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着如此超然的心态，宋美龄奋起一己之力，全身心投入夫君蒋介石的统一建国大业中来。夫唱妇随，刚柔相济，丈夫忙于党政军务之际，她充当机要秘书还从事社会工作；丈夫上前线督战，她陪同涉险；丈夫要瓦解分化政敌，她极尽交际应酬之能事。宋美龄把自己这一阶段的心态概括为：极度的热心与爱国，非常渴望替国家做些事情，但是实践这些抱负时只赖自我，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
不久，经历见证了一些痛心的事，宋美龄逐渐感悟到人生的缺憾和人事的艰难。1931年是她陷入悲观和空虚的一个年头。当时蒋介石代表的南京政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北方有强敌入侵的铁蹄，南方有针锋相对的政治裂痕，两北旱灾，长江洪水，而内忧外患交迫而来的时候，国民党内原应团结的军政领袖又发生私人纠纷，逼迫蒋介石在年底再度下野。让宋美龄更为悲痛颓丧的是这年8月，老母亲倪桂珍久病不愈，撒手而去。慈母的去世，让她这个常常依靠母亲而不自知的小女儿只觉眼前一片漆黑。
面对接二连三的公私变故，悲观情绪一时把宋美龄的心牢牢锁住。她开始嗟叹人生的渺小，只觉个人为国家所作的努力宛如杯水车薪，无济大事。她的信念开始摇摆，不时自己问自己：“国家果真强盛，果真统一了，我们又怎样呢？天下事真没有一个止境的吗？盛极必衰，一个国家到了繁荣的极端，一定就要下降！”
宋美龄没有把这些疑问向丈夫倾述。蒋介石当时的心情当更有一番苦痛。在前一年底，中原大战胜利之际，他尚自伤身世，顾影自怜，谓：“无父无母之身，又过一年矣。人只知我体面尊荣，谁知我处境之痛苦乎？若非为国家为民族为主义，则此身可以遂我自由。今不知何日始可以清白之身还诸我生者。”现今内忧外患频仍，且领袖地位也不保，他的心境可想而知。
不过此时的蒋介石谨守前约，诵习圣经，虽然宋母去世，也丝毫不变初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想要了解旧约历史中复杂的关系。那时还没有详尽叙说圣经历史的中文书籍来参考，蒋介石面对的是一项冗长而烦闷的工作。
蒋介石在诵习旧约时表现出来的坚韧执著和遭遇的困难，逐渐感染了宋美龄，让她心生怜惜。再加上自己也极度空虚，极想找一个自我解脱的途径，于是她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上帝那里，利用自己知道的宗教知识和体验，去帮助丈夫研习圣经。
宋美龄在韦尔斯利女子大学读书时曾选修过旧约历史，多年前使用过的课本和记下的笔记被重新找了出来。他们每天早晨六点半一起祷告，一同诵习圣经和讨论，每晚睡觉前，也一起祷告。宋美龄渐渐地树立这样的意识：“我只要就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就是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
在帮助蒋介石研习圣经的过程中，宋美龄自己的信仰和新的体验也渐渐滋长。她开始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基督徒，“我所愿做的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她认为，复杂人生的主体其实很简单，“就我现在觉悟的，那是上帝意志。但需要绝对的虔诚与忠信，方有明白上帝意志的可能。”
那么，这又同充满虚伪、策略和外交手腕的现实政治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虽然宋美龄在20世纪30年代曾被《申报》画刊评为十大标准女性之一，评语是“相夫贤德”，但是她是决计不甘于仅仅做一个贤妻良母的，她的巨大政治抱负虽因一时暗淡环境而有所迷茫，却并没有根本放弃。她的生活信念在同上帝接近的过程扶正并得到巩固，她的政治信念同样如此，也开始具备前所缺乏的定力。她说：“如今的政治生活充满着虚伪、策略和外交手腕，可是我深信这些并不是政治家的最有力武器，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只有忠诚和正直。”
3．创办遗族学校和励志社
宋美龄跟随蒋介石到南京后，开始担任蒋介石的秘书和翻译。她一方面做了许多应酬的事，另一方面也同西方国家“第一夫人”一样开始涉足一些社会公益性事业，宋美龄最先注意到的是那些阵亡将士的子女。
针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那些已经牺牲的军人后代，大都无人过问、缺乏教育的情况，宋美龄到南京不久，便开始着手创办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宋美龄认为，这些孩子都是国民党将领遗留下来的后代，仅给他们提供衣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让他们受到良好教育，让他们上学读书，这样才能使他们成为中国未来的一种财富，而不致于成为一种负担。这些孩子如果培养得当，将会成为社会极为有用的人材，“因为他们的血液中天生就含有革命的因子”。为此，她倡议专门设立一座遗族学校，把这些遗族子女造就成健全的公民。
