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婴更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这是怎么回事呀，夫人一贯鄙视蒋介石。自从他背叛革命以来，百折不挠地同他斗争了10年，今天张学良把他抓起来，这也是我们的胜利，夫人应该高兴才是，怎么反倒要去救他呢？”
“是的，为了营救‘七君子’，我要求张学良对蒋介石做工作，甚至也敦促他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张学良这样做，是符合我的本意的。但是现在情况又有了变化，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正阴谋发动更大规模的内战。如果现在张、杨二位将军杀了蒋介石，不但国民党军队同红军的战斗不能停止，内战反而会扩大。那样，日本侵略者就会乘势长驱直入。蒋介石命本该绝，但是如果要付出那样的代价，现在杀一个蒋介石就不值得了。”
胡子婴弄明白了宋庆龄的良苦用心后，表示愿意随她一同到西安去。二人达成一致协议后，又相约来到了拉斐德路何香凝的住处，约何香凝一同前往西安。听完宋庆龄的介绍，何香凝不顾自己身体的不适，坚持要同宋庆龄一起前往。
就在一切都安排妥当，只等成行之际，南京政府中把持了实权的人却坚决不肯派出前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飞机，他们只愿派出轰炸西安的飞机。
最终，宋庆龄前往西安的斡旋没有成行，她以电报的形式劝说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大局为重，释放蒋介石，而且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一直没有改变。
三、亲赴西安救夫君
蒋介石被扣西安后，宋美龄一直没有放弃营救的，努力。端纳的西安之行给宋美龄带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曙光，她决定亲赴西安，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共产党谈判达成和平解决事变的协议，并最终完成了救蒋的任务。
1．派端纳先行
12月13日清晨，宋美龄一行风尘仆仆赶到南京，便给张学良发去电报，告知端纳即将去西安，端纳也同时发电给张学良，希望他立即回复。
宋美龄急切希望沟通南京同西安的联系，以便寻求解决事变的途径。在无线电联系几乎完全中断的情况下，派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人前往西安探明情况，居间调节是合适的。端纳当过张学良的顾问，彼此私交很好，宋美龄也十分信赖这位秉持公心处理中国问题的长者。而且，端纳信任张学良不会杀蒋，反对军事讨伐西安，同样宋美龄对解决这次事变的观点吻合，端纳是最好的人选。
何应钦在获悉端纳即将西行的消息后，极力阻挠，他说：“没有人准备去西安，我们已命令讨伐。委员长死了。”端纳当即反驳说：“你说委员长死了，我说他没有死。没有弄清真相之前，你不能进攻西安。”
当时宋美龄还没有等到张学良的回讯，为节省时间，端纳决定先去洛阳。宋美龄担心交涉中需要翻译，而且多个人更为放心，她便派黄仁霖同行。13日中午，端纳和黄仁霖悄然乘机离京，经洛阳前往西安。
12月14日上午，国民党政要又在孔祥熙家中召开会议，会上吵吵嚷嚷，最后定下一个硬软兼施的方案：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准备对西安进行军事讨伐；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专使赴陕西力图说服张、杨释放蒋介石，争取和平营救方法。
12月13日傍晚，端纳的飞机抵达洛阳，宋美龄在当晚收到张学良致端纳“欢迎到西安来”的电报。第二天下午，端纳从洛阳起飞，一个多小时后到达西安。张学良派他的私人管家、美国人杰米·爱尔德到机场迎接。
端纳此次前来西安，带来了宋美龄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大意是希望张能顾全蒋个人和国家大局公私两方面关系，请求释放蒋介石，另一封信是给蒋介石的。
给蒋介石的信经过检查记录以后，仍交给端纳。随后，端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来到新城黄楼见蒋介石，陪同端纳来陕的黄仁霖则被禁止见蒋，暂时安排在张公馆住下。对于见面的情景，蒋介石在《两安半月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下午五时，端纳来见。一个外国人，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看我，其忠义足以令人感动。端纳见我之后，寒暄一毕，即拿出我妻子的亲笔信交给我。并请求要与我同住，我同意了。
当时，蒋介石见到端纳，激动得双眼流出泪水，说：“我知道你会来的。”端纳将宋美龄的信交给蒋介石说：“我来了，蒋夫人也要来的。”听到宋美龄也要来，蒋大声对端纳说：“你不能带她来这里。”看完宋美龄的来信后，蒋介石颇为伤感，信中说“南京现在是戏中有戏”触动了他，使他的态度变缓和下来，开始以“十分精明和现实的方式”来对待事变，平心静气、推心置腹地同端纳交换意见。端纳告诉蒋介石：
张杨两将军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同意这个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成。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成这样大大的伟人（说着举起手高高地比划着）；要是不接受这个主张，今天将变成这样小小的人（也俯着身子用手在地下比划着）。国家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个人心思的一转。
