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最大的能耐是抓住昏君的心。所以与其说是奸臣误国，还不如说是昏君误国。在明君的宫廷里，奸臣的路是走不远的，官也是做不大的。只有那昏君身边的奸臣，才能永得富贵，成就害朝灭代的“使命”。
口蜜腹剑是害人之奸
李林甫之奸，可用口蜜腹剑一词概括，李林甫之奸，与唐玄宗晚年只顾美女游乐，不管朝政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让李林甫作奸的机会，哪会出现李隆基失却美人良臣，成为“寡人”的悲惨命运。
李林甫（683—752）是李唐宗室的后裔，唐玄宗时期作恶多端、养乱启祸的首席奸臣。他于开元初年以宗室身份入仕，蝇营狗苟二十余年，竟然在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时当上了大唐的宰相，而且一任就是19年。
李林甫“无学术，仅能秉笔”，素质十分低劣，却能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久居要津。主要靠他“多狡数”的政治权术和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手腕，尤其是他善于伪装的两面派手腕，登峰造极。他面善语甜，骨子里却“性阴密，忍诛杀，不见喜怒。”与人交往，“好以甘言谄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世谓“口有蜜，腹有剑”。一生“以谄佞进身”，全部仕途生涯就是以“佞”起家，以“陷人”为务。
唐玄宗初年，李林甫因嫌官职太小，但又“无学术”，便巴结当朝侍中源乾曜的儿子源洁，代求司门郎中。源乾曜素薄李林甫，只安排为东宫“谕德”，续而迁“国子司业”。李林甫仍不满足，继续钻营。开元十四年，被御史中丞宇文融引荐，“拜御史中丞”。于是追随宇文融合伙弹劾右宰相张说，致使张说罢相。狡猾的李林甫向宇文融交换了这个筹码以后，没有再附和他们，摆脱了宇文融的朋党牵连，又钻营进尚书省，历任刑部、吏部侍郎。
与李林甫同任的另外两名宰相，一为侍中裴耀卿，一为中书令张九龄，都是“学术博洽”，敢于面诤直谏的贤相。张九龄曾阻谏玄宗说李林甫恐异日为宗庙之忧，玄宗没有听从，而李林甫则对他非常忌恨。“侍中裴耀卿与九龄善，林甫并疾之”。张、裴二相由此成为李林甫的眼中钉。但以蜥蜴为心的李林甫很善于伪装和忍耐，尽管心中嫉恨，却夹着尾巴，玩弄善身之术。当时唐玄宗在位已久，渐渐大肆奢欲，不管政事，张、裴二相常与皇上力争，朝政矛盾日益暴露。李林甫则往往利用时机，巧伺上意，“每奏请，必先饷遗左右”，以“伺上动静”。皇上的举止动态，“皆欲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玄宗惊喜若神，十分欢心。李林甫一面迎逢皇上，一面暗中寻端觅畔，排挤张、裴二相。
李林甫倾倒张九龄，当上首席宰相后，心里十分高兴，但皇太子问题并未解决，他企图进一步利用皇太子问题去实现他的权力野心。他想废掉太子瑛，另立寿王瑁为太子，使太子和相权结合，从而架空君王，独断朝纲。因此他暗中指使亲信构陷太子瑛，而武惠妃也未善罢甘休，继续派人监视太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四月，驸马都尉杨洄再次状告太子瑛、鄂王瑶、光天琚与太子妃兄、驸马都尉薛铺秘密勾结，图谋不轨，玄宗又忙召集李林甫、牛仙客商议废太子之事，李林甫还是那句老话：“废太子是陛下的家务事，不是臣等所应参与的。”玄宗见宰相不反对，遂下令废除瑛、瑶、琚为庶人，流放薛铺于湘州，不久又赐死瑛等四人。
