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先哲们大多视修身养性为自己建功立业的前提。修身是要让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不断提高；养性是要祛除人性中的各种劣根性。修身养性要求人们必须培养自己坚强的意志品质，坚持正义、仁爱、诚信、谦让、宽恕，克制各种邪恶的欲望——私欲、褊狭、骄矜、浮躁等。
“悬鱼太守”羊续
东汉时，有一个叫羊续的人在南阳郡做太守。南阳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老家，这个地方北靠河南省熊耳山，南临湖北省的汉水，土地平坦，气候温暖，水源充足，农业生产和工商经济比较发达。由于生活安定富裕，该地社会风气比较奢侈浮华。郡、县等各级政府机构中请客送礼、托关系办事、讲排场、比吃喝之风颇盛。羊续到任后，对这种不良的风气十分不满。但是，他知道要纠正一郡之风，先得从郡衙开始，要从郡衙开始，必须从做郡守的开始。于是，他暗下决心要从自己做起，扭转南阳请客送礼等不良风气。
一天，郡里的郡丞提着一条又大又鲜的鲤鱼来看望羊续。他向羊续解释说，这条鱼并非花钱买来，也不是向别人要来的，而是自己在休息的时候从白河里打捞而来。接着他向羊续介绍南阳的风土人情，极力夸赞白河鲤鱼的鲜美可口。他又表白说，这条鱼绝非送礼，而是出于同僚之情，让新到南阳的人尝尝鲜，增加对南阳的感情。羊续再三表示郡丞的深情厚谊已经心领了，但鱼还是不能收。郡丞无论如何不肯再把鱼拿回去。他说，要是太守一定不肯收，就是不愿意同他共事。羊续感到盛情难却，只好把鱼收下。郡丞走了以后，羊续提起那条鱼想了一会儿，就让家里人用一条麻绳把鱼拴好，挂在自己的房檐下。
过了几天，郡丞又来家里拜望羊续，手里提着一条比上次更大更鲜的鲤鱼。羊续一看很不高兴，对郡丞说：“你在南阳郡是除了太守以外地位最高的长官，怎么能一再带头送礼给我呢？”郡丞听了，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刚想再说几句什么，羊续已经让人从房檐取下上次那条鱼并说：“你看，上次的鱼还在这里，要不你就一块拿回去吧？”郡丞一看，上次那条鱼已经风干得很硬，一下子脸红到脖子根，很不好意思地离开了太守的家。从此，南阳府上下再也没有人敢给羊太守送礼了。
从此羊续就有了“悬鱼太守”的雅号，“悬鱼”便成了为官清廉的典故，常被征引。如唐人颜萱诗“悬鱼庭内芝兰香，驭鹤门前薜荔封”；宋人徐积诗“爱士主人新置榻，清身太守旧悬鱼”。一千多年后，明朝民族英雄于谦有感此事曾赋诗曰：“喜剩门前无贺客，绝胜厨传有悬鱼。清风一枕南窗外，闲阅床头几卷书。
经验要诀
勤俭是一种美德。诸葛亮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此乃养身之良训。北宋司马光著《训俭示康》，教育儿子司马康要勤俭节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作为治国经验，毛主席也提出“勤俭建国”的方针。生活中每个人，应当杜绝奢侈浪费，大力弘扬勤俭节约之美德。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还告诉我们，抛却功利，抛却浮躁，抛却盲目，面对功名，利禄，前程，金钱，视之“于我如浮云”，宁静安定，宠辱不惊，不要急于求成。
诚信孔明，完胜祁山
三国时，蜀汉建兴九年，诸葛亮第四次伐魏，用木牛流马运输粮草，再次出兵祁山。魏明帝曹睿亲自到长安指挥战斗，命令司马懿统帅费曜、戴陵、郭淮诸将领。司马懿让费曜、戴陵二将屯扎，自己率大军直奔祁山而来。面对兵多将广、来势凶猛的魏军，诸葛亮不敢轻敌，于是命令部队占据山险要塞，严阵以待。魏蜀两军旌旗相望、鼓角相闻，战斗随时可能发生。在这紧要时刻，蜀军中有8万人服役期满，已由新兵接替，正整装待返故里。魏军有30余万，兵力众多，连营数里。蜀军在这8万老兵离开之后将更显单薄，众将领都为此深感忧虑，而那些整装待归的战士也都在担心，生怕盼望已久的回乡愿望不能立即实现，估计要到这场战争结束方能回去。