蒋介石根据他被扣后这几天的所见所闻，已逐步地了解到张学良的真实意图，知道自己的生命已没有什么危险，现在听了端纳的一席话，又看见了宋美龄的信，他的态度有了转变，并露出了笑容，他同意当天晚上由新城大楼搬进金家巷高桂滋公馆去住。
端纳的到来，使蒋介石同张学良紧张、敌视的关系开始得到缓和，西安和南京之间的僵局也被打开了。
黄仁霖在张公馆门房中过了一夜后，他想如果见不到蒋介石，他将无法回南京向孔祥熙和宋美龄复命，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能使张学良同意他见蒋的办法。
15日，黄仁霖在谭海副官长的带领下，来到隔壁的高桂滋公馆。他从蒋居室门缝中向内窥视，见蒋坐在床上同端纳谈话。黄仁霖如释重负，正准备回京复命时，蒋介石从端纳口中得知他已来陕，执意要见他。张学良只得同意蒋的要求，但约定蒋、黄二人见面时，只准说些家常话，不得议论公事，否则黄便不能离开西安，以免把蒋不利于西安的话传到南京去，蒋、黄口头上都答应了这个条件。张带黄进入蒋的卧室，黄给蒋鞠躬后说：“我是奉夫人之命前来看您，是否身体安好，请您多加保重，并且不要讲话太多。”蒋倒是没有讲话，但他要给宋美龄写信托黄带回南京。信中说：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无他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已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蒋怕此信被张、杨扣留，写完后当着众人面连续念了三遍，意在使黄仁霖记在脑子里，回京后向宋美龄口述。由于蒋介石违背了与黄仁霖见面时不谈论公事的诺言，黄仁霖见到蒋介石后被留在西安，直到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后才准离陕返京。15日上午，蒋介石已原则上同意张、杨的主张。于是，张学良电告南京，欢迎南京方面派员到西安，尤其希望孔祥熙和宋美龄能来。下午，端纳在爱尔德的陪同下飞往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蒋介石在西安的情况。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道：
余于星期二（十二月十五日）突得端纳由洛阳打来长途电话，诚令余惊喜若狂。彼以简短之言词，叙述全局，谓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始初次与张学良谈话，惟怒气仍未息，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盖自承举动虽错，然动机确系纯洁；张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长同行……然最后又嘱余切勿赴西安。
尽管南京政府已经知道蒋介石安然无恙，但仍无意放弃军事讨伐的计划。16日，何应钦正式宣布对张学良军事讨伐。17日上午，又宣誓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进行全面军事动员。7个师集结于潼关前线，整装待发，所有飞机集中洛阳待命。只要一声令下，新的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形势异常危急，宋美龄让端纳再赴西安转告孔祥熙因健康上的原因及行政院代理院长的身份，不能去西安，希望问问张学良，换宋子文和顾祝同行不行。请蒋介石给南京何应钦写一张手令：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16日下午端纳第二次飞到西安，向蒋介石转达了宋美龄要蒋阻止何应钦进攻西安的意见。张学良也极力劝说蒋介石阻止何应钦的军事进攻。他向蒋介石指出：“我们对你是一番好意。何应钦逼进潼关要打，我们就和他打。如果要轰炸，那就不知道要炸到我或是你？”终于，12月17日蒋介石给何应钦写了一封停战手令。原文如下：
敬之吾兄：
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19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
中正手启
十二月十七日
张学良、蒋介石决定派一名与南京关系深厚而与张、杨情感不太融洽的人去送信，这样有利于南京方面的信任和接受。经过商量，他们认为蒋鼎文是最佳人选。
17日中午，蒋鼎文带着蒋介石给何应钦的停战手令和给宋美龄的信，乘飞机离开西安，当晚宿洛阳，18日上午抵南京。
就在蒋鼎文飞抵南京的当天，张学良对南京的讨伐针锋相对，给何应钦发去电报，义正辞严地向他提出停战撤兵要求，并驳斥他对西安的攻击和诬蔑。
蒋鼎文抵南京后，立即向何应钦交了蒋介石停止轰炸三天的手令，并分别拜会南京各要员，说明西安事变的真相。他“恳切劝告，勿任南京西安问之裂痕日见加深，谩骂之无线电广播及恶意之报纸论文皆以中止为佳。同时，其他方面，阻止冲突之努力，亦在进行中”。在此情况下，何应钦不得不下令于19日下午6时前暂停轰炸。
西安事变后，并未出现张学良、杨虎城所预料的全国人都支持他，相反舆论却出现了一边倒，支持蒋介石反对张学良，使张学良精神上受到了强烈刺激。苏联和第三国际的第一反应是，指责张、杨受日本人的唆使绑架了蒋介石。
对蒋介石如何处置？西安又该向何处去？张学良、杨虎城盼望着周恩来的到来。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12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从延安乘坐张学良的波音飞机，来到西安。
