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离开高院时，我才认真看了一下校园的自然环境。与并不宽敞也不高大的三层旧教学楼相比，院子里的树林和绿地是宽敞的，幽静而美丽。高大的似有深刻思想的一株株杨树和银杏树间，是一片片绿地，一畦畦鲜花。这无疑可使作家们能有一块放飞思想之鸟的开阔空间，何况那幽静而美丽的宽敞空间里，有思想家赫尔岑在作伴！而教学楼里，还有历尽人间苦难，饱经世事沧桑的伟大作家高尔基在陪读！赫尔岑曾尖刻批评自己等一类贵族知识分子是“置身于人民需要之外”的“聪明贵族”。高尔基十分钦佩赫尔岑的这种自我剖析精神，所以他才让赫氏的塑像立于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学府吧？大概也是意在警示自己和所有作家学子们，千万别成为“置身人民需要之外”的“聪明的废物”吧？
返回沈阳，我即跑到辽宁文学院，这里正有一群新锐作家在进修。仅有二十多年历史的辽宁文学院，她的教室已不亚于高尔基文学院的了，校门也比高院赫然醒目。但是，我忽然发现，校园竟然没有一棵树！这么多年，我到过辽宁文学院无数次了，怎么就没发现她没有一棵树呢？她应该有树！而且应该有一片树林！对了，还应该有几位文学大师的像！
巧得似乎是上帝安排的，我刚从俄罗斯返回沈阳，就接通知去中国作协开会，地点竟是刚刚改造一新的我的母校鲁迅文学院。我不想描述鲁院如何之新了，反正一应硬件设施要比高尔基文学院先进许多。据说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丁关根亲自定的改造方案，并亲自筹拨了九百万元人民币加以实施的。焕然一新的我的母校，大牌子跟省、市级党政机关的差不多气派，只不过字是绿色的，比红色和黑色更充满了鲜活的文化色泽。在校门前认真拍了几张照后，再到校园的花草和树林间转悠，让我的心灵之鸟又在高尔基和鲁迅这两位文化伟人的精神家园返飞了好久。林间的小路和热乎乎的风儿提醒我，作为鲁院培养过的作家，到现在，我还是个文化的流浪汉啊，刚步入青年就远离了故乡，正是不惑中年，又告别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军营，在他乡的城市安下身来。自己的文化家园和精神家园在哪里呢？
要离开鲁院了，我又是忽然发觉的，院子的花草间，应该立一尊鲁迅先生的全身铜像。这样，鲁迅文学院，才更像是鲁迅精神的家园，才更像是一座有人主宰的文学教堂。
河内存知己
到了越南，最让我吃惊的，就是一切都不感到陌生，是那一切都不觉陌生的程度使我吃惊，那吃惊里，含有许多亲切。
我是今年三月从还结着冰的中国东北飞往已炎热到三十五六度的越南的。中国太大，南北温差也就很大，所以，和中国成垂直往南方位的越南会相当热，这我早有想象，加上那些亚热带植物和中国东南沿海差不多，到了那里，就等于提前过三伏天了。我们是在夜色中从机场进入越南首都河内的。不十分辉煌的灯火中，一个最不陌生的景象接连闯入眼中，加上迎接我们的越南作协副主席阮志勋不仅会点汉语相貌身材也很中国，而且一见如故，只三两句话我俩便感觉出双方都很爱说笑话了，我便脱口说了一句：“嗬，多像中国民歌《逛新城》唱的，‘电线杆子行对行，上面挂满了蜘蛛网’啊！”阮志勋爽朗笑道：“这首中国歌我听过，我们的电线还都蜘蛛网样在当空军，不像你们的，早已转为地下工作者了！”他连说笑话都爱用军事术语更让我倍感亲切，当即接住话头一聊，原来他刚从部队调作协工作不久，军龄比我还长，有三十多年。我不由用毛主席语录开了句玩笑：“原来是派丘八（兵）管秀才来啦！”他连忙解释说越南曾经全民皆兵，秀才比兵稀有，他们的作协主席阮友请同志，就是他在部队时的直接首长。有了相同的军人经历，我们便更加同志加兄弟般的亲切与随便了，没到下榻宾馆，已相互知道了对方的家庭成员，而且知道了越南也过春节，也有十二生肖，只不过那十二生肖里少了鸡，多了猫而已。还知道了他属猪今年是本命年，他有两个儿子，妻子小他十岁，是教师。我马上也让他知道，我属牛，一个儿子，妻子也是教师，不过不是小我十岁，而是大我一岁。他便吃惊说我谦逊，竟然让妻子在家当老大。我说中国有句俗语，女大一抱金鸡，娶大妻，家有财啊！他笑说那我家就穷啦！我说你家会有才，不然你还没我大怎么当上国家作协副主席呢？
