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西游记〉札记》的长篇论文。并根据该文的一个重要观点，进一步发挥道：“不读第七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
§§§附 录：
张天翼：《西游记》札记，关于题材、主题和作者的态度
《西游记》（杨志和的四十一回本和吴承恩的百回本）以前的作品，现在我们可以见到的，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商务印书馆《标点宋人平话》本，不全），有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上海杂志公司《元人杂剧全集》第四集），都是写取经故事的。
“似取经故事，自唐末以至宋元，乃渐渐演成神异，且能有条贯，小说家因亦得取为记传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64面）
那么《西游记》故事，是大约六百年来（从唐末到明代的杨志和和吴承恩）流传于民间。经过许多人创造、取舍、增删、修改、加工，才发展成这个样子的。
我们知道玄奘是一个历史人物。他到印度去求经，其实并不是奉旨，倒是“结侣陈表，有诏不许”。别人都退缩了，只有他不灰心，作好了一切准备，一个人偷偷地出了境。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游了五十余国，凡十七年，取了佛典六百多部回国。于是组织译场，从事翻译，到死为止。
他的一个学生（慧立）写了一部传记，叫做《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有支那内学院印本）。看了这部传记，就知道玄奘是个很有毅力，不肯对困难低头的人，而且是个伟大的翻译家，是这样一个人物。
假如我们写起这个题材来，我想，大概谁都会着眼在这一方面的。我们得好好表现出他那“诚重劳轻”的意志力，他的工作精神等等，不是么。
可是那时所流传的取经故事——却不这样处理。那些作者有意无意地在这个故事里渗进了一些奇迹，越渗越多。致使这个历史故事变了质，成了神魔故事。而玄奘这个人物也就渐渐变成了神，不是原来的凡人了。
至于我们所注意的玄奘的那些品质特性，只不过是一个凡人的品质特性——这对于一位有诸天佛神护佑的唐僧（玄奘）。还有什么必需呢？因此它们在这故事里就渐渐褪了色，一直褪到没有，而换上了别的东西：一切艰难困苦都化而为妖魔，而克服困难的力量则是神的力量了。
这样，玄奘对困难的斗争，就变成了神与魔的矛盾和斗争。
这类故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当然，神魔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是作者想像出来的。可是想像，首先就得有原料 要拿他在现实中所见所闻所感受到的东西来做原料。然后他凭自己的好恶、看法、希望等等，从这大堆原料里选出一些他所中意的和对他有用的来，重新组织，加工，而创造出想像的或幻想的东西。
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想法等等，去设想天堂地狱的，
所以这些神魔故事——不论作者自己有没有意识到——总会或多或少，或显或隐，或深或浅，或正确或歪曲地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而这，当然是通过当时某一阶级或阶层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的，因此这些故事里面同时也就表现了某一阶级或阶层的感情态度（爱什么，憎什么）和批评态度（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或是表现了他们的理想（例如一个好天堂之类）。
这取经故事里所写的：一边是神。神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上自天界，下至地府，无不要俯首听命；一边是魔——偏偏要从那压在头上的统治势力下挣扎出来，直立起来，甚至于要造反。天兵天将们要去收伏，魔头们要反抗，就恶斗起来了。
这就使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那些作者是不是有意地明确地借天界佛神来描写地主、贵族和皇帝，借妖怪们的造反来描写农民起义呢？那可很难说。我们只是说，当时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前）的主要阶级关系和矛盾，在这里多少是给反映了出来的，而且，这故事愈经演变，愈发展，这一点就给反映得愈明显。到了《西游记》，我们甚至于要猜想作者是多少有意识地来表现这一点的了。
四
