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女子六十米赛跑开始了，观众席上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加油！”“加油！”所有的人都在为运动员加油。他发现一个穿上运动服显得很精神的女生跑在最前面，一起比赛的几个人，数她个子小，她却跑得最快。他心中很佩服这个小个子女生，没想到跑过来一看，竟是四大队的孙铭同学。他心里很高兴，大声为她加油。孙铭终于夺得了女子六十米跑第一名，成了运动场上引人注目的人。高岗说：“这个猴女子跑得疯快，文瑞你认识她吗？
”马文瑞说：“她叫孙铭，是我们四大队十一队的学员。”“这个女子倒不简单，有机会你给咱介绍一下。”马文瑞没有回答。他总觉得高麻子这个人有些粗俗，说话办事都有些冒失。高岗倒觉得马文瑞这个人忠诚老实，缺点就是有点“软”，不像自己那么“厉害”。
比如下个棋，他都要赢，输了就不行，哪怕下上一夜，也得赢一局才肯罢休，这恰恰又是马文瑞对他看不惯的一点。但最使他反感的是，这个人在男女作风问题上很不检点，在西北同志中，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但是他的这些看法只是在内心深处，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觉得讲出来不利于团结。再说高岗作为西北革命中的一个领导人，对陕甘边苏区和红军的创建有过一定的贡献，他的威信也需要维护，但马文瑞始终把握着，这种维护也是有原则的。
五四青年运动会之后，“抗大”的孙铭同学一时成了学员中很引人注目的女生。这时，有一位年轻的军队负责同志向她求爱，被她谢绝了。
她很希望马文瑞能向自己提出同样的请求，但她未能如愿。那个马文瑞似乎完全被功课吸引住了，像是根本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她开始暗暗地、毫无理由地生着他的气。但几天不见他时，她便又有一种想见到他的强烈的愿望。一天晚饭后，别的同学都到延河边散步去了，她同一位相好的女生杜克在校门口无事一样地转游。她很希望这时马文瑞能从校门口走出来，他们就可以一道去延河边散步了。可是等了许久，也没看到他的影子。她俩便信步走到城里去玩。刚走到西北抗敌后援会的小楼下面，不巧由楼上吊窗里飞出一枚杏核刚巧砸在杜克的头上。杜克人很胖，是个炮筒子脾气，平时在篮球场上，数她的嗓门高，此刻头上无缘无故挨了一下，很生气，便冲着楼上喊：“哪个缺德的丢的？”窗子里面丢杏核的男生名叫白坚，也是个不受人气的直脾气，两人便对吵起来。这时，马文瑞竟意外出现在窗口上。他劝说着把白坚火气按下去了，孙铭也把自己的伙伴劝和了。随即，两个劝架的人相视一笑，便提议大家言归于好，一道到延河边上去散步。于是他们四个人，一路吃着男生从山里采摘回来的有些酸苦的端午杏朝延河边走去。那是他们第一次相约去河边散步，心情都很愉快，感到延河水流淌得格外欢快。从此后，他们开始了相互间的交往。一次，他俩在一起散步时，孙铭情绪低落地说：“今天下午，我们十一队有几个女生走出教室去，我不知道她们搞什么活动，也跟着人家出来，才知人家是去过党组织生活。我一听急了，便问：怎么，你们是党员，我不是？我也要参加党。
一个年纪大的姐姐说加入党组织，你还得努力创造条件。我听了很不服气，她们够条件，我怎么就不够条件？文瑞，你说我怎样才能参加党组织？
”听她这么说，马文瑞才意识到，自己作为党组织的宣传委员，有责任启发培养这个思想单纯、有上进心、但缺乏党团知识的青年努力提高思想觉悟，逐步靠拢党组织，便说：你想加入党组织，首先得学习党的知识。”他找来一些有关书籍，借给她看，还经常给她介绍党的基础知识。
在以后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有一种还算不上是爱情，只是相互都愿意见面的那么一种心情开始在两个人的胸中悄悄地萌发着。但是也许由于他们各自都过于珍视对方感情的缘故，令人遗憾的是直至半年以后马文瑞“抗大”学习将要结束时，他们谁也没有勇气向对方表露心迹。结果，直到分手，他们之间仍然被一种朦胧的东西阻隔着，两个人都以为，从此很可能天各一方，永远无缘相见。年轻人之间，这种失之交臂、擦肩而过的际遇，其实也很寻常。而对于那些感情专一的人来讲，留给各自心灵的缺憾倒是久远的。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许多事情，并非是一目了然的，就像暴雨过后陕北沟壑中的山洪，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河水才可能清澈见底。
1937年夏季，中共陕甘宁特区代表会议准备在延安召开，这是西北党内的一次重要会议。马文瑞在“抗大”学习，没有参加会议。他的老战友马明方、贾拓夫、习仲勋、马锡五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是改选特区党委。据参加会议的一些同志讲，会上大家认为郭洪涛在错误的“肃反”问题上负有责任，对他提出批评意见。与会同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仍然选举郭洪涛担任特区党委书记。后来，即1938年，中央调郭洪涛到山东工作，任命高岗为中共陕甘宁特区党委书记。