在铲除异己的同时，李林甫也大力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然而当这些亲信权位渐盛，皇恩日隆，有可能危急到自己利益时，他同样毫不留情地予以排斥和打击。御史中丞杨慎矜在构陷太子的过程中，替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杨慎矜权位日重后，他又非常忌恨，于是设计陷害，指使王拱诬奏杨慎矜行为不轨，杨慎矜遂遭灭族大灾。
欲壑难填的李林甫，“不惧盈满”，贪求富贵又唯恐有才能的人上来与之竞争。因此“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有才中于时者尤忌之”。表面上对这些人甜言蜜语，关心备至，实际上“崖阱深阴”，暗藏圈套，不断地算计别人。李林甫不仅背后陷害人，还惯于利用别人的矛盾，玩弄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来排斥异己。户部尚书裴宽，“素为上所重”，李林甫恐其人相，内心忌之。刑部尚书裴敦复“平贼有功”，受到皇上表彰，李林甫亦忌之。正好二裴互有矛盾，李林甫便从中挑唆，致使矛盾扩大，裴宽坐贬为睢阳太守，裴敦复贬为淄州太守。这样就把二裴打了下去，阻止了他们入相的机会。
天宝后期，李林甫羽翼丰满，其奸恶本质进一步暴露出来，变得气焰嚣张，凶狠猖獗，权势欲恶性膨胀。他网罗群佞，在朝中为所欲为，“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凡不顺从他的人，都蓄意打击、陷害，无论怎样有地位的官僚、贵戚、名士，只要与李林甫有隙，或不屈于李林甫，都难免遭其毒手。出于打击陷害别人的需要，他着意豢养了一批残酷的“治狱吏”，充当帮凶。“为吏深刻”的罗希奭、吉温二人是李林甫的两个心腹打手，被时人谓之“罗钳吉网”。由于李林甫心狠手毒，骄横无比，百官无不惧怕，“朝野侧目，惮其威权。”尤其是玄宗皇帝嬉游于深宫之中，“或时不视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门，台省为空。”军国机务皆由李林甫在家中决策，下官把李林甫决策好的文案送交陈希烈，让他署名而已。
李林甫之所以能够沐猴而冠并久居要津，首先是因为他“以谄佞进身”，善于逢迎君主，有阿谀谄媚之才。此外，善于玩弄阴谋诡计和政治权术、多方蒙蔽君主视听，也是他小人得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史为鉴
晚年的玄宗被早年的辉煌冲昏了头脑，认为“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倦于万机，恒以大臣接对拘检，难徇私欲”；又对李林甫“任之不疑”，便“悉委政事于林甫”。正因如此，李林甫才敢于或明或暗地在他面前行骗，才能够把他骗了个实实在在，毫无知觉。所谓的奸臣误国不假，而真正误国的却是一个是非不分的“明君”。在生活当中不乏很像李林甫这样的奸佞小人，我们不能像唐玄宗一样没有心机，被小人蒙蔽，要睁大双眼看清小人的真正目的，否则就难以获得成功了。
蔡京乱政，还是徽宗败政
谁都知道蔡京不是什么好鸟，但想想他的主子宋徽宗皇帝，只顾快活日子，游戏于声色犬马之中，他那种只顾艺术生活，不顾天下人民死活的皇帝又能好到哪儿去呢？这样算来，最奸最误国的人竟是皇帝老儿。
蔡京（1047—1126年）字元长，北宋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他在宋徽宗统治期间，曾经四次为相，窃弄国柄长达二十年之久，以其天资凶谲，干尽了倾国乱政的坏事，被时人斥为六贼之首。怂恿、鼓励宋徽宗纵欲享乐并千方百计地聚敛财物供其挥霍，即是蔡京所犯罪行之一。
宋徽宗胸无大志，目光短浅。自从即位之日起，他就渴望着当一个穷奢极欲的快活天子，而从未想过勤勉为政。然而在起初，他还有点顾忌朝野舆论的反对，不敢胡作非为，还不得不假惺惺地装出一副去奢行俭的模样以收揽人心。蔡京入朝为相之后，凭投其所好，鼓励、怂恿宋徽宗率性而为，随意去寻欢作乐，去奢侈享受。
