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中华五千年历史上，历代王朝之所以无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律的支配，其根本原因在于支配王朝兴衰的不是“天数”，亦非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是广大人民的意愿。民心主宰着王朝的兴替，任何一个政府要想提高自己的效能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就必须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古谚“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
无赖变人君
谈到“楚汉相争”的这段历史，人们都会为项羽的失败扼腕叹息。也许，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即刘邦是个流氓无赖。既然他是个流氓无赖，那又何以得天下呢？原来，得天下在“人心”而不仅仅在“仁德”，只要你用人得当，能够俘获民众之心，流氓无赖便是贵胄龙种。讲到此处，也许令无数读书人唯有一声长叹！
秦朝末年，反秦的各部将领经过商讨，立了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楚王，定都盱眙（今江苏盱眙）。并同时约定：谁要是先攻取了关中，就可以在关中做王。经过连番征战，八月，刘邦攻入武关，向咸阳逼近。
十月，刘邦进入咸阳。十一月，刘邦召集各县一些有名望的人士，向他们宣布：“我们这次人关，目的是要推翻秦的暴政。我们不会侵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苦于秦的苛法已经很久，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我曾与诸侯约定，先入关者做关中王，我应该做关中王。我现在和你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原来的秦法一律废除，但所有官吏和行政都保留。”刘邦派人和秦朝原来的官吏一齐到各县、乡邑去宣传。老百姓听说后非常高兴，纷纷带着牛羊酒肉来慰问义军。刘邦辞让说：“仓库里的粮食很多，我不能让你们破费。”老百姓听后更加高兴，唯恐刘邦不做关中王。
后来项羽宴请刘邦，席上明争暗斗，剑拔弩张，上演了历史上的“鸿门宴”。鸿门宴后，项羽即率兵西屠咸阳，杀秦王子婴，烧秦宫室，掳掠财物妇女，然后东归。由于项羽的剽悍残酷，再加上他的所作所为，人们都感到恐惧和不安，因此，都对他没有好感。
汉王二年（前205年）十一月，正当项羽与齐、赵激战时，高祖率兵出关向中原进军。汉军声势浩大，河南王申阳主动投降，高祖置其地为河南郡。郑昌顽抗，被韩信击破，也被迫投降。高祖回到关中，迁都栎阳（今陕西栎阳）。为瓦解敌方和巩固后方，他下令若敌方将领率万人以一郡降则封为万户，又开放秦朝原奉的苑囿园池，令民耕种，此策一出，深得民心。
刘邦是霸王之才，但又是流氓。在传统社会，心怀仁德者往往能取得某些成功，却并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唯有得人心者，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刘邦与项羽相比有“六不如”：声望不如，势力不如，英雄不如，气概不如，信义不如，对士卒的亲爱不如。刘邦虽然在上面六个方面远远比不上项羽，但他却有项羽不可企及的一项优势，并且这项优势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刘邦使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俘获了大量的“民心”。这一点最终决定了刘邦的成功，也决定了项羽失败的必然。
以史为鉴
