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陕北山区的教育，较之清末年间，已经大有改观。除了榆林、绥德办有省立中学或师范，各县也都办起一两所高等小学。教学的内容，也由原先那种只讲“四书”、“五经”的旧学，改进为学习国文、算术和自然、地理一类的新学。连有些偏远乡村，也开始办起公立的初等小学。马家坪小学，就属于这一类学校。然而多数农家子弟还是不得其门而入。
文瑞要念书了，最高兴的人是他的祖母。她一连熬了好几夜，用自己亲手织染的爽蓝老布，给文瑞缝了一身新衣服，一个新书包。她要让文瑞穿得体体面面走到人前里，要让先生和学生们都看见，我们文瑞有人心疼哩。年迈多病的老祖母，她心中怀着一个多么善良美好的愿望呀。一连几夜，她守着油灯飞针走线。贤惠爽直的大嫂，为他赶做一双结实的新鞋，亲手给他穿到脚上。
临报名那天早上，他家的小院里像过喜事一样。祖母和大嫂天不亮就起来忙活。文瑞洗了脸，乂让祖母修剪手指甲，然后才穿上新衣新鞋，背上新书包。祖母和大嫂眼里，那个受苦熬累的小羊倌，转眼变成了斯斯文文、富富泰泰的学生娃儿。祖母心疼地摸着他的头说：“娃娃呀，到了学堂可要听先生的话，好好念书。”文瑞紧咬嘴唇，像大人那样自信地点点头。大嫂替他扣着衣领上的扣子说：“好兄弟，念书可要操心哩！你大哥为你念书，跟咱大恼得话也不说。赶明儿考个头名状元郎，好让你大哥脸上也光彩。”文瑞听得眼睛湿润了。他心中很感激大哥。他也听到有人说他是祖母幸大的娃娃，念书肯定吃不下苦。他心里早已下决心，定要念出个样子，让众人看一看。这时候，太阳出来了。有两只喜鹊落到龙门楼上叽叽喳喳叫。祖母喜得说：“这是给咱文瑞贺喜哩！”吃罢早饭，祖父手里端着水烟袋，笑眯眯地牵着文瑞的手出了大门。正是春暖花开时，天气很晴朗。祖父一路显得很兴奋，逢人便说：“我们文瑞今儿报名念书呀。”人家听了，当然表示祝贺。有笑着用异样的目光看文瑞的，那分明是说：“念书顶什么，龙生龙，凤生凤，冒掌柜的儿子，还能念成个书？”遇到这类目光，文瑞的脸呼地就红了。他理解那讥笑的目光里所包含的全部意思。
马家坪村在沟道里，距离阳湾不到二里路。学校设在大路边的一孔石窑里，据说原先是个店铺，店号“协盛昌”。掌柜的姓高，人倒还务正，时常外出进货，雇了个伙计守店铺。这伙计本是掌柜的一门远亲，外貌看着挺老实，暗里有个好“串门子”的毛病。那年间，店铺的生意本来就不行。掌柜的一出门，伙计干脆扛上整匹的布往姘头窑里钻。没有多久，“协盛昌”倒闭，这才改办成学校。教书先生叫董文华，二十来岁，刚从绥师预科结业，穿着破旧的长衫，留着“洋楼”，这在许多人脑后还拖着辫子的民国初年，很是与众不同。那天，祖父领着文瑞一见董先生，便说：
“给先生磕头。”文瑞刚要下跪，先生忙说：“咱是新学，不兴磕头。”祖父问：“不磕头咋办？”董先生说：“鞠躬行礼就很好嘛。”文瑞赶忙弯下腰，深深给先生鞠一躬。旁边围观的学生中，有人吃吃地偷着笑，文瑞脸红了。
学校没有桌発。六七个学生自带炕桌，坐在窑掌炕上听课。
“我中华，在东亚，人口多，土地大……”董先生一句一句领着念，头一阵读书声惊飞了窑压檐下的一窝麻雀，也打破了小山村的沉寂。
窑里的光线很暗。先生背朝门立着，学生看不清先生的脸。有调皮者以为先生同样看不见自己，便乘机交头接耳，往往被先生训斥。董先生对那些生性淘气又屡教不改的学生很头疼，时常摇着头说：“朽木不可雕也！”调皮学生背转先生，就摇头晃脑学说这句话。
马文瑞听讲很认真。下课了，同学们都呐喊着拥到门外的枣树林中去玩耍，他还伏在炕桌上，眼睛盯着课本，用右手的食指在炕桌上摹写生字。他的与众不同的表现，董先生注意到了。董先生渐渐喜欢起这个举止端庄、刻苦用功的学生来。
有一天下课后，文瑞照例伏在桌上摹写生字。董先生走过来，他竟然毫无觉察。比起以前自学过的《百家姓》和《三字经》，文瑞觉得这些充满新鲜知识和爱国思想的国文、算术、自然、地理对他具有更强烈的吸引力。他从那里面，看到了黄土山峦以外多姿多彩的世界。此刻，当他一抬头，发现董先生站在自己面前，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先生说：“嗯，这个办法不错，省纸省墨，只是时间长了，手指头可受不了呀！”说着捉住文瑞的右手食指，见指头上早已磨出一层茧，书桌上经常写字的那地方，居然也磨得凹下去了。
功夫不负苦心人。文瑞的各门功课，每学期都是名列第一。他练毛笔字也很认真，习字本上总是画满了大红圈。先生时常夸他是“品学兼优”的学生。
