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王二”这个名字，在神府南区一带叫得很响。敌人只知道有个王二，并不知此人便是后王家抓王兆卿的弟弟王兆相。六十年后，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的王兆相将军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流露出感激的神情。他说：“马文瑞同志对我在神府搞游击队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信任我，是他给贾怀光同志说，叫我担任特务队〔即游击队）领导人的。”贾家沟离贺家川二三里路，那里驻扎着反动民团。当晚，为防止贺家111的敌人发现，文瑞他们就转移到康家山。有两三天时间，文瑞和兆相住在一起，谈了许多问题。马文瑞详细地了解了红26军南下失败的情况。在此期间，马文瑞还见了由红26军回来的李成兰、温治恭等人，同他们分别谈了话，一起探讨了如何在神府山区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并特别强调要紧紧依靠地方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同敌人斗争。
几天后，贾怀智终于在他哥哥那里搞到一枝八音子手枪，送到区委交给贾怀光。贾怀光当下来到康家山，把手枪和五发子弹交给马文瑞。值得一提的是，贾怀智以后又先后在山西为游击队搞过几批枪支弹药。1934年3月底，在山西临县白文镇盐务局买枪时，被事先埋伏的敌人抓去，严刑逼供，宁死不屈，高呼口号，英勇就义。时年仅二十八岁。
这天晚上，李成兰、温治恭二人走后，窑里只剩下马文瑞和王兆相了。乡村的夜晚是宁静的，但两个人的心里却很不平静。他们熄了灯，躺在炕上拉话。王兆相情不自禁地又讲起了自己的哥哥。他回忆了哥哥带着他参加红军的过程，谈他第一次见到谢子长、刘志丹、阄红彦、吴岱峰的情形，也谈了杜衡和高岗。他说杜衡个子很小，满口葭县话，这个人是先“左”后右。高岗是个老高大个子，脸色铁青，还生着满脸大麻子，发起脾气眼一瞪，很有几分杀气。
就在这天夜里，马文瑞决定将区委书记贾怀光交给自己的八音子手枪留给王兆相，希望他带着这枝枪，把神府游击队建立起来，把武装斗争开展起来。几十年后，王兆相回忆说：“那枝枪，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它随我参加了数不清的战斗，直到抗战期间我担任警备六团团长时，仍然带着那枝枪。每逢看到这枝枪，我就会想起党组织的信任和关怀。1935年，我的父亲被左倾错误路线打成反革命而误杀，我想不通，在家中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想自杀。当我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时，突然想到了这枝枪的来历，想到了马文瑞同志把枪交给我时那种信任的目光和嘱托，便放下了枪，丢掉思想包只，继续革命。”此后不久，马文瑞到采林村、沙峁头一带活动，同地方党组织的同志见面，参加他们召集的党员会议，了解情况，传达特委指示。这次他到神府南区，工作近两个月时间，指导当地党组织组建起一支革命武装，开始叫“特务队”，以后改名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由王兆相担任政委，李成兰任队长。游击队按照特委指示精神，紧紧依靠地方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这支部队一直没有失败，以后发展为红三团，又发展为红军独立师，团长、师长都是王兆相。
1933年冬，马文瑞由神府南区回到特委机关所在的葭县南孤。马明方己经早些日子回来了。等分头出去组建红军的四路人马聚齐，便召开特委会议，分别汇报各区贯彻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发展建立武装的情况。马明方首先谈红一支队的情况。原来去年9月，红一支队南下，配合红26军作战，攻打枸邑县张洪镇和甘肃省合水县城，取得胜利，增强了战斗力。今年8月，部队返回安定，在枣树坪、温家坡两次战斗中失利。队长强世清负伤，后被敌人逮捕杀害。政委魏武牺牲。部队返回安定北区，由白德胜代理队长，划为两个分队，分别到绥德、吴堡及延川两路游击作战。终因兵力有限，又没同地方党及时取得联系，孤军行动，遭敌围追堵截，后被打散。白德胜、任志贞被捕后遭敌杀害，其余人员只好压枪隐蔽。马明方在前去安定的路上，听说游击队己经失败，只得返回特委。
马文瑞紧接着谈了神府南区的情况。
