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庆夫
唐代初年的河陇地区，由于隋末唐初的战乱，曾经是“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十室九空”，“五年不复的荒凉地方。然而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书记载却说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河陇地区的这一变化，是唐代前期推行足食足兵政策，在这里大规模实行屯防、屯粮、屯牧的结果，由此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
河陇地区处于唐王朝的西北边陲，北邻突厥，南连羌戎，地带狭长，形势险要，是军事的要冲。它与西域诸国接壤，也是中西交通的孔道，国际贸易的中转处。河陇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适宜放牧，可资耕种，因而又是边缘游牧部族经常骚犹、觊觎的“乐土”。所以，对河陇地区加强守备，进行政治、军事的经营，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于唐太宗着力在西域经营安西四镇，与突厥战争不断，故对河陇所用精力不是太多。到了髙宗统治时期，突厥、吐蕃势力渐渐强大，多次攻陷四镇，屡犯河陇，危及凉州。史云凉州南北不过四百余里，突厥、吐蕃频岁奄到城下，百姓苦之。这样，加强河陇边防势在必行。于是武则天和唐玄宗统治期间，在积极备战，足食足兵，“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的思想指导下，对河陇地区的屯防，采取了下述措施：、首先，大大扩充了河陇的屯防军队。公元686年，武则天的谋臣陈子昂到河西巡视，发现甘州是“河西扼喉之地”，南北两方面的敌人“朝夕警固，颇有窥觎”，而“堪胜兵者不足百数”，十分危险。当时陈子昂曾提出增兵的建议。后来，甘州北部的同城加强了兵力，曾设置了宁寇军。玄宗称帝的前一年，即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为了方便管理，从陇右道分出黄河以西为河西道，并在这里首次设立节度使。唐玄宗登基后，在开元初期，对边防兵力重新布置，在置河西节度使的基础上，增设了朔方、陇右、河东诸节度使，分别统领诸镇驻军。各节度使统率的兵力是：
河东节度使五万五千人朔方节度使六万四千七百人河西节度使七万三千人陇右节度使七万五千人其中以河陇地区屯兵最多。从分担的使命看，河东、朔方两节度使互为犄角，对付北方的突厥；陇右节度使则对付南部的吐蕃；河西节度使居西，使命是隔断突厥与吐蕃的勾结，同时与安西四镇配合，保卫西域各国的安全，保证丝绸之路的通畅。河陇地区所设两节度使，一个治在凉州(今武威县），一个治在鄯州(今乐都县），两者之间也形成了一个犄角之势，正好同西南方面的吐蕃对垒。据《元和郡县志》、《唐会要》、《旧唐书地理志》、《通鉴》等书的记载，河西节度使统九军二守捉，集中分布在凉、肃、瓜、沙、会各州；陇右节度使统十军三守捉，集中分布在鄯、廓、洮、河各州。此外，还有各书记载不一致而没有计入的几个军，如哥舒翰收复九曲后，曾于天宝十三年在这一带置宁边、威胜、金天、武宁、曜武五军。关于这五军，《新唐书兵志》和《元和郡县志》都有记载，《旧唐书》没有收进，而《唐会要》卷78《节度使》条下所记则是：分九曲为洮阳、浇河二郡，于二郡各置军为神策军、宛秀军。又《元和郡县志》记威胜军设在宛肃城，宛肃城即是宛秀城，则威胜军当是宛秀军。说法虽不尽同，于九曲一地置军的事却是有的。总之，河陇地区的屯兵是逐渐增多，到唐玄宗时巳是“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
其次，注意提离屯防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唐代的府兵制在高宗末年随着均田制的破坏逐渐废弛，戍边兵士期满不加轮换，衣饷多不供给，致使“逃亡略尽”。而“缘边军镇，每年更代，兵不识将，将不识丁”（D)，难以适应边地的战争需要。为此，开元初，开始招募服役6年的健儿兵戍边。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唐玄宗采纳张说之的建议，正式用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但招来的壮勇却多出自市井无业的游民，未经战阵，素质很差。对此，唐玄宗曾采取了一些建设性措施：一是进行整顿，淘汰老弱军官，选拔年轻干练者补充。他提出边远判官，多有老弱，宜令吏部每年于选人内拣择强干堪边任者随阙补授。”同时，又下达了《恤缘边兵士诏》、《量助长征家口营种诏》、《给年满兵募程粮诏》等，对河陇等边防士兵及家属的生活疾苦表示“关怀”，加以“优恤”，下令所过州县给予安置。这对于稳定军心、提髙士气起到了一定作用。二是加强战备训练。他在《今河西陇右等处防边诏》中说边塞严，甲兵备，军旅本职也。虽万方和同，不可薄其武备；百蛮朝贡，不可轻其疆场。”他告谕河陇边防军将士咸宜裹粮坐甲，秣马利兵，明教队伍，远为侦候”又讲遏寇防边，在于有备，兴师训卒，用戒不虞，陇右诸军，地当戎虏，尤资振耀，以壮边威。”他命令荣王琬代表他巡按陇右。开元初，唐玄宗再；次强调对将士的训练，令名将薛纳为陇右防御使，“大募勇士，诣河陇就纳教习”。三是严格赏罚制度，规定将士以下，“有能斩获吐蕃赞普者，封异姓王；斩获大将军者，授大将军；获次以下者，节级授将军、中郎将，不限白身、官资，一例酬赏”。《新唐书吐蕃传》则曰：“帝以书赐将军：敢有掩战功及赏者，上自陈，将吏皆斩。战有逗留，举队如军法，能擒其王者，授大将军。于是士益奋。”这些，与高宗后期军队中赏罚不明，“主将不选，士卒不练，徒如驱市人以战，故临阵对寇未尝不先息溃散”的景况对比，当然是一个极大的改进。