根据我们现在看得到的东西（慧立写的传，散见于《太平广记》里的传说片段，以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唐僧西天取经》杂尉，到四十一回本和百回本的《西游记》）。则这取经故事自唐末以来的“渐渐演成神异”，我想，也许可以叙述成这样——
起初不过是把玄奘稍为神化了一下（连慧文写的传里都有这个倾向）。这说不定就是一些佛教信徒传开来的：古时候的宗教信徒往往不大愿意把自己的祖师描写成一个凡人。而有神则必有魔。后来这神魔故事一发展，就在神与魔的矛盾和斗争里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和斗争，于是一些卫护封建统治阶级“正统”的脚色就有心无心地加以修造和加工，这就渐渐成了一个惩恶劝善的故事了——这里的所谓“善”“恶”，当然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的“善”恶”。
你看，胜利总是在统治阶级神的那一方面。连孙悟空那样一个有本领的魔头，终于坦投降了神，——叫做“皈依正道”。他保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一路上和他过去的同类以至同伴作恶斗，立了功，结果连他自己也成了神，——叫做成了“正果”。
神是正，魔是邪，而邪不敌正；这就构成了这个取经故事的主题（这在《取经诗话》和《取经》杂剧里就已经很明显了）。
可是，这个故事也和其他许多神魔故事的命运一样，它既然流传于民间——也就是流传于农民和市人（手工业者、小商人、以至军士、皂隶、落魄士人、流民等等）之间。就渐渐地变得不那么简单，不那么纯粹了。因为这个故事在流传之际，这些老百姓就也有心无心地照自己的意思来描写、取舍、增删、修改、加工。老百姓自己也来参与这个故事的创作工作。
主题仍旧没有变：正邪相争，而邪不敌正。但至于正统方面究竟是怎么样个“正”法，邪统方面又究竟是怎么样个“邪”法，哪一方面的人可憎，哪一方面的人可爱——老百姓却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态度。他们凭自己的好恶，看法，来描写那两方面的人物，生活，活动等等。一些流传于民间的神魔故事，往往就会这么逐渐变了样子，那里面的妖魔就越变越可爱了——有的甚至变成了正面的英雄人物。
取经故事就是这样的。发展到《西游记》——不但和《取经诗话》（似乎是摹拟佛经故事的）简直是两种作品，就是比起《取经》杂剧来，精神面貌也大不相同了。
如果说《取经》杂剧还是一部唐僧传，那么《西游记》里真正的主人公却成了孙悟空。如果说《取经》杂剧里的诸天佛神都给描写成那么庄严妙相，而魔头们多半是些瞎胡闹的脚色；那么《西游记》里的诸天佛神却都给描写成那么可笑可憎（作威作福，而又昏庸，欺软怕硬），而魔头们里面倒很有些可爱的脚色。
总不会有哪位读者由于《西游记》的影响，而至心朝礼起玉皇大帝或如来佛或太上老君来的吧。我们读者心里倒是向着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同情着在高老庄招亲做庄稼的猪刚。以及失去了爱儿的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等等，而惋惜他们的失败。在《西游记》所写的这个世界里，所谓“正”“邪”之分并不是凭的什么合理不合理，正义不正义，而是凭的暴力。
于是，就这方面说来，《西游记》就成了这么一种作品：在鄢原来的卫护封建正统的故事主题和题材里，却多多少少表现了人民的反正统情绪。同一主题和题材。也是可能写出意义不同、作用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作品来的。
《西游记》就是这么矛盾的一部作品。
问：如果说这个故事是经过民间作者的创造的，那么那些民问作者大可以把这个矛盾解决好，比如说，来一个翻案：孙悟空大闹天宫——不让他失败，而让他胜利，如何？
可是，孙悟空是怎样胜利的？而胜利之后又将怎样？——这是作者不得不首先搞清楚的问题。
我们假如批评那些参与《西游记》的创作的民间作者，说他们本应该让孙悟空去明确地知道农民革命的目标和依靠什么阶级，那是可笑的。我们知道。那时的历史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使他们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那时（鸦片战争以前）的农民起义，还往往只是自发性的行动，起义的农民往往提不出一个明确的要求，当然更无从自觉到自己就是历史的真正刨造者了。
因此，《西游记》的作者们只会让孙悟空去闹闹天宫。而究竟要闹出怎样一个局面来，起先连孙悟空自己都也摸里模糊。直到如来佛问起他，他这才忽然想到了玉帝的尊位（第七回）——“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