随后，崔田夫说：“绥德、清涧的情况是这么个，我们8月5日在清涧王家山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他把游击队的全称念得很响，语气中充满了自豪。“队长罗永宽，政委高朗亭，眼下有二十多人。游击队一成立，头一刀就镇压了绥德南区的反动区长薛运统，把那狗日的财产都没收了。我们也是和神府一样，注意依靠地方党组织。游击队员多数都是党团员。铁茄坪、王家沟的年轻党团员半数都参加了游击队。”张达志说：“葭县、吴堡的武装，眼下尚未建立，但正在积极做工作。各堡垒村的党组织都动员起来了，联络的人不少，就是没武器，看来只有打民团的主意。”听了各方情况，讨论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时，马文瑞说：“我看眼下最大的问题是各地党的组织还不够健全。特别是立三路线导致县委垮台后，目前各地党的领导机构基本都还是区委。这种状况，很不适应建立红军、开展武装斗争的需要。我的意见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尽快恢复县委，以便加强对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领导。”崔田夫、高长久都赞成马文瑞的意见。马明方不仅表示同意，还客观分析了各县党的基层组织状况。会议最后决定，先恢复葭县、绥德、清涧等县的党县委。
会后，马文瑞首先负责组建葭县县委。在神堂沟召开党内会议，确定高长久担任中共葭县县委书记。随后，他又同张达志一道，前去组建绥德县委。
这天，两人一道由南抓出发去绥德铁茄坪。陕北十一月的天气，已是霜叶满地，冷风鹰网。他们途经义合镇时，意外地遇到敌人。原来前些日子，红一支队在这一带活动过一次，敌人就派一个连的兵力驻防义合镇。两人事先都化装成商人，头戴瓜皮帽，上身穿着小皮袄，肩头上搭着褡裢子，好在文件没在褡裢里装，而是裹在裤管里，用腿带儿扎着。
他们冒着寒风一进义合镇，就见满街灰不溜秋全是敌人，本想退出镇子绕道而行，又怕引起怀疑，张达志小声问：“你看咋办？”马文瑞不动声色。两人继续若无其事地朝镇街里走。快走到十字街口，有几个敌人背枪同他们擦肩而过，并没丝毫引起敌人注意。马文瑞一边走，一边想，眼下情况不明，冒冒失失在街上走很危险。恰在这时，他看见前面不远处有家小饭馆，便对张达志说：“肚子饿了吧？咱们进饭馆吃饭。”张达志明白马文瑞这是故意进去避一避，好静观动向，便答应着，两人进了小饭馆。
小饭馆刚开门，还没有人吃饭。两人每人要一碗豆腐粉条烩白菜，慢慢坐在靠窗一张桌子上吃。一边吃，一边小声商量对策。
正说着话，就见几个流里流气的白军进了门。其中一个黑胡麻碴、肥头大耳的家伙说噢，驴掌柜，给老子们每人好好煎一碗粉汤，多放清油粉条，不要再把那烂尸白菜帮子漂上一碗！”说着话，这几个人便在他们坐的近旁一张桌子上坐下来，笑骂逗狂。
他俩见状，也不说话，低头只是吃。那个黑胡麻碴的胖子问：“味道怎向嘛？”张达志说康以。”几个兵士听得全都怪笑起来。原来张达志的葭县方言，把“可以”念成了“康以”。
此时，跑堂的伙计把烩菜端上来。几个家伙就像三天没吃饭，狼吞虎咽吃起来，再没人注意那两个吃饭的葭县小商人了。
由此，他俩看出敌人很麻痹，吃完饭就大着胆子穿过镇街。临出西城门洞时，见有站岗的盘查过往行人，他俩迟疑了一下，交换了一个眼色，就大摇大摆走过去。果然，敌人只是例行公事地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放行了，并不搜身。
两人出了义合镇，眼看天色不早，大步朝前赶路。不料刚到铁茄坪村外，又遇上了敌人。后来才知是崔田民他们率领红二支队和当地群众一道，袭击了解家沟的反动“土围子”，镇压罪大恶极的大土豪、恶霸地主和走狗衙役九个半（一人杀而未死，戏称半个）。敌人闻讯出动，前来铁茄坪搜捕。不巧的是，他俩刚进村，敌人就来了。村中不可留，他们拔腿就往脑畔山上跑，一口气爬到山顶上，才喘着粗气停下来。见敌人并没有追，这才松了气儿。每人脱一只鞋垫着，坐在地上，眼瞅着敌人在村里，吆鸡打狗，捣门袭窗折腾了一整天，他俩只好饿着肚子在山上坐了一天。
马文瑞坐着看书。张达志一个劲儿地说：“狗日的，今儿咱们真倒当”马文瑞忍不住笑他。到了后晌，义合镇吃的那一碗素粉汤早消化完了。两人又冷又饿，就在阳畔上探着摘干酸枣吃。他们都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拦羊的日子里，手里摘着，嘴里吃着，倒觉得是一种逍遥的回味。
天将黑时，敌人撤走了。他俩才摸黑进村，悄悄来到村中崔家沟崔田夫的家里。崔田夫的婆姨一见马文瑞，便逗笑说：“唉呀，马文瑞，果然是你来了，怪不得白军造了一整天。夜黑里我梦里还对死老崔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马文瑞到咱家。大概是你把白军给我们引来的吧？”马文瑞说：“谁说是我引来的？白军走了，我们才来的，是白军把我们引来的。”说得大家都笑了。
崔田夫说：“你听她胡嚷，白军今儿来，我们早有准备，杀了人家九个半人，人家来造咱一天，也是应该。”张达志问：“怎还有半个？”崔田夫说：“有一个家伙挨了一刀，没死，所以算半个。”逗得大家又笑了。
在场的区委书记刘汉武，虽是知识分子，却满口农民语言，说起话来十分风趣生动。谈起区里当前的工作，他说是“人手虽不少，但作用发挥不够，好比是十个哈巴狗拉一辆车，只见狗头摇，不见车动弹”。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他自己却绷着脸不笑。