再次，改进了防卫方略。第一是注重策略，在对敌作战时力避硬打硬拼。武则天时期的郭元振就指出：对于吐蕃与突厥，要举措慎重，“设策以羁縻之”，“若图之不审，则害亦随之，如防害有方，则利亦随之”。具体表现在对安西四镇的处理上。安西四镇的设置不仅保证了西域的安全，而且是河西的屏卫，它隔断突厥和吐蕃的联系，牵制其不得内侵，具有十分重要的国防意义。吐蕃为了进攻西域及河陇，不断与唐朝争夺四镇。高宗时四镇多次失守，则天临朝，一举夺回。吐蕃为此接连和唐朝发生冲突。对此，郭元振献策，利用大臣论钦陵和吐蕃百姓的矛盾，抓住吐蕃人民厌战情绪，加紧和平攻势，年年派使者与吐蕃议和，使吐蕃国人认识到挑起战争的罪魁是论钦陵，从而对他产生怨恨，最终达到离间吐蕃的目的。果然，吐蕃君臣相互猜韪，论钦陵终因得罪赞普而被诛，唐蕃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度得到了缓和。第二是在对敌作战时强调相互配合，从各方面牵制敌人，力避孤军深入。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曾派薛仁贵、郭待封攻打吐蕃，由于配合失当，加上孤军深入，劳师袭远，在大非遭到惨败，从此，军旅不振。唐玄宗改变了这种局面，他在给节度使的诏书中说本设方镇，以防缘边，至于警急，宜相救援，今故纠合诸军团结劲卒，务令首尾相卫，心力叶同，张罗网之形，开椅角之势，俾寇进不能犯，退无所归。”开元十五年，叶蕃勾结回纥叛党杀死陇右节度使王君奂，整个河陇为之震骇。为了加强防守，唐玄宗下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防秋。至冬初，无寇而罢；伺虏人寇，互出兵腹背击之”次年由于各军配合作战，分进合击，开始转败局为主动。吐蕃大将悉末朗先攻瓜州，被刺史张守珪击败，接着陇右节度使、鄯州都督张怀亮引兵于青海西南渴波谷，大破吐蕃军。不久，积石、莫门两军又来接应，于是诸军合力追讨，大捷而还。第三是随着河陇屯防军队的增多，在战略上开始以攻为守，力避消极防御。天宝年间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各军主动出击，捷报频传。如《通鉴》卷215天宝元年十二月就有三条战讯：“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岭等军；戊戌，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营三万余众，斩获五千余级；庚子，河西节度使王倕奏破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尤其哥舒翰领兵河陇，更是屡奏边功。天宝七载，“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名之曰应龙城，吐蕃为之屏迹。”天宝八载，他率领朔方、河东郡牧十万攻克石堡城，置神武军。天宝十二载，又攻破洪济、大漠门等城，收回黄河九曲故地，列郡县，置神策等军，并于此地屯田积谷。哥舒翰的威名使吐蕃生畏，在当时这一带就有歌唱道：“北斗七星髙，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这充分反映了河陇边防的巩固，形势的变化。
在此同时，北部的突厥也由于唐边防的强大的而敛迹。突厥内部矛盾加剧，在一度复兴之后，再次衰微，开始同唐王朝修好，献马，互市，以至于归服。西突厥各部也相继内属，遣使献表，表称：“伏愿稽首”，“永作边扞”，“长为臣子”。
随着河陇地区驻军的增多，物资供应成了大问题。仅靠从内地转运是不行的，因为当时国用开支日增，关中所收不能满足需要，连京城的供给都要仰仗江南漕运。倘一时转运不及，长安就会发生危机。裴耀卿就曾对唐玄宗讲，在贞观、永徽时，每年从江南转运粮食20万石便够用了。但“今国用渐广，漕运数百，犹不能支。”因此，在河胧戍守，需另谋出路，就地解决粮食问题。
河陇之地，处于黄土高原，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又有大量的生荒沃土，是发展农业的基地。古人称道这里是“强兵足食之本”，指出：“屯修于甘，四郡半给，屯修于甘、凉，四郡粗给，屯修于四郡，则内地称苏矣。”西汉、东汉、隋朝都曾经在这一带地方屯田积谷，且战且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唐代前期，由于战乱，这里户口减少，百姓流亡，土地大量闲荒，又给屯田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一些有眼光的统治者如武则天、唐玄宗等，都把这一地方当作他们发展生产、巩固边防、实行足食足兵政策的场所，他们采取的主要方式，首先是屯田，其次是和朵。
