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送别夫君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8时5分，仪式开始。8时8分45秒，蒋介石灵柩的棺盖放在7尺铜棺之上。之后，由张群、何应钦、陈立夫、薛岳、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等8位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将一面青天白日旗覆盖在灵柩之上。接着，严家淦与“五院”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总统府”资政王云五、“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于斌等在灵柩上覆盖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然后，严家淦恭读祭文。
礼毕后，台湾当局还怕蒋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蒋介石的大殓日，以基督教仪式行之，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主持了追思礼拜与安灵礼。周联华在证道中引述了蒋介石的所谓“嘉言”：
忍爱试练越深，赞美的歌声越高。属灵的奥秘祝福即在训练之中。丰盛的生命必须经过在狂风暴雨之中生长的。以信为本的人必定有1000次顶大的试练等在前面。
其后，周联华领导读经文，诗篇第23篇，读启应文。追思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21响，接着，蒋介石的灵柩在执绋人员的护送下，停放在灵车之上。
灵车前身用20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两边各有几条白绋，车前挂一青天白日“国徽”及鲜花十字架。灵车队99辆由宪兵队开道车在前领道，包括“国旗”车、党旗车、“统帅”旗车、奉行蒋介石遗嘱令车、捧勋车、遗像车。车队后面是宋美龄挽蒋介石的大型黄菊十字架，家属随其后。2000多执绋人员缓缓驶向蒋介石灵柩的暂厝地——慈湖。
据台湾报载：在蒋介石灵柩驶往慈湖的路上，当局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灵车所经途中“迎灵”。绝大多数行业停止营业、鲜红的建筑上一律奉命改漆素色。不合丧悼气氛的广告，也一律从改。交通路口则搭牌楼，各家要挂挽额，平常失修的马路和未铺柏油的路面一律要整修，害得沿路各商家和修路工人日夜赶班，满肚子的怨言无处申诉。当日，治丧委员会的大员们还想出“路祭”这个名堂，沿途分配各机构行号另设供桌，同时规定灵车经过时不许迎灵的人抬头正视。此外还要求民众在大典鸣炮之时，在原地悼念3分钟。
下午1时10分，安灵礼在慈湖宾馆完成。蒋介石的灵柩停放在正厅中央的灵堂上，灵堂是以漆黑光亮的花岗石建造的，长3．2米，宽1．8米，高1．43米。灵堂上镶着青天白日徽，灵台基层四周缀满白色雏菊。正厅东侧，蒋介石原卧室房内一切布置保持原状，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张深咖啡色的书桌，桌上有一架蒋介石生前使用的电话，大理石笔筒和一个白色的碗，书桌南侧有一架黑白电视机，还有蒋介石的鸭舌帽和眼镜，并排放在电视机上，北面靠墙地方有一个书架，放着蒋介石生前读过的各种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宋美龄画的画。在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一张便条：“能屈能伸。”台湾当局设计这一情节想要告诉人们什么呢？《蒋总统秘录》作者古屋奎二对此解释说：“顺应环境，当忍则忍，就屈则屈，以待未来伸展之意。”
蒋介石死在海外孤岛，灵柩暂厝慈湖，可谓“屈尊”。蒋介石还能伸吗？还有“反攻大陆”的未来吗？没有了。
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大员表示答谢说：“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愿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惟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厚望。”
至此，蒋介石的丧礼才算完毕。此次蒋介石丧事排场之大，实为古今中外所少有。
丧事处理完毕，国民党中央于1975年4月28日举行会议，商讨党权归属问题，会议作出三项规定：
接受蒋介石遗嘱，并即具体规划，坚决执行；
保留党章“总裁”一章，以表示对蒋介石“哀敬”与“永恒之纪念”。
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推选蒋经国担任。
在这次会议上，谷正纲曾提议让宋美龄继任总裁，但未获通过，而此时的宋美龄也早知蒋介石的传子意图，蒋经国已牢牢地将军权、政权掌握在手中，她此时再起捞取党权，确是难上加难，因此，对当国民党总裁的兴趣也不大。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蒋经国正式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主席。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职称三易其名，由“总理”，“总裁”，演变为“主席”，由个人集权体制开始过渡到委员制，为日后台湾“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蒋经国当选中央主席是意料中事，除了其父的精心栽培之外。也有蒋经国本人的努力，更有阿谀之徒的趋炎附势。