第二天下午中国驻越大使会见我们时，我说了越南作家亲如兄弟的友好态度，湖北籍的大使胡乾文说，现在全越南从高层到普通百姓，对中国的感情又恢复到毛泽东和胡志明的同志加兄弟时代了，甚至提到中越那次不愉快的战争，他们也会说，同志加兄弟嘛，小兄弟做错了事老大哥打两下也没啥了不起的，他们现在特别注意学习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这方面我深有同感，在越南作协举行的中越作家交流座谈会上表现十分明显。越南作家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许多重要作品包括通俗的畅销书都很关注，也很了解，比如《白鹿原》《尘埃落定》《生死疲劳》《狼图腾》《藏獒》《兄弟》等等，在越南都有翻译。一打开电视，中国电视剧直撞眼睛，大多都没翻译，直接打了越语字幕就播的，有点像当年我们播外国影视剧那样。还有诸如百岁的巴金主席逝世，不到半百的女主席铁凝当选，越南都有及时而热烈的报道，并且还有人问我们，这个变化有什么优缺点。我就像在国内回答文学圈外的提问那么轻松自如说，一是结束了中国作协主席终身制，二是作家们见主席比以前方便了。另外，对作协的建制，如中国有鲁迅文学院，他们也建文学院，中国有现代文学馆，他们也建文学馆，他们还借鉴中国办文艺报办诗刊的经验，办自己的文艺报和诗刊。他们对我们作为礼物带去的《文艺报》和《诗刊》合订本，如获至宝。对中国当下流行的文学创作新风格和手法也颇感兴趣，问了又问。
开完中越作家交流座谈会，阮志勋副主席设宴请我们与参加座谈的越南作家共进酒餐。酒间，爱开玩笑的阮志勋又玩笑说，请中国作家朋友注意，越南最大特点是“三苗条”，即越南的地形苗条，越南的房子苗条，越南的女人苗条，因而在越南工作的中国人最大的福分是，住苗条的越南洋房，娶苗条的越南老婆，同时还能吃到美味的中国菜。他是由此来赞美中国的食文化，我也借此来赞美越南女人的贤良与漂亮。我也用玩笑说，可惜我没资格享这个福了，只能娶个比自己大一岁的中国老婆作中国菜啦！三两句话后他便得知我儿子三十岁了尚未婚配正在北京大学读文学博士，立刻举杯惊呼说，那么说你儿子还有资格享这个福啦，我给你透露个国家机密吧，我们阮有请主席的女儿，也在北京读汉语言文学研究生，人非常漂亮，你要有意我可以牵线做媒，真要成了，我们中越作家岂不在同志加兄弟基础上亲上加亲？虽然这都是酒间的玩笑话，但确实体现了同志加兄弟的气氛，我就顺此问越南房子苗条是何意思。经翻译解释，原来越南目前实行的改革政策与中国不同，他们连城市居民的宅基地都私有化了，每家都只能在自己的宅基上建房，小小的宅基最多能建成三五层的楼房，楼与楼又不能相连，只能自家建自家的，留有间隔的每一栋小楼就都显得格外单细苗条。所以哪座城市都难有高楼大厦，所以他们正在研究如何学习中国的房屋私有化方式，城市的宅基地必须国有化，否则城市建设无法发展。
再上街时我就特别注意沿街那些民宅，的确一栋挨一栋的十分苗条，若不从发展着眼，这样的确很好看，并且都是法国式的尖顶小楼，如戴了尖顶帽的风姿绰约洋少女。同时我们也发现，真正的风姿绰约的越南少女们都在如激流般汹涌的摩托车大队伍里奔腾呢！摩托车对我们中国人并不陌生，当年没有多少轿车时，中国城市的大街上便是摩托车大显威风的舞台。但在中国，我从来没见过如此众多的摩托车啊！记得山城重庆摩托最多，也没形成潮水之势。而越南的摩托车潮里，中国造最多，他们说中国摩托便宜。这些都让我不陌生得吃惊，看吧，每条大街上都是摩托车的风景，尤其上下班的人流高峰期，到处都像中国文化大革命高潮期的游行队伍，川流不息浩浩荡荡，又不乱队形。摩托车上的少女多围着白纱巾戴着白色大口罩，那是在防止密密麻麻的摩托排除的污染。虽然摩托上的男女老少都驾术高超游刃有余，但据越南朋友自己说，每年有一千几百人死于摩托车祸，平均计算，不比战争时期死的人少。还有中国的烟酒在越南也多而便宜，西藏作家吉米平价在河内机场发现茅台酒售价只一百元人民币，便买了一瓶，一品尝却发现是冒牌货。陪同的越南朋友说在和中国广西接近的凭祥一带，五十元人民币就可买一瓶。我无意探究主要是哪国不法商贩在造假，意在说不陌生，说许多情形多么的似曾相识。