读小学三年级时，马家坪小学合并到了后沟五里路外的吴家塌。马文瑞随之转入条件较好的吴家塌小学。学校有个供学生课外阅读的阅览室。他就像“跑青”的羊子，发现了阳圪速里的一片青草，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过期的报纸杂志和印制虽粗糙、内容却新鲜有趣的书籍。其中有一份《民报》，充满了新兴的民主思想。这些课外读物，在一个乡村儿童面前，打开了窥视外界的窗户。他开始懂得“辛亥革命”，知道有一个名叫孙中山的神情严肃的南方人，领导他的同盟会员高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推翻清朝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知道在遥远的北方，有一个国家叫俄国，俄国有个名叫列宁的人，领导那里的无产阶级举行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统治，建立了苏联。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有许多新鲜事物，更是他闻所未闻。这些新知，在一个小学生的心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他开始意识到，一个人识字念书，不应该只是为了争气向善，荣宗耀祖，而应当树立远大目标。从此，这个平日在同学和先生看来总是沉默寡言、埋头读书的好学生，内心却变得不平静、不安分起来。除了读书，他开始认真地观察审视周围的一切。他发现虽然已“民国”了好几年，不少男人脑后依旧拖着辫子；女人照例要缠成小脚；种大烟抽大烟照例还是一种时尚；放高利贷、纳妾娶小、买卖婚姻这些孙中山先生深恶痛绝的陈规旧习照样畅行无阻。土匪仍然在地方上搂粮绑票，换上了黑制服的衙役团丁照样还是手提棍棒在乡间欺压百姓。于是，在平顶子老百姓眼里，无论城头飘舞的是锦缎“龙旗”，还是绸布“青天白曰满地红”，大体上还是“王皮照旧”。四周依然是一片“封建死水”。他感到十分的压抑苦闷。这就像许多人一同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多数人都昏睡着，有一个人醒来了，当他睁开眼，看到周围竟然是漆黑一片，便觉透不过气。这种痛苦，是昏睡者所没有的。
不久，学校放了暑假。文瑞帮着大哥、二哥忙完山里的农活，就一个人躲在龙门上的阁楼里读书。于是就发生了前面已经忆及的那一段情形。那些堆积在阁楼上的散发着苦味的药渣，勾起了他对母亲的怀念。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己经虚弱得说不出话来，脸和手几乎消瘦苍白得有些透明。直至今天，文瑞才意识到，杀死母亲的凶手岂止是疾病，也有那可怕的“封建死水”。他想到，当母亲一来到这个世界，就伴随着接踵而来的苦难。当她还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娃娃，外祖母就不得不流着眼泪把她娇嫩的脚心用瓷片儿划破，再用生白布把那血肉模糊的脚紧紧缠起来。母亲拼命地哭喊挣扎，外祖母却不能丝毫手软，因为不把双脚缠成“三寸金莲”，就等于害了娃的一生。母亲一开始缠脚，她的天真活泼的童年也就结束，再也不能和男娃娃一起蹦跳着上山挖苦菜捡柴草了，整天都得像老婆婆坐炕那样，把两只上着“酷刑”的脚压在屁股下面。从三四岁就开始学着绣花做针线。到了十三四岁，双脚的骨骼已经扭曲定型，也就到了问婆家的时候。由父母包办，媒妁牵线，定上一门“布袋亲”。丈夫是红脸黑脸、光脸麻子，一概不知。再等两年，即被梳起纂儿，蒙上盖头，用毛驴子响吹戏打地引过门去。从此生儿育女、操磨劳累、忍气吞声，接下来就是过早地衰老生病，草草完结短暂而苦难的一生。没有自由，没有欢乐，也没有资格接受文化教育。文瑞从自己母亲的不幸遭遇中，看清了旧中国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感受到了自己所处的封建社会的黑暗。这是以后成长为革命者的马文瑞思想进步的一个重要开端。他更加向往苏联那种平等自由和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他突然觉得自己负有一种责任，暗暗下决心，要让更多的人们意识到自己命运的不幸和造成这种不幸的根源。他要让人们都知道，世界上还有人为另一种美好的生活奋斗着。
从此，整天躲在龙门楼上看书的马文瑞，开始出现在槐树峁上乘凉拉话的人堆里。平日沉默寡言的小学生，开始绘声绘色地给小伙伴们讲述“辛亥革命”、“十月革命”。孙中山和列宁，被他夸得比老爷庙里的关老爷还能行。苏联人的光景，被他描绘得就像是在天堂里一样。他的故事，不光迷住了猴娃娃，也吸引了许多大人的注意力。这引起了那个一贯受人尊重的好说古朝的长胡子老汉的不满。