蒋介石病逝后，遗体作了防腐处理，他的灵柩一直停放慈湖“行宫”，不断有人前去参观，台湾当局为了永久纪念蒋介石，并把他奉为反共的精神领袖，决定筹建“中正纪念堂”。在蒋介石病逝2个月后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小组，成员有俞国华、林金生、蒋彦士、高魁元、赵聚钰、费骅、赖名汤、谢东闵、蔡鸿文、周宏涛、秦孝仪、张丰绪、林挺生、辜振甫、徐有庠、王永庆等16人。
翌年10月又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指导委员会，成员主要有何应钦、张群、陈立夫等25人。经筹建小组广泛与慎重的考虑，拟定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以西、中山南路以东、爱国东路以北、信义路以南之间地段为建堂基地。其后，筹建小组又公开征求海内外建筑师提供的建筑设计构想，前后收到43件，后采用杨卓成建筑师的设计方案。
1976年10月31日，“中正纪念堂”举行破土典礼，蒋经国、蒋纬国、何应钦、谷正纲等人出席典礼仪式。经过日夜赶工，终于在1980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5周年之际完工。台湾当局举行了“中正纪念堂”落成典礼，蒋经国主持典礼仪式，出席典礼仪式的有4000余人，蔡培火等32名亲国民党人士向蒋经国呈献“中正纪念堂”模型。蒋经国发表了《回顾苦难而又充满希望的五年》的讲话，官称：
在此1800多个日子里，我们国家遭受的冲击，所面临的苦难，自然远比任何国家沉痛严重！可是在先总统蒋公“庄敬自强”、“慎谋能断”的遗训启导之下，尽管世人纷纭自扰，我们仍能“处变不惊”，也不管世人如何混乱迷失，我们一样“慎固安重”，所以当中南半岛土崩渔烂的时候，中华民国不但砥柱中流，而且还消除了邻近国家的惶恐不安；当世界经济接连爆发危机的时候，由于我们一齐致力于国家基本建设，不但阻止了不景气的趋势，还保持着经济的继续成长；当美国背信毁约……的时候，大家固然耻痛切心，但一样无畏无惧，团结奋起。
新修建的“中正纪念堂”，坐东朝西，遥望大陆；平面用方形，以寓“中正”之意；堂顶八角，造成多数之“人”字形，聚于宝顶，上与天接，以寓“天人合一”之思想；屋顶用天坊宝蓝玻璃瓦顶，蓝中带紫，顶上有青天白日“国徽”。“纪念堂”高70米（三层台阶高14．5米，主体墙高24米，斗拱至宝顶尖31．5米）。内部隔为上、下两层，上层为正堂、平面为40米见方，四角各突出7．5米。后方居中矗立蒋介石坐姿铜像，铜像高6．3米，厚6～12厘米，全重约21．25吨，由陈一帆承铸，台座高3．5米。
铜像基座正面刻了蒋介石遗嘱，大理石壁上，正中刻有蒋的遗墨“民主”二字。蒋一生独裁，都以“民主”相标榜，真不知参观者作何感想。左右两边分刻了“伦理”和“科学”。在正厅两侧的大理石壁上，刻着两句蒋介石所谓的“嘉言”：“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纪念堂”下层为展视室，陈列着蒋介石的遗物、文献及喜读书目；放映室放映蒋介石的所谓“功绩”，“生活电影与录音。”
距“纪念堂”中心线470米处竖立一高30米，横宽长各67米的正牌楼，一列大小五个拱门，象征“五权宪法”。牌楼正中匾题置4个大字“大中至正”。这4个字包含了蒋介石的名讳，它源自王阳明弟子所撰记师生论学答问的《传习录》一书。该书有这样的句子：“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蒋介石在讲述《中庸》要旨时，也曾提到：“中也者，天下之正道，固之更可了解这中庸之‘中’，乃是‘大中至正’。‘中立不倚’，‘屹立不摇，之谓，亦即‘主敬所谓立极’，所谓‘择善固执’，所谓‘允执厥中，之意。”
在纪念堂“南北两侧，竖立两座格式相同的高13．8米，长19．7米的牌楼，一为“大忠门”；一为“大孝门”，寓意“大中至正”的蒋介石是一个“忠”、“孝”两全的人。
台湾当局还在其他地区建造了一些纪念馆或铸刻了一些铜、石像之类。此举一方面说明台湾当局在蒋介石病逝后在寻求精神寄托，另一方面也是同大陆毛泽东病逝后建造的毛泽东纪念堂搞竞争，以使心理上得到平衡。如果蒋介石地下感知，一定会对他的传人的“杰作”大加赞赏。然而，无论台湾当局建造多少座纪念堂或纪念馆，铸造多少个铜、石像，也无法改变全体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公正的评价。
二、无缘“代理总裁”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手下的政治势力试图拥戴她担任国民党“代理总裁”，但在蒋介石生前就已布下的传子计划下，宋美龄一一受挫，不仅无缘于“代理总裁”，连提名孔令侃担任“行政院”院长也遭拒绝，在政治上连遭打击的情况下，宋美龄愤然去了美国。
1．蒋介石有心传子
1975年9月17日，宋美龄在蒋介石去世半年之后启程赴美，行前发表书面谈话称：自己此次赴美一是因自己的同胞手足不幸过世，自己却无从诀别；二是侍候蒋介石三年，身心俱乏；三是“两年前，余亦积渐染病”，没有及时治疗，因此，这次到美国的目的是放松身心并治病。
宋美龄去美，实为争权不得之故。在蒋介石生病期间，宋美龄就床前陪侍，一方面是尽夫妻之情，另一方面在算计着蒋介石去世后她将如何作为。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以为这是自己作为蒋介石夫人在老头子身后政坛上发挥作用的千载难逢的时机。况且，国际上夫死妻继，妻子继承丈夫权力的先例也不是没有，加之她手下毕竟还有几个忠心不贰的老臣，她有自己的山头，于是，宋美龄这个后母要与儿子蒋经国同分蒋介石留下的权力蛋糕，继承保持政治上的影响力，但此时的宋美龄已成为蒋经国“继位”的重大障碍，因此“太子”根本不买“母后”的账，反而步步紧逼令宋美龄深感自己多余，于是“愤而出走”。