最不陌生的，要算越南中老年作家待客的热情与实在了（此行接触的多是中老年作家，这情形也有点像中国，年轻人一般还不具备待客的身份和地位）。在苗条的越南正中部中心城市顺化，越中友好协会领导、著名作家武桂，和原越南南方驻中国大使阮世良诗人，在香江的夜泊船上宴请我们时，阮大使用汉语唱了好几首中国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和毛主席诗词歌），武桂则用汉语连吟带唱中国和越南的古典诗词，唱得一行中国作家连连鼓掌连连干杯。能在被联合国评定为历史文化遗产的顺化市的灯火香江上，听连吟带唱的中国诗词，那一手置酒一手动作所伴随着的一脸深情，让我有种在故土与乡亲回忆往事的感动。我们把酒临江，谈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某个日子，中越两国人民遥相呼应共同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情景，不胜感慨。我们离开顺化那个匆忙的早晨，满头灰发一脸红光的武桂又跑到宾馆，满含激情抑扬顿挫地朗诵他刚刚赶写出的新诗作，诵后又唱了一遍，认认真真为我们送行。
武桂送行的吟唱声还在耳边萦绕，我们又在越南南方的胡志明市（西贡）受到著名作家阮维特别真诚的接待。这位思维敏捷思想尖刻身材相貌甚至衣着都与鲁迅相似的越南老作家，非常坦诚爽快，而且特别富有活力。他用每人一只三四两重的千钳蟹（蟹爪似钳，长近尺，一只下肚便已半饱）和最具特色的越式高档佳肴，还有当场从怀里掏出的藏有五十年的越南名酒招待我们。喝下三杯白酒，他便把自己的心窝和盘托出来了。他自认为是胡志明市思想最为超前的作家，也是全市唯一能靠稿酬生活的作家，他兼着越南文艺报驻胡志明市记者站的站长，每年可向国家交纳三千美元的个人稿酬所得税。他还直言不讳说越南经历的抗法、抗美战争及中越边境战争他都参加过，但他的思想都是反战的，他曾自愿去法国参加抗法战争胜利纪念日集会，去美国参加抗美战争胜利纪念会，也到谅山参加过中越边境战争停战纪念活动。中越之战期间他曾发表过一篇配有自己漫画的杂文，讽刺说此战好比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与南高（具有鲁迅品格的越南著名作家）先生笔下的智飘（一个无赖混混的典型形象）在相互抓头发打架。他把一本新出版的精装诗话集《禅》当场赠送给我，我则向他讲述了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我写的一篇表现两国军人人性的小说《秋声》的情节，他听后站起来和我连连碰杯说好，放下杯又和我紧紧拥抱。酒喝到很晚，分手时他听说我有收藏各地酒瓶的爱好，就忍痛割爱把从怀里掏出那瓶五十年藏酒的瓶晃了晃，对我说，你就连没喝光的越南酒一同带回去吧，就算酒逢知己没喝完！我真的不远万里把余酒和瓶子都带回了中国。我曾在自己的一首拙诗中说，酒和爱情（也包括友情）存得越久越珍贵！我会把这酒瓶长存的。还有一个细节让我难忘。在一次和越南作家交流座谈的会上，我发现胡志明市作协主席（也是越南作协副主席）黎文草的领带上满是汉字书法，他说是2003年访问中国时买的，很喜欢，一直用着。我深为他喜爱汉文化的精神感动，当即从带去的十几种礼物中又挑了一条毛泽东诗词手书领带，和一块中国辽西古生物化石送他，以表中越作家友谊长久之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