关于唐代前期屯田(也称营田）的目的、地域以及屯田类型，史书有记载说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唐开军府以杆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又讲：“前世屯田皆在边地，使戍兵佃之。”
这些记载说明：一、唐前期因为“转运不给”，屯田以增军粮；二、唐前期的屯田以军垦为主，民屯为次；三、屯田的地点多在边防，更具体一点说，是驻军一带的闲荒之地。这里虽然没有专指河陇，但河陇地处边防，多驻重兵，田地广阔，与所讲情况相符，是应该包括在内的。
关于屯田的管理办法，《唐六典》、《通典》和《新唐书》记载互有出入，但有几点是比较清楚的：
其一，屯田基本单位是“屯”。凡隶属各州、镇、诸军者，一屯为50顷地；凡隶属司农寺者，一屯为20顷以上，30顷以下地。
其二，在尚书省工部设屯田郎中，专管全国屯田政令，决定屯田地点以及水陆腴瘠、播殖地宜、功庸烦省、收率等级诸项事宜；在州府军镇则由节度使兼管营田，唐玄宗时正式设营田使，由节度使担当；屯则设有屯官、屯副，由善农事、有书判、堪理务者担任，以监督管理屯上的生产。
其三，屯田的农具、耕牛，按土地软硬情况(或讲“上地”“瘠地”)配给，土软处每150亩配牛1头，土硬处每120亩配牛1头，稻田每80亩配牛1头。余外工具由诸冶监统一冶造发给。
其四，诸屯按土质好坏、收成丰歉定为三等，同时取当地民田产量的中等数，作为定等的参照。
其五，屯田上的惩处制度，规定收多者褒进，不法者谪治。
其六，每年春季向兵部造报表，作出下年屯田计划，其中包括屯田亩数以及距离州府军镇远近，由兵部审度批复。
总之，唐初屯田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屯兵、屯田户受到种种限制及苛重剥削，人身很不自由，他们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佃户，是依附于官府的农奴。敦煌遗书中有一个《唐定兴等户残卷》，原件盖有“河西支度营田使印”，是当年河西屯田户的帐籍。帐上共计29户，每户都写着各个成员的姓名、身份、年龄，并在名字旁边注明所交租数，每户末了还总计租数并得出交租种类及各类数目。从帐目上看，人口多的户(如李光俊家13口）交租可达59石，人少者(如唐定兴仅夫妻两口）也达到13石之多，而一般5口之家也都在25石以上。可知屯田户租税之重。
关于屯田的效果，从史料所反映出来的情况看，是好的，下面略作考述：
武则天时期在河陇地区推行屯田的基地主要有两处，河西道有张掖，陇右道有河源(今西宁东南一带)。张掖不仅是咽喉之地，而且自然条件优越，有黑河、弱水、洪水等充足的水源，更有大量的平坦沃土。陈子昂就指出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40余屯并为沃壤，故每收获常不减十万。”这只是在通常情况下的产量，如果挖掘潜力，还可以有更大的收获。所以陈子昂分析道但以人功不备，犹有荒芜，今若加兵，务究地利，岁三十万不为难。”这里讲张掖屯田40余屯，而《唐六典》写作19屯，很可能陈子昂是按每屯20顷到30顷之间计算的，《唐六典》是按50顷为一屯计算，如果是这样，算下来大约是十万亩地的样子。岁收20万石，则亩产应为2石。在唐代前期能有这样的产量，农业生产水平相当可观。《旧唐书郭元振传》曰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结果粮食丰收：“旧凉州粟斛售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这是长安年间的事。《贞观政要》卷6关于贞观之治的描述是“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就是说，当年河西在郭元振、李汉通等人的治理下，一度曾经出现了比贞观之治还要好的年景。这是否有点夸大呢？《册府元龟》卷503的记载大致一样，所不同者，唯“遂斛至数十钱”一句，从原先的数千钱降到数十钱，这恐怕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关于李汉通尽水陆之利的具体记载不见于史书，无从详知。唯《甘州府志》记张掖系黑河、弱水漫衍之区，到处洼下，掘土成泉。滞则有沮铷之虞，疏则有灌溉之利，大约唐始开屯，元明益广。”又讲唐李汉通，元刘恩先后开屯，全资灌溉”，虽寥寥数语，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点根据。民国时期甘肃学者慕少堂(寿祺）曾着《甘州水利溯源》-文，讲现在张掖南部黑河上的盈科渠、大满渠、小满渠、大官渠、永利渠、加官渠等皆为唐时开创，可灌田465400多亩。安史之乱后，河陇屯兵内调，河陇陷人吐蕃之手，史书不曾记有张掖兴水利的事情，故此推想，以上诸渠，或者就是郭、李当年所为总之，甘、凉一带的农业是发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