一生爱权的宋美龄，虽有一定的政治优势地位，但是在蒋介石严密的传子部署下，宋美龄的势力注定会逐渐遭受打击和剪除，宋美龄的争权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蒋介石的传子布署周密细致，在蒋介石的内心深处，他几度连任“总统”后的最大愿望，除了“反攻大陆”之外，就是传位于子。随着蒋介石年岁的增长，传位于子的愿望越来越迫切。亲美的吴国桢、孙立人被清除了，但阻碍蒋经国接班的障碍依然存在，这一障碍便是陈诚势力。陈诚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早在北伐之初就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十年内战时期为蒋介石反共战争效了犬马之劳，官阶一升再升，成为黄埔系中爬升得最高最快的一位。
蒋介石之所以特别器重陈诚，除了他足黄埔系及浙江人和对蒋家小朝廷的忠诚之外，陈诚还不贪污，家教严谨。这两点就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及迁台时期的官僚而观，百中不得其一。正因为如此，陈诚退台后依然官运亨通，先是出任“台湾省主席”，后又由他出掌“行政院”。1954年由蒋介石保举当上了“副总统”，1957年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同时仍兼“副总统”、“行政院”院长等要职。1960年，陈诚再次当选“副总统”。就陈诚当时地位而言，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红透半边天，港台舆论盛传陈诚将接蒋介石的班。
但蒋介石的用意是让蒋经国接班，陈减已心灰意冷，并于1963年，因病请辞“行政院”院长职。11月，国民党九大召开之际，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提拔新进”主张，实则逼陈诚交权。陈诚很乖巧，再度提出辞职问题，蒋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推严家淦继任“行政院”院长。
为蒋效尽犬马之劳的陈诚，到头来仍被爱子胜过爱一切的蒋介石踢出了权力场，心中异常悲愤，病情加剧。1965年3月5日，陈减在台北病逝。既悲又喜的蒋氏父子为这位“忠臣”大办丧事，三军服丧，各机关团体连续十日下半旗致哀。公祭之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率“总统府”官员前往致祭。
陈诚病逝后，蒋经国接班格局已定，但马上继任“副总统”威望尚嫌不够，且缺乏民意与时机。1966年2月，一届四次“国大”上，蒋介石提名时任“行政院”院长的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严家淦，字静波，又名属水，1905年10月23日，出生于江苏省吴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蒋介石最喜欢严的两大长处：严家淦没有自己的班底，小拉帮结派；严家淦没有权力欲，为人颇圆融通达。
蒋介石提拔严的真正用意不是加速台湾民主化进程，而是为传子进一步奠定基础。严家淦是聪明人，他对蒋的用意当然很清楚，为报知遇之恩，严在继陈诚“组阁”后，先是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后又任命其为“国防部”部长，让其放手在军队抓权。严当了“副总统”之后，又借“行政院”局部改组，让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一职，实际负责“行政院”全部工作。当严1972年再度当选“副总统”之后，索性辞掉“行政院”院长一职，由蒋经国“组阁”，使蒋经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党政军核心人物，成为蒋介石的准接班人。难怪有人形容严当上“副总统”之后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严则将这句话改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中”，由此可见严家淦的处事为官哲学，也说明蒋提拔严旨在寻找过渡人物，为蒋经国全面接班寻找突破口。
1972年2月，正当蒋家王朝处于外交大溃决之际，6年一度的“选举”闹剧又在台岛上演，86岁高龄的蒋介石在一番推托之后，再度当选“总统”，此时蒋已是风烛残年，自思来日无多，遂自荐长子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出任“阁揆”，真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秋。
为此，蒋经国由政工而军事、由党务而行政，其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成为台湾第二号人物。这一事实标志着蒋介石传子部署和实现其权力和平转移、延续蒋家香火的安排已基本完成。
自蒋经国出行阁揆之日起，便宣告了蒋经国时代的来临。经过蒋介石的精细安排和扶植，国民党的政权顺利交接。
而作为蒋介石夫人的宋美龄，在蒋去世前后也在积极活动，为在蒋以后的政治舞台上谋求自己的一席之地。蒋介石生病住院期间，宋美龄陪侍经月，亲自安排蒋的治疗和活动。一方面尽妻子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打算。
宋美龄是亲美派，在她周围集聚了一帮人。在家族人情的包围内，有人提议让宋美龄多出面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在蒋介石百年之后能学武则天而继任总裁。
宋美龄是聪明人，她深知凭着自己的这点影响力根本击败不了蒋经国，而采取守势，以静制动，静观其变。但她也不甘寂寞，就以“行政院”院长人选问题开始向蒋介石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