人心左右一切，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项羽剽悍残酷，不擅用人，既得不到“臣心”，更谈不上“民心”，最后只能落得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的下场。不过今天的得“民心”，主要是指在社交场合和工作场合要能和他人友好相处，有个好人缘，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你也可能就会陷入自己编制的“四面楚歌”。
偶尔以卵击石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朝廷内部由于外戚和宦官势力的激烈斗争，导致皇权易位的变故常在旦夕之间。宫廷内部的斗争，终于导致手握重兵、残暴专横的并州牧董卓带兵进京，经过一番疯狂的残杀、掠夺，董卓成为了一个控制着皇帝、横行于世、谁也奈何不得的霸主，其淫威如日中天。而在这时，曹操却毅然不受董卓之召任，逃出洛阳，在陈留招兵买马，建立起了一支由曹操的宗族家兵为基本力量的仅仅5000人的武装，曹操以这支武装为基础，走上讨伐董卓、成就霸业的道路。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十二月，曹操在陈留郡正式起兵。当时各地州牧郡守有的还在积极筹备，有的甚至还在犹豫观望，只有陈留太守张邈与曹操互相呼应，共同筹划，与他同时起兵。曹操虽然兵少，但他没有被动地等待机会，没有消极地保存自己的力量，而是首举义兵，为天下倡，表现了非凡的胆识、气魄和勇气，这对反董斗争高潮的迅速掀起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第二年正月，继曹操、张邈之后，函谷关以东各州郡才纷纷起兵讨伐董卓，主要有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伯、兖州刺史刘岱、河东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广陵太守张超（张邈之弟）、山阳太守袁遗及骑都尉鲍信等人。荆州刺史刘表得知消息，也聚兵屯驻襄阳，与义兵遥相呼应。长沙太守孙坚则率兵北上，准备直接投身讨董运动。
由于曹操的首倡，才使得一个全国性的天下共讨董卓的高潮迅速到来。关东诸军分驻各地，袁绍同王匡驻河内，韩馥驻邺城，孔伯驻颍川，袁术驻南阳，曹操与刘岱、张邈、张超、袁遗、鲍信等人驻酸枣，于是他们开始联合，共同讨“贼”。驻扎酸枣的诸军，设坛盟誓，由张超手下的功臣臧洪登坛宣读誓词。臧洪声讨董卓暴行，语气慷慨，涕泪交流，在场的将士无不深受感动。由于袁绍是“四世三公”之后，在消灭宦官的行动中又出过大力，同董卓闹翻后又率先逃到冀州反对董卓，因此在盟会上大家公推袁绍为盟主。袁绍得知消息，欣然领受，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
但是，接下来关东诸侯虽陈兵前线，以讨董救国相号召，而实际上却同床异梦、各怀异心，只想保存实力，并没有同董卓真正交锋的打算。对此，曹操十分失望，他气愤地对各路将领说：“起义兵而诛暴乱，今大军会合已齐，现在还有什么值得疑虑的呢？如果我们刚开始举动时，董卓扶持王室，占据长安、洛阳各地险阻，以皇上的声威号令天下，尽管他们残暴无道，但还是让人担心的。可现在董卓竟然劫持天子、焚烧宫室，举国震动，人心惶恐，天怒人怨，这正是他自投罗网，一战即可定天下，这时机万万不可错失啊！”
诸将对曹操振振之词无动于衷，于是曹操决定单独出兵，曹军以此带动诸将，结果仅鲍信兄弟响应，连张邈也只派卫兹带了少量士兵随同作战，自己依然按兵不动。
曹操无奈，只有靠仅有的两路人马奋勇出击了。他准备先占成皋，再图良策。但在荥阳汴水岸边与董卓大将徐荣大军相遇，曹操部下皆为新兵，训练不足，董军却是久经战阵的凉州骑兵，曹军终于在激战一天后败北。鲍信受伤，鲍韬、卫兹战死，曹操也中箭，坐骑也受了伤，只是靠了曹洪舍命相救，曹操才幸免于难。