一次，文瑞正按照《民报》上看来的意思，再加上自己的理解给人们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说：“三民主义，是指民族、民权、民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便是三民主义赋予辛亥革命的历史任务，也就是主张同时在我们中国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譬如说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人人自由平等，耕者均有其田，老百姓都有饱饭吃，有暖窑热炕睡，官兵不扰民，土匪不上门……”他正讲得来劲儿，人们也听得认真，突然那个好说古朝的长胡子老汉打断他的话问道：“哎，你娃说那三民主义那么好，为甚民国好几年了，咱阳湾、吴家岔、吴家塌，包括咱米脂西南区，咋还和前清一模一样？”众人听得都瞪了眼睛等他回答。文瑞不慌不忙说：“对呀，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就好比是好的种子，咱米脂西南区，咱马家阳湾村就好比是土地。种子再好不种到地里，就长不出好庄稼。咱不能把好种子装在枕头布袋里，睡在炕圪谤里梦庄稼呀！”文瑞一席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长胡子老汉伸出大拇指夸奖道：“说得好，像是马沼兰的孙子。怪不得，你娃讲这三民主义，就是给咱瞎老百姓脑子里下籽种哩。嗯，是这么个理，看起来，咱马家阳湾又要出一条好汉啦。自打同治年以来，咱阳湾总共也就出过两条好汉，同治年出了个好汉马茂泰，那人生得膀宽腰圆，练得一手好拳脚，抖起威风，十几个原封后生难以近身。马茂泰马老先生，那是个武人，靠冒拳头打抱不平，方圆几十里都有名声。后来到了光绪年，这众人知道，就出了个知书达礼的马沼兰，这人四渠精细，事理通达，远近有名真君子。眼下到了民国手里，我看文瑞这娃……”好说古朝的老汉，一打开话匣子就收揽不住。文瑞被他夸得不好意思，早悄悄溜回窑里看书去了。
学校收了忙假，马文瑞一返校，就与几位志趣相投的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他把自己读过的那些有趣的书刊和文章推荐给大伙阅读，然后在一起讨论心得体会。大伙感到思想进步很大。随后他们又商量着在民众中开展演讲活动，通过演讲，把民主进步的思想传播开去。
秋去冬来。山里的农民忙完了秋收，时令也就进入冬闲。一道沟里，较大些的村子就传来排练秧歌的锣鼓声。这是春节的序幕，也是辛苦劳作了一年的贫苦农民最欢乐的时节。沉寂的山村在锣鼓和说唱声里开始活跃起来。这样的时候，连土匪也会停止骚扰。吴家塌是个大村。村里排练秧歌的地场在公共的场院里。这天风和日暖，除了闹秧歌的，全村的男女老幼几乎全都集中在那里看热闹。村子的上空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文瑞看到这情形，觉得是宣传演讲的好机会。他们几个同学来到场院里，才意识到当众演讲并不是件容易事。你推我让，谁也不敢打头阵。
文瑞二话没说，带头跳上场边一只石碌碡，高声讲道：“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们是吴家塌学校的学生，我们今天宣传的题目是大家都来反封建……”文瑞也是头次听到自己演讲的声音。如此洪亮清晰，连他自己也感到吃惊。他临时想到的这个题目，其实是他的一篇作文的标题。
村民们过去只见过演戏，从未听说过还有个“演讲”，都觉稀奇，连同排练秧歌的，都围过来看稀罕。文瑞一见，兴致更高。他把手臂一挥，讲道：“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咱吴家塌闹秧歌为甚都是男人上场？”“唉，女人小脚脚，怎上场子哩！”人群里一个调皮的声音说。
“对，那我又要问，女人的小脚是天生的吗？好好的脚为甚要缠？”“不缠，大脚片子蛮婆谁敢要哩！”先前那个声音又说。这回显然变得严肃了。
文瑞乘机说：“大婶、大姐们，你们缠脚是被迫还是自愿？”妇女们谁也不说话。先头那个调皮的声音说：“压住硬缠哩，疼得要命哩，谁还情愿！”一句话，把男人们逗笑了，妇女们都低头不言声。
文瑞便讲道：“这是封建意识在作怪，本来大大两只脚，硬要缠成一抒拧，叫你们上山上不成，赶集赶不成，秧歌扭不成，连回娘家都要男人抱上毛驴子吆上送。”文瑞越讲越激动，愤怒使他把一双拳头高高举过头，声音变得更加洪亮有力：“大婶大姐们，看清楚了没，用来缠住你们双脚的不是布带子，是一条长长的封建绳索，它缠住的也不光是你们的脚，而是把你们的命运缠在炕头锅巷磨道里啦，缠得你们一辈子走不到人前里。大家说，从今往后，这脚还该缠不该缠？”人群沉默了，有的妇女眼圈发着红，有的低下头悄悄用袖子抹眼睛。“缠是不该缠，要不缠脚，成了蛮婆嫁不出去怎么办？”先前那个声音问。
文瑞羞得满脸通红，赶忙跳下石碌碡说：“从今往后，缠了脚才没人要哩。”一下子逗得众人都笑了。妇女们这回笑得最开心，活像喜鹊窝里捅了一竹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