于是不少蜀军将领进言希望留下这8万兵员，延期一个月，等打完这一仗再走。诸葛亮断然拒绝道：“统帅三军必须以绝对守信为本，我岂能以一时之需，而失信于军民。”诸葛亮停了一停，又道：“何况远出的兵士早已归心似箭，家中的父母妻儿终日倚门而望，盼望着他们早日归家团聚。”遂下令各部，催促兵士登程。此令一下，所有准备还乡之士在觉得意外之时也欣喜异常、感恩涕零，纷纷说：“丞相待我们恩重如山，咱们应该以死报恩”，均要求留下参加战斗。那些现役士兵也受到极大的鼓舞，士气高昂，摩拳擦掌，准备痛歼魏军。
诸葛亮在紧要关头不改原令，使还乡的命令变成了战斗的动员令。他运筹帷幄，巧设奇计，在木门设下伏兵。魏军先锋张邰是一员勇将，被诱入木门埋伏圈中，死于乱箭之下。蜀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魏军大败，司马懿被迫引军撤退。犒劳三军之时，诸葛亮尤其褒奖了那些放弃回乡、主动参战的士兵。蜀营中一片欢腾。
经验要诀
“诚信是为人之根本，没有了诚信，即使你拥有再多的财富，最终也将成为最贫穷的人。”
诚信，是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又是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规范，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系着社会秩序。
对于每个社会成员而言，“诚信”是立身之本，处世之宝。人生立于世间数十年，必须不断学习，以获得知识、增进知识，知识既是个人谋生的工具，也是个人为社会服务的工具。但是，要真正做个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光靠“知识”工具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正确的价值观去指导，否则，知识也可能成为滋生罪恶的工具。“诚信”精神就是培养人的高尚道德情操、指引人们正确处理各种关系的重要道德准则。个人以诚立身，就会做到公正无私、不偏不倚，讲究信用，就能守法、受约、取信于人，就能妥善处理好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当我们仔细分析一个很成功的管理者时，我们会发现他（她）在做人做事方面真正是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优秀之处，特别是诚信。这些闪光点使他（她）有效地避开了那些致命的挫折和失败，少走了无数弯路，并不是靠着贵人相助，事实上，就是机会和贵人也是有所选择的。
游戏有游戏的规则，经商有经商的规矩，做人有做人的分寸，处世有处世的方圆，亘古依然，如今，我们更需要诚信。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诚信经济。不讲诚信的人，要想在市场经济中立足，那只能是痴人说梦。
施惠于民争民心
齐景公到了晋国，与晋平公饮酒，乐师师旷作陪。齐景公向师旷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说：“太师将教诲寡人什么呢？”师旷说：“君主必须施恩于民。”齐景公来到馆舍又向师旷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说：“太师将教诲寡人什么呢？”师旷又说：“君主一定要施恩于民。”齐景公出了馆舍，趁着师旷来送行，又道。师旷还是说：“君主一定要施恩于民。”齐景公回到住处，苦苦思索，酒还有醒，已经悟出了师旷的话的含意。
原来，齐景公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尾，一个叫公子夏，都很得齐国民众的欢心。两个弟弟家都很富贵，民众争相依附，势力可以和公室相抗衡，这可是危及君主的迹象呀！
这么一想，齐景公豁然开朗，现在师旷一再劝我施恩于民，目的是要我同两个弟弟争夺民心。于是，齐景公火速返回了齐国，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结饥饿的贫民，打开府库，把多余的钱财分给无依无靠的老人和孩子。使得粮仓里没有多余的粮食，府库中没有多余钱财。把没有亲幸过的宫女嫁了出去。对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国家按时供应衣服和粮食。