汴水一战，是曹操军政生涯的一次惨败，也是他以血的代价换到的一次鼓舞：天下诸侯皆非救世之才，能成事者，操尔！只是他还必须从头做起。这一战虽然是失败了，但是曹操这种深明大义的举动却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欢迎，也让他获取了广大的民心，世人只认为曹操才是真心拯救乱世的英雄。这些因素都为他后来的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现代军事家朱德很赞赏曹操在力量十分弱小时，敢于举兵讨伐残暴骄横、不可一世的董卓的行为。他在读到《武帝纪》的如下内容时：“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遂引兵西进，将据成皋。”批道：“成大事者起兵以义。”尽管曹操出师不利：他还是批道：“敢战者成功，不敢战者不成功。”
以史为鉴
杰出人物在观大局、处大事上，都有不同寻常之处，其中之一是不畏强权，敢作敢为。自古以来，我们只知道以卵击石必是自不量力，卵破而石在，但如果能得人心，在对时局的透彻把握下进行行动，以卵击石也能成就辉煌。实力不是决定成败的唯一因素，即使你拥有了实力，拥有了“天时”、“地利”，缺少“人和”，你终究会一败涂地。只要拥有“人和”，即拥有了“人心”，树苗终究会成长为参天大树的。
喝彩中称帝，唾骂中丧命
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其子成帝继位后，尊母为皇太后，王家子弟也因此坐高车、乘肥马，生活在锦衣玉食的奢华之中。王莽之父王曼与王政君同父异母，在王氏八子中排二，只因王曼早死，没有赶上封侯的时光。同王家堂兄弟的奢靡放荡作风不同，王莽因早孤而家财不丰，兄又早死，全家重担由他担起。王氏家族中只有王莽家生活比较艰苦。王莽孝敬老母，尊敬寡嫂，善待侄儿。他勤奋读书，生活俭朴，待人谦恭，衣着言行如普通儒生一般，在王家众兄弟子侄中，王莽显得与众不同。靠着谦恭和心计，三十八岁的王莽后来居上，当上了大司马。
对于官高爵显的众伯父、叔父，王莽更是恭顺知礼，十分听话。伯父大司马王凤生病，王莽日夜守候榻前，亲奉汤药，数月不解衣带服侍，数月下来，蓬首垢面，面容憔悴，比王凤的亲生儿子还孝顺。王凤和皇太后是一母所生，太后前往大将军府探病，王凤病中将王莽托付给太后及成帝，请他们重用这个难得的侄儿。王政君也念及兄弟早死，王莽身世可怜，人也谦虚谨慎，孝顺听话，是王家子侄中难得的贤人。王凤死后，太后让王莽做了黄门郎，不久又升任射声校尉，逐渐成为王氏权贵集团的重要成员。
王莽的谦恭好学，朴素知礼感动了更多的人。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朝廷，愿将自己的封邑分出一部分给王莽。王莽又以十分好学谦恭的态度结交天下名士。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闵、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等当世名士，都上书称赞保荐王莽。汉成帝由此开始另相看待这位表兄。永始同年，王莽又对工商业进行改革，推行“五均”、“六筦”、“赊贷”，结果导致更大的混乱。
在对外关系上，王莽也无事生非。他认为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境外附庸也敢称“王”，违背古制，应改称“侯”，收回汉朝发给的玉玺，重新换赏侯爵印章。这些边域民族，仅仅在名义上尊汉朝为宗主，实际上是自己管理自己的国事。他们每次进贡给中央政府的东西远不如汉朝赏赐的东西多。汉朝这样对待他们是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着想，目的是换取一个和平的环境，使边域少起狼烟。可王莽偏偏嫌国内乱子还不够多，在对外关系上在一个“王”、“侯”这样毫无意义的名称上做文章。这样干的后果是，一些弱小的民族，虽心里很不满意，也强忍住了，可一向强悍的匈奴就不干了，囊牙单于索要旧玺不成，便起兵犯境，烧杀掳掠边境百姓，在北部边域燃起战火。西域、东方的高句丽、西南方的句町国也因王莽的无端挑衅而反抗，或断绝关系，或发起战争，平静了百年之久的边域再也不得安静了。另外，王莽大募天下丁男、死罪囚、奴隶三十万分兵多路北击匈奴。同时，他还发动了对西域、西南边陲诸国的战争，每次都造成大量士兵伤亡。