陕甘宁特区党代表会议结束不久，中央决定“陕甘宁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郭洪涛要调马文瑞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长。马文瑞说：“你等我学习毕业了再说吧。”郭洪涛还是坚持要他立即上任。1937年6月，马文瑞只好提前离开“抗大”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长。当时边区党委宣传部长为吴亮平（后由王若飞接任），组织部长为王达成，妇女部部长为李坚真。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
经过我党的坚决斗争和有原则的让步，国民政府行政院确认了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
陕甘宁边区的管辖区域，根据1937年7月国共两党庐山谈判商议，划定延安等十八县归边区管辖。同年12月，又增加五个县，共二十三县，即陕西省的延安（肤施）、甘泉、郞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神府、保安、靖边、定边、枸邑、吴堡、清涧、绥德、米脂、葭县；甘肃省的环县、镇原、宁县、庆阳、合水；宁夏的盐池。总面积约十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一百五十万，可耕地约九百万亩，基本上还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那个区域。
陕甘宁边区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大事件。陕甘宁边区，作为我党当时唯一的战略后方和指挥中心，对于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一成立，就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重任，努力开创和发展边区各项事业刻不容缓。除了抗日御侮的军事问题之外，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显得特别重要。边区多数地方，文化事业极端落后。马文瑞一上任，就赶上边区讨论文化教育发展问题。他清楚边区学校少，教育设施十分简陋，广大农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文盲。中央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长徐特立听到这种情况，提出开展扫盲识字运动，边区主席林伯渠坚决支持。马文瑞受边区党委和政府委托，欣然起草《陕甘宁边区关于开展扫盲识字运动的决定》，提出“要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的口号，号召采取冬学、夜校、训练班、俱乐部、识字组等多种形式，大办社会教育。文件下发后，全区扫盲识字运动迅速掀起高潮。仅1937年冬，办起冬学723所，次年发展到1558所。1939年识字组、半曰校、夜校、冬学发展到5232所。《夫妻识宇》那个演唱节目，很能反映当时的扫盲识字情况和农民群众对扫盲识字的态度。
马文瑞到陕甘宁边区党委担任秘书长工作不久，边区党委决定把陕北省分为东、西两个地区，派马文瑞担任西地区党委书记。西地区辖延安、安塞、安定、保安、定边、靖边、甘泉、郞县等县。行署专员为曹力如，军分区司令员为吴岱峰。地区党委机关设在延安东川的蟠龙镇。
当他赴任之日，碰巧由“抗大”选调一批学员下各地开展扫盲识字运动。孙铭和一位叫夏峰的男同学被派往西地区，大家约定顺路同行。临出发之前，许多熟人都来送行。好开玩笑的作家高敏夫说：“哎呀，文瑞不简单，这么快就给自己找下个小妹妹！”高岗也把马文瑞的屁股拧了一把，小声说：“你比老兄有办法。”马文瑞红着脸，一时有口难辩。见两个学员兴致很高，马文瑞便故意问他们：“你们想过吗，下乡去工作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什么？”两个学生相视而笑，摇着头回答不上来。显然他们只觉得下乡去工作，吃老百姓的饭，住在老百姓的窑洞里，很新鲜，也很富于诗意，至于会遇到些什么困难他们的确连想也未曾想过。
这天早晨，二个人骑马离开延安城，沿着延河一直朝东，再逆蟠龙河西行，便是蟠龙镇了。一路上，马文瑞一个人骑马走在前面，他一心只想着此去西地区，如何深入了解情况，打开工作局面的问题，很少说话。孙铭见马文瑞那么严肃，也不好说什么，结果行进中的气氛有些沉闷。