这就不难明白第二个问题（胜利之后又将怎样）了：假如孙悟空闹成了功，那也不过是玉皇大帝改姓了孙。就像刘邦、朱元璋之乘着农民起义运动的高潮而爬上了龙位一样——自己成了地主头儿和统治者。而农民又照样被那换了姓的主子剥削着压迫着，终至于又闹造反。
那时的作者们从历史上所能见到的，不过如此。至于每次的农民起义战争在历史上多少会起些什么进步作用，他们是还看不出来的。
那么，这些作者即使来一个翻案，写孙悟空闹天宫胜利了，成功了，那也不过是把“正统”从失去宝座的那位玉帝那里夺过来，捧给新登宝座的这位玉帝而已：那仍旧成了卫护封建正统的故事主题。那么，还是不可能解决这部作品的矛盾。
现在孙悟空造反不成，作者们就只看见有这么两条路摆在孙悟空面前：或者是像赤眉、黄巾、黄巢、方蘑他们那样，被地主统治阶级血腥镇压下去了；或者是像《水浒》（百圃本或百二十回本等）里所写的宋江他们那样。受了地主统治阶级的“招安”。
《西游记》写孙悟空走了后一条路。
当然，至于投降以后又怎么样，则各有不同。比如，《水浒》是写宋江他们征了辽，为“朝廷”出了许多力，立了功之后，一百单八弟兄中间起了分化，而居官的宋江吴用他们终于为统治阶级所害。而《西游记》——却写孙悟空三弟兄终于成了“正果”，只是在成“正果”的过程中，展露出一些矛盾，把诸天佛神那些统治者的面貌勾下来，嘲笑了一番而已。
不但如此。即使这些作者暴露了嘲笑了封建的统治者们，我们也还是不能认为他们是在明确地反对封建主义或是反对封建阶级。他们还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甚至他们脑袋上还难免多多少少给箍上了当时统治思想的“紧箍儿”，不得不承认封建的统治阶级的“正统”（此外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正统）。只是一接触到实际，一接触到具体的人物和生活，他们就不期然而然地对统治者们流露出憎恶和鄙视，而在被压迫的邪统这一边感到了一些亲切的属于自己的东西。
所以，不但作者解决不了《西游记》主题问题上的矛盾，而且我们还发见：这部作品里有些地方作者的立足点是模糊或混乱的：有时候被压迫阶级里的脚色也受到了作者的糟蹋，统治阶级里的脚色有的也受到了作者的赞美一例如观世音菩萨（虽然这也许另外还有原因）。
上面所谈的那些，还只是从一个假设出发的（假设《西游记》里的故事全部创自民间）。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创造是经过种种人（不同阶级的）之手的。而最后把它写成现在流行的百回本《西游记》的，是吴承恩（约1510［或1500］—1580，留下来的作品还有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有故宫博物院印本）——他就是一个文人，所谓士大夫流（见《中国小说史略》168面，《小说旧闻钞》56～63面）。
虽然在他以前，已经有了关于取经故事的许多情节（口头的，或文字的，或演出的），到了杨志和本又经过一番选择和组织，而成了一部完整的长篇结构，可是“杨志和本虽大体已立。而文词荒率，仅能成书；吴则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几乎改观”。（《中国小说史略》169面）所以百回本并不是简单地仅由选材编写而成的，而实在是这位诗人的天才创作。这以前，还没有见过哪一家写幻想的神魔故事能写得像这么生动，这么艳异多彩，而又这么亲切，这么吸引我们的。
“又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教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顾之盲，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遗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国小说史略》173面）
在这里，天界的统治者们——玉皇大帝、太自金星、托塔李天王。以至太上老君、如来佛等等，都成了作者“讽刺揶揄”的对象了。
但当然，不能说作者这就是站到被压迫的造反的这一边来了，更不能说他是在明白地反对封建主义或反对封建阶级。士大夫阶层里这些个别有见地有正义感的分子，可能对封建主义还是忠心耿耿的；他们的批评统治者们，也许不过像焦大之骂贾府而已。他们也许不过是希望这封建的统治者能够更好些。更争气些。更高明些而已。——纵使如此，可是，只要他们的批评真正是中肯的，尖锐的，只要他们真正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真面目，真正打中了统治阶级的痛处，——那么，这样的作品，在这方面是合乎人民的要求的，是可以和人民情绪起共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