始建国二年，王莽废汉诸侯王为民，汉宗室从此与王莽分道扬镳了。三年后，王莽滥封公侯以下两千余人，每人仅给月钱数干，这连填饱肚子都不够，这些公侯卿相生活非常穷困，有的人甚至给人当雇工。天凤四年（公元17年），王莽下令没收官吏家财产五分之四充公，允许下属告发长官，奴婢告发主人。这样一来，各级官吏和下属豪强也被逼到对立面。
总之，王莽的一系列举措失当、昏头昏脑的决策，激怒了全国各阶层的人。山雨欲来风满楼，王莽的统治开始风雨飘摇了。
早在天凤二年春时，民间就流传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的说法，百姓奔走观看者数以万数，王莽闻讯后心里很不痛快，虽派人前去处置，但却无法得知黄龙堕谷的谣言从何而来。这实际上是百姓对王莽统治的厌恶和不满已无法忍耐时泄愤的一种办法。当时，面对天灾频繁出现，亦使人们对自称天命在身的王莽统治产生更大疑问，王莽的一系列混乱决策和没有薪俸的官吏的贪暴，逼迫走投无路的农民和各阶层的人一起选择造反这条路。
天凤四年，荆州出现了大饥荒，饥民们慢慢汇成几支造反大军，其中最大的一支是由新市人王匡、王凤兄弟俩领导的饥民队伍，因出没于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中，不时出山攻击周围地区，众至七、八干人，被称为“绿林军”。官兵前去镇压，被他们打败，名声渐渐远扬，来投靠的饥民就更多了，起义军增加到五万余人。
天凤三年，山东瑯琊人樊崇率众起义，起义军数百人，入泰山为根据地，饥民自各地来投奔，一下子扩至万余人。接着，附近的几支义军汇聚，几万人一起合力攻击青徐二州。起义军击败了王莽派来的大将景尚部队，景尚战死。王莽又派王匡、廉丹等率十余万人镇压。起义军以赤色涂眉作为标记，从此人称“赤眉军”。赤眉军与王匡等展开大战，廉丹等二十余将被杀，精兵全军覆没。赤眉军挟战胜余威，人数增至数十万，纵横黄河南北广大地区。此外，北方还有大小起义军部众数十支，小部数万人，大部数十万人。然而，这些被逼造反求生的人，最初只为抢得一份食物而战斗，是迫于饥饿而走上起义之途的。这些人数众多的由饥民为主组成的队伍，没有旗帜，没有号令，没有纪律约束，其首领仅用三老、从事、卒吏等乡里间小吏称呼，不用将军之类大职位相称，也不发布文告之类宣言。这种全国性的大起义，让王莽感到茫然无措，面对这江湖海泽如乱麻沸汤的局面，又拿出天帝祥瑞来欺骗人。公元20年，王莽又一次改元为地皇，制定颁布新朝历，共有三万六千岁之久。幻想以此让人相信统治可长久下去。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南阳汉宗室刘绩、刘秀兄弟发动宾客和族人七八千人起义，政治目标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王莽，发布檄文，历数王莽罪恶，赢得了广大贵族和平民的拥护，很快就发展成为令王莽胆颤心惊的大军。随后，中原几支义军也汇集起来，经过一番整顿.队伍已变得更加精干。众人选了一位名叫刘玄的汉宗室为汉帝，改元更始，故此人称更始帝。不久，汉兵攻下了昆阳.接着，重镇宛也攻克了，更始帝将宛做为都城。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王莽绝不能允许另有一个朝廷与他分庭抗礼，马上派兵镇压。他也明白这是一次决定双方生死存亡的大战，因此便派朝廷重臣王邑、王寻率领在各州郡征发的精兵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人，以身高惊人的巨毋霸为垒尉，并带上了虎、豹、犀牛、大象等猛兽以壮军威。大军出动，旌旗蔽空，干里不绝，连营数十里不见尽头，但刘秀率领的起义军不畏强敌，奋勇出击，以少胜多，大败王莽百万大军。
昆阳之战，王莽精兵猛将全被消灭，他再也没钱没人凑起另一支大军去对抗四方之众了。一月之间，各地都叛离王莽，王莽只剩下长安和洛阳两个大城市还未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