民心，固国之本，得民心者得天下，齐景公用施惠于民的方式，同两个弟弟争夺民心。最终，民心归顺，百姓依附。他的两个弟弟竞争不过他，只好逃到外国去了。
经验要诀
高效人员管理的关键就是“以人心为本”，实现人与人“心”的和谐，所以，作为管理者就要“攻心”，要一眼抓住要害；对自己的心要加强“修炼”；对上级的心要积极“赢取”；对平级的心要善意“经营”；对下级的心要切实“亲和”。正如武侯祠的名对“攻心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总之，要实现高效的人员管理，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攻心”是上上策。
人们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教育的等等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某一方面或某一角度的攻心活动。很多人进行攻心却不懂得攻心术，所以到处碰壁，而另一些人则依靠攻心术达到了目的或取得了成功。现代人交往范围扩大，各种事务增多，更应该学习和掌握一些攻心术的基本知识和技巧。
施“仁”政，柔道中兴施“软骨法”
仁德与政治是一对孪生姊妹，又是一对天生的仇家。没有仁德的政治是没有合法性的政治，而没有政治保障的仁德往往又非常脆弱；政治往往摧残仁德，而仁德却又成为政治的基础。中国人历来重视文治与武功，并且将文治放在武功的前面，意思是文治在先，武功在后。那么，什么是文治呢？一般来说，文治就是以仁政治国。唯有施“仁”政，才能深受民众欢迎，才能令天下长治久安。在总结前朝失败的基础上，刘秀确立了一套新的治国方略，其核心是好儒任文、以柔治国。
早在征战的时候，刘秀就认识到儒学的重要性。所谓“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他想方设法把一些著名儒学人物拉到自己的身边，或任以官职，或冠以衔号。这样他身边很快就集中了如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一大批当时的著名学者。刘秀对他们以礼相待，或听取他们的策谋，或利用他们的名望和学识从心理上威服僚属，抑制他们居功自傲的情绪。
刘秀自己就是一个爱好儒学的人。当朝廷议事结束以后，经常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劝他重视健康，保养精神，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刘秀有时亲自主持和裁决当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自从平息隗嚣、公孙述以后，除非紧急时刻，刘秀从不讲军旅问题。皇太子曾向他问起有关攻战的事，他说：“这个问题不是你所涉及的。”有一次，有人上书建议趁匈奴内部分裂而又遭到严重灾荒的机会，用几年的时间一举消灭匈奴。但是，为了民众的安居乐业着想，他坚决地否定了这个建议。
刘秀如此倡导儒学，不言兵事，为的是筹划着改造他的官吏队伍，以适应由取天下向守天下转变的这一根本需要。他本来的官吏队伍，多是在战争中凭军功提拔起来的。这批人善于斩将屠城，但也喜功放纵，对于治理地方、安集百姓均不相适宜。他们即使有些不顺手、不听使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违背法纪，刘秀也不便对他们有过于严格的要求。随着战火的平息和儒学的活跃，刘秀逐渐改变了官吏队伍的素质和结构，用文吏取代功臣，功臣们交出手中的权力，离开官位，各自回到家中养尊处优。
刘秀少时生性温柔，缺少凌厉之气。即帝位以后，仍是如此。有一次刘秀回到家乡，同族的婶子大娘们见了他这个当了皇帝的侄子，接受着他的赏赐，喝着他设下的酒，异常喜悦。叫着他的名字相互议论说他小时候谨慎诚实，对人厚道，不计较小事，什么都好，只是太温柔了些。刘秀听了哈哈大笑，说：“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刘秀并非说笑，他的确是要以“柔”作为治国之道。