周恩来向张学良转达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意见是：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虽然被扣留，但他的实力原封不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在对立的位置。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周恩来要张学良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
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不计党派的历史恩怨，一切从民族利益出发的伟大胸怀，对周恩来精辟、透彻的分析甚为钦佩，受到鼓舞，更增强了他逼蒋抗日的信心。
南京方面得到蒋介石停战手令和蒋鼎文面谈情况后，对停战期满后是否延长和宋子文可否赴陕两个问题，内部争议很大，斗争激烈。主战派认为如果19日下午6时蒋介石仍不能获释，即进行军事讨伐；宋子文有官方身份，他去西安与“叛逆者”谈判，有违国家“纲纪”。宋美龄、孔祥熙等主和派则认为南京与西安之间和平大门已打开，应延长停战时间，宋子文力排众议，表示将以私人身份去西安。
19日下午，孔祥熙在其寓所召集会议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出席会议的有孙科、居正、何应钦、宋子文、宋美龄、叶楚伧、王宠惠等，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决议两项：
准许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准许至12月22日前暂行停止轰炸，但张、杨部队在此期间不得向南移动。
19日下午，宋子文乘飞机离开南京，同行的有他的两名秘书和与杨虎城关系密切的十七路军高级参议郭增恺。当夜，宿洛阳。20日上午10时，宋子文一行飞抵西安。宋美龄当时是准备同机赴陕的，但是南京的中央大员坚决劝阻，很多人告诉她，如果留在南京，可以在蒋介石获释前劝止中央军的进攻。宋美龄便决定留下，如果宋子文三日不返，那此将不顾一切去西安与蒋同生死。
张学良、端纳陪同宋子文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没想到宋子文来，情绪激动。当看到宋美龄信中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时，蒋介石哭了，一再叮嘱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来。蒋告诉宋说，只有加紧军事进攻他才能脱险，并将军事进攻的方略单独告诉了宋子文。
和宋子文来陕的郭增恺在见杨虎城后，向宋子文转达杨虎城的口信：“兵谏是要蒋介石停止内战，领导抗日，不会杀害他。”并建议宋子文会见已来西安的周恩来。宋子文听说周恩来已来，惊愕地说：“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宋子文害怕被何应钦抓住对他不利的把柄，不敢单独见周恩来，就委托郭增恺与周恩来会面。
郭增恺专门拜访了周恩来，说宋子文同情西安的政治主张，因为他早认为：“共产党不是武力所能消灭的，蒋介石想用武力灭共才有今天。”
周恩来要郭增恺说服宋子文同意与他面谈，并请郭转告宋：这次事变中共未曾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这是中共团结抗日方针的继续，望宋认清形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出贡献。并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听后大感意外，对中共的方针和态度十分赞赏。
至此，宋子文弄清了西安三方的态度，又亲眼看到蒋介石是安全的，这些都进一步鼓舞了他制止新的内战爆发和力求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心和勇气。第二天，他便匆忙飞回南京报告，并称赞周恩来，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介石？相反，有人还要轰炸。”很煞了一下主战派何应钦的气焰。
2．劝张学良放走蒋介石
宋美龄得知西安情况，觉得和平解决事变的曙光已出现，她备受鼓舞，决心飞到西安去，最后完成救蒋任务。正如她后来回忆的：
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
21日，在孔祥熙等人的支持下，宋美龄决定次日和宋子文同去西安，进行面对面的和平谈制。因蒋鼎文与何应钦关系较深，也同去。
宋氏兄妹一行22日飞抵洛阳中途停留，宋美龄看到机场轰炸机排列待发，一派战争气氛。她严令各将领：“未得委员长命令，切勿派飞机飞近西安。”当飞机临近西安上空时，宋美龄从提包里取出一把左轮手枪，递给端纳说：“端纳先生，如果叛军乱兵失去控制，把我们也扣住之时，你要毫不犹豫地用它把我打死。”
下午4时，他们的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出乎宋美龄意料的是，他们一下飞机，就受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热情欢迎，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宋美龄在日后回忆当时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