1928年10月，宋美龄通过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设立“遗族学校筹备委员会”，当时推定委员11人，包括宋庆龄、蒋介石、蔡元培、胡汉民、戴季陶、何应钦、何香凝、宋美龄、王文湘等。起初，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由宋庆龄任校长，1929年，学校建好后，宋庆龄依然在国外。于是，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把遗族学校的管理重任交给了宋美龄。
遗族学校，全称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其校舍选择在环境优美的中山陵园里，位于中山陵园的中心，于1929年8月建成。校舍周围，环境幽雅，紫金山对峙其前，环城河远绕其后，右毗中山陵墓，左接明孝陵，前带梅园，后通桃坞，松柏成荫，莳花列圃，校基一顷，农场千亩，四季花开不绝，春夏果熟盈园，可谓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在新校舍建成前，学校先在南京城内租了些房子，先行开学。学校成立之初，男女合校，后来又在南京市内羊皮巷总司令部旧址设立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女校，专门培养遗族女子，女校有学生150余名。学生一律免缴学费，还由公家供给一切生活用品，以示政府对阵亡官兵家属的优恤。
遗族学校的训育方针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宋美龄打破传统的死记硬背的教育方法，强调要发扬学生的创造精神。她还针对通常教育重书本知识而不重实际运用的弊端，强调教育理念要通过实践去检证，要教学生用手和脑结合起来，让学生学会实践。她曾说：
我向来主张教育不但是只重精神的训练，而手足的活动，与一般的生活，也是同样的注意。尤其是对于革命先烈的子女，更要养成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和能力，使他们彻底了解生活的价值。我希望他们能够具有中国旧道德和现代新知识，发展蓬勃的精神，高尚的志趣，成为建造新中国的柱石。
具体措施是高年级学生以生产教育为基础，以学习农业技术为中心，培养学生学会新的耕种方法。对于女学生，从五六年级起，对她们进行家事训练，教她们如何缝纫、织袜、刺绣、编织、做花和玩具制造等手工艺，对于男生则主要是教他们木工、竹工、石膏工等手艺。宋美龄还组织农村服务俱乐部，使青年人能够学以致用，帮助当地农民。她的这种教育理念深受晏阳初等人在河北定县开展的平民教育试验的影响，1931年，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晏阳初被特邀到南京同蒋介石宋美龄夫妇长谈。
宋美龄亲自抓学校的校务管理，在一般情况下，她每星期都去三次，她力图通过灵活的方法取代学校脱离实际的管理措施，凡是学校的重大事情，都由她本人决定，她说：“我对于遗族男女两校，既然负着责任，总要希望把它们办成中国的模范学校。所以两校校务，完全由我负责进行。”当宋美龄不在南京时，她把权力交给两校校务讨论委员会，由他们随时讨论校务及其他各项问题，并执行管理监督权，处理完后，必须向她汇报。
1937年，宋美龄应美国《世界青年》杂志的邀请，写了《中国的青年运动》一文，发表在该刊创刊号上。在谈到南京遗族学校时，宋美龄是这样陈述的：
七年前我在南京，由政府赞助，为国民革命军将士的遗族，创设了两所学校。我们并不给那些学生以军事训练，这似乎很特殊。我们认为国家的基本力量，并不在军事精神，大半还有赖于高尚的道德和推进经济建设的能力，所以我们特别着重农工知识与技能的训练。
遗族学校从1928年创办到20世纪90年代，其历届毕业生分布于世界各地，在宋美龄定居美国后，每逢她的生日，都有不少旅居美国的遗族学校学生来探望她，令宋美龄感到十分欣慰，遗族学校的学生常亲热地称她为“妈妈”。
除了办遗族学校之外，宋美龄还开始关注青年军人的思想动态和业余生活。在跟随蒋介石到前线督战的过程中，发现国民党官兵的生活相当枯燥乏味，工作之余，难得娱乐消遣一下，因生活空虚，军纪败坏，还常常发生奸淫妇女的事情。她在美国上学时就很关心军事，经常读一些军事专著和战争史话，她知道一个军队战斗力强弱，除了与武器的优势和军事素质好坏有关外，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也有很大的影响。一个军队要想打胜仗，就必须提高军队的各项素质，因此她很关心那些待命战斗的年轻军人的个人生活。
为改变军官们的生活，宋美龄于1929年1月1日提议建立军官励志社（英文将其称之为“O·M·E·A”），丰富军人的业余生活，并将一座小楼加以整修，作为该社的活动中心。励志社的活动包括文艺、演讲和学习会等。宋美龄还专门请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善于鼓动的黄仁霖担任军官励志社的总干事，大张旗鼓地发动青年军人参加励志社的各项活动。