有一次，宋徽宗准备大宴群臣，为了显示所谓天子气派，打算在宴席上全部使用玉石杯盏。但又担心人们批评他太奢侈，于是便把蔡京找来商议。蔡京深知徽宗的用心，就故意用引而不发的方式，先和徽宗谈起了他早年出使契丹时候的见闻。蔡京说：“臣昔使契丹，见玉盘盏，皆石晋时物，持以夸臣，谓南朝无此。”蔡京的用意，是想以此激发宋徽宗争强好胜的虚荣心，然后他才明确表态说，他认为用玉器侍宴是“于礼无嫌”、合乎古制的，劝宋徽宗但用无疑。谁知徽宗听了还是有点犹豫，并对蔡京说：“先帝作一小台，才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复兴，久当莫辨。”言语当中流露出几分胆怯。蔡京见此，便极力为宋徽宗打气说：“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宋徽宗听了这话，便理直气壮地把玉质杯盏摆到了宴席之上。
为了让宋徽宗踏踏实实、心安理得地挥霍浪费，蔡京还极力粉饰太平，经常对徽宗说什么“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最为可耻又可恶的是，他居然还利用宋徽宗崇信道教的心理，随意篡改、曲解《易经》的经义，提出了“丰亨豫大”之说来进一步诱导宋徽宗胡作非为。
根据史书记载，蔡京执政期间，曾经复行方田法、榷茶法、免役法；又曾推行增价折纳之法、和籴之法；还曾屡改盐法、变钞法、铸大钱，等等。他的目的，就是要搜刮财货以讨主子欢心。经过他花样翻新的盘剥，民众的负担大大增加了，例如，江西虔州（今赣州市）地方的田税有的由原来的“十有三钱而增到二贯二百”，有的由“二十七钱增至一贯四百五十”。巩州的役钱则从元丰年间（1078—1085年）的每岁四百缗猛增到政和元年（1111年）的近三万缗。在蔡京新法的盘剥之下，民众越发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这就是蔡京倡言丰亨豫大给人民带来的“好处”。
以史为鉴
上有所好，下必行之。身为皇帝，一点点的小爱好都有可能成为心怀叵测之人攻击的弱点，何况像徽宗这样奢侈的人呢？蔡京从一市井无赖之徒直升到朝廷要职和他的拍马逢迎密不可分，然而他的手段对于一个能够分别忠奸，有所作为的皇帝来说也会产生如此效果吗？当然不会。待人处事切不可像宋徽宗一样，要学点心机，不能被花言巧语的小人所骗，要分清哪些是真心的称赞，而哪些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说的谄媚之词，否则只会被小人所利用。
血溅隋宫
有人劝说隋文帝废掉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杨勇多少知道他们的密谋后，非常恐惧，不知如何是好，时常有反常表现。隋文帝让杨素去查看杨勇动静。杨素来到东宫，故意拖延时间，让杨勇等了许久。见面后，杨勇不免埋怨他一通。杨素回来对隋文帝说：“太子怨望，恐有他变，应该加以防备。”隋文帝听了，对杨勇更加疏远。
独孤后时常派人窥视东宫，搜集丑闻，然后添油加醋地向隋文帝报告。杨广又令亲信段达收买东宫近臣姬威，让他诬告太子图谋不轨。
在独孤后的屡次劝说之下，隋文帝终于拿定主意。开皇二十年十月，隋文帝在武德殿召集诸王和文武百官，当众宣布废掉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
杨勇被废后囚禁在东宫，隋文帝令太子杨广看管他。杨勇自以为废非其罪，屡次要求面见隋文帝申诉冤情，都被杨广阻止。杨勇于是爬到树上大喊大叫，想让隋文帝听到后接见他。杨素对隋文帝说，杨勇被癞鬼附体，已经神志昏乱，不可救药了。隋文帝竟信以为然，杨勇从此再也没见过隋文帝。
仁寿二年（602年）八月，独孤后病死。当着隋文帝及宫女们的面，杨广哭得死去活来，好像非常伤心。但回到自己的私室，饮食言笑和平常一样。