按照正常的骑马速度，一上午时间也就足够，但到了中午，他们才折腾着挨过中途的姚店子。正午的烈日当头照耀着，骑马行路的滋味很不好受。原来，孙铭和那个叫夏峰的男同学头一次骑马远行。牲口很精怪，开始一阵子也还老实，当它发现背上骑着一个娇声细气的女子，有些瞧不上眼，很不听话。在两位学生眼里，西地区党委书记马文瑞骑的那匹白马，性情似乎很温顺，人骑上去，只轻轻把缰一抖，便呱嗒呱嗒地小跑起来，既稳当又快捷。而他们自己的坐骑，就很令人头疼了。孙铭骑的是一匹枣红马，看样子倒很机灵，对背上的新骑手却不够照顾，只要她手里的缰绳头子不在它屁股上打，它就站下来偷懒。或许是渐渐发现骑马人驾驭它的本事也不过如此，随即变本加厉。到了后来，几乎是打一下走一步了。夏峰骑的那匹骡子，是马文瑞出面由边区运输队借的。这骡子性情暴躁，夏峰刚一骑上去，就被它后蹄一弹摔了下来，跌了个仰面朝天。他恼羞成怒，起来抓起一块石头就往骡子身上砸，骡子拔腿就跑，背上的鞍子抖落下来，摔裂了。马文瑞一见火了，批评道：“你这个人，怎么搞的，连个骡子都骑不了，还发什么火！鞍子摔坏，怎么给人家归还？”夏峰这边牛着生气，那边孙铭正在大喊大叫。她的马是任凭你怎么打，怎么吃喝，千脆赖着一步也不肯走。见前面人家已经走出好远了，她气得满脸通红，几乎要哭起来，那马还是死活不走。她一急之下，攥起拳头，照马脖子狠劲地打，不料那马干脆“嗵”的一声卧在路上了。烈曰当顶晒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真能急死人！马文瑞骑在马上，眼看天已正午，心中有些焦急。再前后一瞅，三个人竟然拉撒了两三里长，首尾不能照应，心中又好气，又好笑。又一想，两个刚出校门的年轻学员，又是不久前由大城市来到延安参加革命，骑不了牲口也是正常的。看到他俩那一副既认真又气急败坏的样子，他心头的火气早消尽了。孙铭平曰嘴里不是唱歌就是说笑，眼下却一声赶着一声地吆喝牲口，连嗓子都喊哑了。牲口又不听话，急得她满头是汗，也顾不得擦，灰军服的背上被汗水浸湿了一块。那一个放跑了骡子，空着手立在那里发呆。“没想到吧？”马文瑞见他俩情绪很低落，便用温和的口气笑着说：“下乡工作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要和你骑的牲口作斗争。”孙铭生气地说：“我的这匹马也是一个封建脑瓜子，瞧不起妇女，有意和人作对。”马文瑞说：“问题也不完全是这样，关键是你还没有摸着它的脾性。”这时，那个夏峰已把骡子追上了，拉回来，牵着慢慢地走，脖颈却朝一边扭着，显然是还在生气。马文瑞心中觉得好笑，人居然叫牲口惹恼了。他把自己的马让给孙铭骑，自己骑着枣红马上路。说来也怪，那马当下像变了一种脾气，老老实实，走得很勤奋。他又想了个办法，让那个夏峰骑上骡子去，把骡子的缰绳拉在自己手里，境况便大为改观。这样一来，虽然走得较慢，但总还前进着。然而另外两个人并没有因此而高兴起来，一个噘着小嘴，一个拉长着脸。马文瑞心里暗暗想，这小知识分子真有意思，遇到这么一点不顺心，就要闹情绪。
走到玉皇庙，大约下午两三点钟，日头更红了。当顶烤得人燥热难熬。过了河，路边有一片老乡的西瓜地，瓜刚开园，看瓜人住的凉棚下面有个老汉在卖瓜。马文瑞对他俩说：“咱们歇一歇，吃个西瓜再赶路，你们看怎么样？”孙铭一听有西瓜吃，忙说：“那好吧。”另外那个学生没说话，显然也不反对。大家便下了牲口到凉棚里买瓜吃。陕北老乡种的旱地西瓜，个儿虽长得小，却是极甜，眼看着一刀切下去，黑籽红沙瓤的西瓜使两个口干舌燥的学员早忘了方才的不快，捧起来就咬一口，又凉又甜，笑容早浮现在脸上了。孙铭说：“想不到蟠龙小西瓜这么好吃！”马文瑞看着他俩吃瓜，心里暗暗好笑，觉得这两位不满二十岁的年轻同志，其实都还是小娃娃脾气，坚信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他们会被磨炼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陕北老乡本来就很憨厚，瓜园里的西瓜，行路的人口渴了，蹲在瓜庵子里吃个瓜，原本是不要钱的。看瓜老汉见三个穿灰军服的公家人吃瓜，更是说什么也不要钱。马文瑞掏出钱说：“我们共产党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每个工作人员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吃了老百姓的西瓜不掏钱那成什么话。”老乡听了很感动，收了钱，一再说：“想吃了你们就来！”三个人答应着，骑上牲口继续赶路。这一回心情完全改变了，夏峰开始骑在骡子上有说有笑，孙铭干脆骑在马上唱起了新学的陕北民歌：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
下面的歌词记不清了，她便大着胆子现编起来：
二妹子不甘在后方，跟着三哥哥上战场……
刚编了两句，一看马文瑞骑马正走在自己前面，各自先意识到不大对头，那个夏峰笑得差点由骡背上再次掉下来。孙铭见前面的分区党委书记不动声色，偷偷伸了伸舌尖不敢做声了。马文瑞红着脸，装作没听见一样，只管策马赶路，不多一会儿便进了蟠龙镇。
蟠龙镇属安定南区（后归延安县、是一个较大的镇子。居民近万人，商号、店铺、饭馆不少，是由延安去北边各县以及绥德、榆林的交通枢纽。大革命时期，谢子长领导安定农民运动，曾把镇上有名的土豪恶霸宋运昌关押起来，一时被人们传为佳话。解放战争中胡宗南曾在这里设立了军需周转站。着名的蟠龙战役，就是毛泽东运筹、彭德怀指挥在这里打的。后因公路改线，这个当年红火的小镇才冷落下来。1937年10月以前，陕北西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在这里。当马文瑞走马上任时，原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马明方刚调任陕甘宁边区民政厅长，即将上任，两人在蟠龙话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