刘秀的“柔道”，首先表现在征伐占领之后，注重安抚，以民为重，不事屠戮。凡是投降的，只把他们的首领送到京城来，对小民百姓，则遣散回家，让他们种地，拆掉他们的营垒，不让他们重新聚集。他主张征伐战争不一定要攻地屠城，要点是安定秩序，召集流散的人口。
刘秀“柔道”的第二个内容是：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奴婢的政令。建武十一年下诏书宣布：“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于用火烧烫奴婢的，按法律论罪；对被烧被烫的奴婢，恢复其平民身份；废除奴婢射伤人判死刑的法律。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书宣布：被卖的妻、子愿回到父母身边去的，听其自便；敢拘留者，按法律论罪。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一再下诏宣布：自建武八年（公元32年）以来被迫当了奴婢的，一律恢复平民身份；自卖的，不再交还赎金；敢拘留者，按《略人法》（针对当时青州、徐州一带豪强势力抢逼弱民为自己当奴婢的法律）从事。
刘秀“柔道”的第三个内容是：减刑轻税，并官省职。建武七年（公元31年），下令京都地区及各郡、国释放囚犯，除犯死罪的一律不再追究外，现有徒刑犯一律免罪恢复其平民身份；应判两年徒刑而在逃的罪犯，由地方官吏发布文告公布姓名，免治其罪，使其放心回家。建武六年（公元30年）诏书宣布：因军队屯田，储粮状况好转，废除征收十分之一的田税制度，恢复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实行的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田税制度。
汉朝的官府及吏员设置在汉武帝时曾大为膨胀，庞大的官僚机构是造成汉武帝及以后时期民用匮乏的重要原因。刘秀即位后大量合并官府，减少吏员。在这个问题上，刘秀也表现得很有气魄，仅建武六年（公元30年）对县及相当于县的封国进行调整，“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些措施使费用大为节省，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刘秀作为明君，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饮酒，不喜听音乐，手不持珠玉。他曾令太官（掌管膳食的官职）不要接受郡、国奉献的珍馐美味。将远方异国进贡的名马宝剑，赐给骑士。汉朝自武帝以后，后宫掖庭人数达到3000之多，除皇后以外，有爵秩品级的就分婕妤、容华、充衣等14个等级。刘秀即位后，只有皇后、贵人有爵秩，贵人的待遇只有谷数十斛。此外有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均无爵秩和规定的待遇。刘秀在世时要预建陵墓，名日寿陵，特意叮嘱地面不要太大，不要起高坟，低洼处只要做到不积水就可以了，而且将来要像汉文帝那样，不随葬金宝珠玉。
刘秀常常显示出一种恢廓大度、平易谦和的气貌。焚烧王郎文书以安人心，宽宥朱鲔以降洛阳，表示诚信以服铜马，都是常被人们称道的事例。
刘秀的老同学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人，自年轻时就有高名，刘秀对他很有好感。刘秀当了皇帝后，他隐姓埋名不愿相见。刘秀令人画了他的像，天下张贴寻找。后来发现他在齐国一个湖边钓鱼，三次派人才把他请到。刘秀很高兴，当天就亲自去看他，他躺在铺上不起来，也不说话。刘秀就和他躺在一起，摸着他的肚皮说：“唉，唉，子陵，就不能帮帮我的忙？”严光还是不答应。过了好久，才睁开眼睛看着刘秀说：“人各有志，何必勉强我呢？”然后又闭上了眼睛，刘秀失望，只好离开，并叹息说：“子陵，决心不肯为我当臣下吗？”过后，刘秀又见他，只讲旧日的交往，不讲要他做官的事，叙谈了好几天。刘秀从容地问他：“我比以前怎么样？”他回答说：“陛下比以前有些长进。”刘秀和他同床共卧，他把脚压到刘秀的肚子上。刘秀坚持要他做谏议大夫，但他仍不干，后隐居富春山（在今浙江桐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