为了发动青年军人参加励志社，宋美龄亲自走上街头发表演说，黄仁霖也到处鼓动，但是，刚开始时却收效甚微，军官励志社受到一些青年人的抵制，门庭冷落。许多军官议论纷纷，说“宋美龄一家都是基督教徒，这女人毒着呢，连咱们总司令也被她拉进了基督会”，他们把宋美龄、黄仁霖发动参加励志社看作是想把军人拉进基督教会。血气方刚的青年军人抵触情绪相当严重，他们不但向在街上散步的黄仁霖身上扔东西，还威胁要放火烧掉励志社那栋房子。
宋美龄没有被吓倒，相反更增强了她办励志社的决心。励志社的活动办得有声有色，歌舞晚会、文艺沙龙、学习文化、演讲竞赛、组织旅游等，对于青年军人很有吸引力。宋美龄还经常亲自参加舞会，这样励志社的威信大增，办得越来越兴旺，它不但在南京设立了总社，还在各大城市设立了分社，连偏远的农村都设立了俱乐部。随着规模逐步扩大，励志社成为国民党军队内最大的群众组织，后来宋美龄和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就是首先由励志社掀起的。
励志社成为宋美龄的重要政治班底和支柱，它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军队烧杀抢掠的本性，但对于改进国民党军队中的青年军人学习与娱乐的环境，对于提高他们的军事和文化素质、生活质量和伦理道德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后来，这个社团逐渐转变其工作内容，承担了大部分音乐会的组织工作，它的美术部门在重庆时期已成为重庆宣传画、舞台布景和公共建筑装饰物的主要来源。到重庆后，蒋宋官邸、别墅的庶务工作也交由励志社办了，励志社在抗战时期其活动达到顶峰。
二、随着蒋介石的战车转
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后，一直追随蒋介石左右，许多重大事件都亲历其间，中原大战她巧立大功，“围剿”红军她也有份，又随蒋介石远行西北和华北。
1．中原大战的“秘密武器”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是，这种“统一”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安定，国民党新军阀正在酝酿新的更大的混战。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围绕着地盘分配和军队编遣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先是蒋桂战争，紧接着是蒋冯战争，最后是1930年4月爆发的蒋、冯、阎、桂中原大战。
在1930年这场军阀问争权夺利的混战中，蒋军与反蒋联军共调动了100多万军队在陇海路正面展开厮杀。最后打着“中央政府”、“统一”旗号的蒋介石争取到奉系张学良的支持，取得胜利。在中原大战中，宋美龄竭力支持丈夫的征讨大业，充当了蒋介石对付反蒋联军的一项有效的“秘密武器”。
战事之初，蒋介石就面临四面堵截，多头作战的不利态势。晋年、西北军、桂张联军聚众70万，分别于津浦、陇海与鲁西南、平汉、湖南等儿个战场上同时进军。他们的战略计划是：晋军为主体的第三方面军沿津浦线南下，徐永昌任前敌总指挥；沿陇海路东进的是以西北军为主体的第二方面军，鹿钟麟为前敌总指挥；以石友三部为主体的第四方面军攻占济南后，三路大军会师徐州，再进兵南京。另外，以桂张联军为主体，李宗仁为总司令的第一方面军，沿粤汉路北上，与沿平汉线南下的第二方面军南北对进，夹击湖北蒋军，会师武汉，控制长江中下游，而后一举推翻南京政府。
蒋介石对轻重、先后的判断是：“阎逆实为祸首，冯逆同为逆魁，其余桂逆等尚属局部之患。”因而，认为主力部队须放在徐州以西的陇海战场，先把阎锡山与冯玉祥的联合攻势挫败。为了确保战略意图的实现，蒋介石在主战场上摆下的第一步棋子，竟然是让宋美龄负任北上，去笼络韩复榘。
韩复榘是老西北军的骨干，是冯玉祥把他从一个普通上兵一步步地提拔到了河南省政府主席位置上的，说起栽培之恩，韩复榘常感激涕零，常对人说：“冯先生于我，实同亲生父母。”可是在蒋介石重利诱惑下，他与石友三一起背叛了冯玉祥，使冯玉祥遭到致命的打击。那一次策反，就是宋美龄出马干的。
当时，宋美龄先把韩复榘二人人纪甘青迎到汉口，礼待有加，又是陪玩，又是宴请，还赠了几十万元的一张支票，后来她听说纪甘青从来没有到过上海，马上在上海为她准备一栋住宅并派人专门在上海恭候，竭尽招待之能事。
韩复榘经不住诱惑，在蒋冯战争中叛冯投蒋，把部队拉到郑州，宋美龄又特地赶到郑州替他洗尘，还送了大批的慰劳品。
韩复榘平生戎马，怎见过像宋美龄这样高雅的女士？相识之初，心里已生敬意，受了礼遇，更是感激不尽。每每谈及往事，他总是这样说：“蒋夫人见到我，总喊我‘常胜将军’，从不喊我的名字。可我的老上级冯先生见了我则是韩复榘长韩复榘短地训斥我，连个‘向方’（韩复榘的字）也不肯叫。”相比之下，就有了亲疏。虽说往事如烟，但宋美龄的情意，韩复榘还是难忘的。
中原大战开始，韩复榘与冯玉祥暗中联系，大有反蒋投冯之意，蒋介石感到情况危急。趁着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宋美龄与蒋介石联袂北上，马上安排同前来打探动静的韩复榘单独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