马文瑞笑着，心想我们的同志真好，斗争环境如此残酷，每个人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危险，但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们总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这样好的同志和自己一起并肩战斗，他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
张达志逗趣说：“嘿，田夫，我们向你们学。不过杀一半，留一半，这技术可不好掌握。”大家见面，谈笑了一会儿，便开始召集会议，讨论成立中共绥德县委。按照陕北特委事先商量的意见，马文瑞提议由崔田夫的哥哥崔文运担任县委书记。大家一致举手通过。同时选出组织委员张家修，宣传委员王士英等。
崔文运己四十多岁。这个农民同志虽然没有文化，但同弟弟崔田夫一样是雇工出身，苦大仇深，革命意志很坚定。他是1926年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涌现出的农协骨千。1928年秋入党。他给马文瑞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特委活动经费十分困难时，他受党组织派遣，冒死背着游击队上缴的一千块白洋，巧妙地躲过敌人哨卡，送到了特委。1929年春至1933年秋，在斗争最艰苦时期，他担任村党支部支委，不久又任中共绥德南区区委书记。在崔德权、崔正岭、崔正冉、崔正杰等人协助下，努力开展工作。他谦虚谨慎，组织观念强，担任绥德县委书记后，更加积极努力，忘我工作。1934年6月26日，他主持召开一次党的会议，遭敌偷袭，不幸被捕。他面对敌人宁死不屈。敌人为了折磨他屈服，将另一位同志的头铡下来血淋淋地装进驴笼头中，挂在崔文运脖子上游乡。当晚又押回敌连部驻地薛家峁，由敌连长亲自审讯说，你是共产党员吗？”“你们不是说抓住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吗？当书记的人，能不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又怎么样？”“那好，说，你手下的人手都是谁？”“全县老百姓都是我的人手！”“你杀过我们的人吗？”“杀过！如果把你捉住，也是个杀！”敌连长脸色气得乌青。
这时，敌“肃反会”头子，叛徒李牛走过来，假惺惺地劝说：“崔文运，你不要硬。家有老人兄弟、老婆娃娃，你该为他们想想！”文运一见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叛徒，怒火填膺，咬着牙骂道：“只有你这个叛徒，才是不要老人兄弟的独子子！”凶残的敌人抽出烧红的铁条，刺穿文运的锁骨，又穿入麻绳吊在房梁上毒打，妄想用酷刑征服这个硬汉。
“哼，我倒要看你能硬多久！”敌连长跷着二郎腿，坐在他对面，面目狰狞地说。
“老子从入党那天起，就准备为革命去死！我活着，要和你们拼到底。我死了，红军也要和你们拼到底！”敌人从精神上无法战胜崔文运，拷打的手段更加残忍了。随着一声惨叫，他们把崔文运放下来，用烧红的铁链子和烙铁，随处烙烧，想从肉体上摧残这位坚强不屈的无产阶级战士，直烙得他浑身的衣服都冒起浓烟。不料，崔文运说：“等一等，待我把衣服脱了由你们烙吧！”敌人愣呆了，老半天不明白他讲的什么意思。崔文运等得不耐烦，大声喝道看什么，衣服我还要穿，肉总是个烂，油炸火烧随你们的便吧！”崔文运的钢骨铁胆，反倒使行刑的敌人胆战心惊。敌连长虚张声势，挥着拳头叫喊要用刀砍开崔文运的头骨点“天灯”。
崔文运说：“来吧，把血口子开到前面，老子也要看天灯是怎么个点法！”敌人看酷刑征服不了这条年近半百的硬汉，只好乖乖收场。
第二天，1934年6月28日，遍体鳞伤的崔文运，被押到绥德城游街示众。行至城南门外，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被敌杀害。敌人割下他的头，悬挂在城门上示众。凡耳闻目睹崔文运烈士英勇就义的群众，无不为之恸哭。
那天，绥德铁茄坪建立县委的任务完成后，马文瑞、张达志动身返回特委。走到一个叫吴合家畔的村子，天黑下来，两人肚子也饿了，马文瑞记起村里有个农民党员叫刘九功，便对张达志说：“这村里有个党员我认识。”张达志高兴地说：“能不能到他家里吃顿饭，住一晚上？”马文瑞望着漆黑的山沟，想了想说好吧。”两人摸黑来到刘九功家，不巧本人没在。他的老婆是个不识字的糊涂农妇，本来也认识马文瑞，但见两人进了门就噘起嘴不高兴。
“刘九功在吗？”“不在。”哪去了？”“不知道。”两人这才看出来，这婆姨大概是害怕来人吃她的饭，拉长了脸，连半句客气话也没有。加之那一阵儿，“米脂事变”给人们造成的恐怖尚未平息，也许是怕招惹是非吧。没奈何，两人只好空着肚子上路。
走在路上，张达志不停地说：“这他妈怎这么个样儿！这他妈怎这么个样儿！”逗得马文瑞一路不停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