哪怕只是远远地相望着并不说话。就这样，两个人，两颗年轻人的火热的心灵，在默默地呼唤，远远地关照着。后来，任志贞参加了红军游击队，成为西北革命历史上第一位女红军战士。她担任红军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同男战士们一道并肩作战。她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敌人严刑拷打，志贞面不改色，坚强不屈。1934年2月13日，敌人决定处死任志贞。敌人押着她戴镣走过瓦窑堡长长的石板街道。街道两边站满了为她送行的乡亲。志贞昂首挺胸，面带微笑，目光坚定，一直走出南门。她视死如归，仰起头怒斥敌人，然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行刑的刽子手，为之胆战心惊。周围的群众，无不感动得泪流满面。任志贞英勇就义，年仅十八岁。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女英雄任志贞已经牺牲六十多年。她死在敌人的铡刀下，惨无人道的敌人，还把她的头高挂在瓦窑堡南城门示众七天。后来，有的同志讲，“任志贞是刘胡兰式的英雄。”马文瑞纠正说：“这话不对，应当说刘胡兰是任志贞式的英雄。”时间和岁月淡化了许多的往事，任志贞烈士的事迹至今鲜为人知。马文瑞对女英雄任志贞仍然一往情深，亲自为任志贞传记作序，并主张要大力宣传这位英勇坚强的西北地区的第一位女红军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