独孤后和隋文帝的感情很好，对他看管得也很严，限制他亲近妃子和宫女。一次，隋文帝见到一个宫女长得很美。就住在她那里。独孤后知道后很生气，乘隋文帝上朝时，把那个宫女杀了。隋文帝闻讯大怒，骑马从后苑跑出，信马由缰，深入山谷二十多里。经高颖、杨素等大臣扣马苦谏，半夜才返回皇宫。他曾叹息着说：“我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
这回，独孤后死了，没有人看管他了。他便纵情声色起来。无奈岁月不饶人，六十多岁的隋文帝，终因纵欲过度病倒了。
仁寿四年四月，隋文帝卧病仁寿宫。七月，病情加重。这时，他才有些后悔，对身边的侍者说：“若是皇后还健在，我不至于此。”
隋文帝自知不起，乃召太子杨广人居大宝殿，随时侍奉。杨广拜见父皇，故作愁容，详问病状，隋文帝略略相告。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也都入阁侍疾。隋文帝与众臣握手辞决，自言凶多吉少，众臣皆出言相慰。
杨广见父亲病重，料想死期不远，心里十分喜欢。他即位心切，就给杨素写信，问他皇帝一旦驾崩，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杨素将注意事项一一写清，封好后吩咐宫女送给太子。
偏偏事有凑巧，那宫女误将杨素的回信送到惰文帝那里。隋文帝看后大怒，心想自己还没死太子就准备继位登基了，心肠也太狠毒了。一时肝气上冲，喘息异常。当时在旁侍疾的宠妾陈夫人和蔡夫人慌忙上前救护。一阵扯乱过去，隋文帝才渐渐平复原状，悲叹数声，蒙眬睡去。半夜醒来时，见两个宠妾仍在旁侍候，隋文帝有些不忍，遂令二人更衣休息。
天色微明，隋文帝正在闭目养神。忽见一人抢入门来，定睛看时，原来是陈夫人。隋文帝见她神色有异，顿生疑窦，忙问原因。陈夫人欲言又止，经一再诘问，不禁泣下，呜呜咽咽地说出“太子无理”四个字。
原来这陈夫人本是南朝陈宣帝之女，生得国色天香，且性情聪慧。陈亡，被隋文帝纳入后宫。独孤后性情奇妒，后宫罕得进御，惟陈夫人有宠。等到独孤后病逝，陈夫人进位为贵人，专房擅宠，主断内事，六宫无人能比。杨广慕她美貌，早已垂涎三尺。陈夫人今晨出去更衣，被杨广撞见，便欲行奸污。陈夫人极力挣扎，才得免于受辱。
隋文帝听罢，跃然而起，用手捶床道：“畜生怎么能托付大事？独孤误我！”说着，即呼内侍入室，令其速召柳述、元岩。二人奉诏而来，隋文帝一边喘一边说：“快召我儿！”二人将呼太子，隋文帝道：“不是杨广，是杨勇！”
柳述、元岩出阁，找来纸笔，草拟诏书，切磋多时，方才草就。他们正要派人去召杨勇，不料外面跑进许多卫士，不由分说，将二人捆绑起来。不一会儿，只见宇文述手执诏书赶到。诏书中说柳述、元岩二人侍疾谋变，图害东宫，应将二人拘系下狱。两人如同做梦一般，便被关进大理狱中，关押起来。
原来，隋文帝令柳述、元岩草拟诏书一事，早已为杨素侦知。他赶忙告诉杨广。杨广闻言大惊，急忙伪造圣旨，逮捕了柳述和元岩。又派心腹刘恕、郭衍率卫士包围仁寿宫，禁止出入。再派心腹张衡入殿问疾，同时密嘱一番。
张衡进入内殿，将陈夫人、蔡夫人和众宫女尽行赶出。众人走不多远，就听里面传来隋文帝喊痛之声，一阵高似一阵。过了一会儿，声息皆无。张衡出来报告太子，说是皇上驾崩。杨广率众人人内捡视。果然见隋文帝一命呜呼，气息全无，只是双眼圆睁，甚是恐怖。屏风上溅有斑斑血迹，不知为何。杨广派心腹守住殿门，不准宫嫔、内侍等进入。
陈夫人等闻变，相顾战栗失色。晚饭后，杨广派人送来一个小金盒子，赐给陈夫人。陈夫人见了，非常害怕，以为要让她服毒。经来人再三催促，陈夫人才将盒子打开，只见里面有同心结数枚。众宫女见了，都很高兴，说：“这下可以免死了！”陈夫人很生气，不肯拜谢，经众人催逼，才叩头谢恩。当夜，杨广就前来奸污了她。
乙卯这一天，为隋文帝发丧，杨广即皇帝位，是为隋炀帝。不久，他伪造隋文帝遗诏，将杨勇及其十个儿子全部处死。后来，又杀了他剩下的两个弟弟（另一个弟弟隋文帝时已死）。至于那个为杨广谋杀亲父的张衡，后来也被杨广借故处死。临死前他大声叫道：“我为人做了何等大逆不道的事情，哪能奢望久活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