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舍才能得
春秋时期，晋文公率领军队与楚军在城濮长期对峙。有一次，他问大臣狐偃：“怎么做才可以战胜强大的楚军”。狐偃说：“可以用欺骗的办法”。晋文公又问另一个大臣雍季，雍季说：“用欺骗的办法只能是像把池水掏干后捉鱼一样，到第二年就没鱼捉了，打仗还是要靠实力的”。后来，晋文公用狐偃欺骗的计策打败了楚军，但在论功行赏时，雍季却在狐偃之上。众人见了很不理解，晋文公解释说：“用欺骗的计策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胜利，有自己的实力却是百年的大计，我们怎么能认为一时之利要比百年大计重要呢？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重赏雍季的原因”。狐偃听后，心服口服。
在《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句话：“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意思是把水塘掏干后才来捉鱼，当然会捉到很多的鱼，然而这样做的后果是以后就再也没有鱼了。这句话常用来比喻只图眼前利益，不作长远打算，与俗话说的“杀鸡取卵”是同样的道理。要知道人生一辈子，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既然这样就不能用“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办法，来追求“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痛快。而是要为自己的明天早作安排和打算。
就像吴思先生在他的著作《血酬定理》中说：“土匪为了追求血酬（吴思创造的历史学概念，即流血拼命所得的报酬）的长期最大化，会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只有流寇才一路烧杀抢劫，涸泽而渔。而土匪收费后，却承担了维持治安、抗击外匪的责任”。这是看起来几乎不可思议的事情，土匪是什么？土匪是以打家劫舍为生的地方武装团伙或其成员。土匪做的事就是扰乱社会治安，欺负人民群众的事，怎么反而在收取费用后，承担了维持治安、抗击外匪的责任呢？一般说来维持治安、保护民众都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吴思先生在书中还举了一个例子。
1922年，美籍牧师安东·伦丁在河南遭到土匪绑票，获释后，伦丁牧师写下了关于土匪的见闻：“有一天，一片浓重的阴郁笼罩了匪首和整个营地。匪首的一个下属违反了命令。正在受审的这个土匪在他们自己的地盘里，偷取了老百姓的一条毯子，当消息传到匪首耳朵里时，他暴跳如雷，命令马上把这个该死的土匪宰了。这个土匪的许多朋友为此都来求情，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奏效。人被枪毙后的好几天里，营地里人气低落消沉。尤其是匪首自己，更是明显的郁郁寡欢。”伦丁牧师看到这些后，对土匪的印象产生了一些好感，但是他刚出土匪区，对土匪的印象一下子就变坏了。因为土匪们在非土匪区里，无恶不作、烧杀抢掠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伦丁牧师对土匪执法的那段描述很真切。可以从中看出，在自己的地盘里，土匪比警察还要严厉地打击犯罪。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爷侯少煊，在《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中写道：“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人和旅客往来，素来极为频繁。但1913年以后，时通时阻，1917年以后，几乎经常不通。后来土匪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取保险费，让过路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后来土匪们鉴于抢劫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会断了他们以后的饭碗，于是也兴起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抢劫。即百姓每月缴纳保险费后，这个土匪头子就要负责保护百姓，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土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土匪去打土匪。这样一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劳动，逃亡的人开始减少，土匪徒没有了抢劫的麻烦，坐享收益，多少也是些好处吧。”
原来，无论是保民还是害民，土匪们都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长远化。抢劫行为存在的前提，是要有可抢的东西；绑架人质的前提，是人质有支付赎金的财力。在风险和成本相同的条件下，人质越有钱，抢劫对象越富裕，绑票和抢劫的收益越高。反过来说，抢劫绑票的对象越穷，抢劫的收益越低。低到得不偿失的程度，土匪就没法干了。在收取保险费后，承担维持治安、抗击外匪的责任。土匪们的这种做法，就是“养鸡生蛋”的办法。
智慧火花
养鸡就要耗费粮食，然而没有鸡就没有蛋，要想吃蛋就得先养鸡。所以先予才能后取。俗话说“舍得、舍得，能舍才能得”。
要想得，就先要学会舍
帮助别人是最有益的投资，最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可能要算是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了。他以贫贱的钱庄学徒出身，在短时间形成近代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历数清朝两百多年的史迹，通对经商获得官位、戴红顶而又穿黄马褂的，只有胡雪岩一个人而已。胡雪岩小时候家境异常贫苦，他以帮人放牛为生，年龄稍大一点，又被亲戚推荐到杭州阜康钱庄当学徒。他做事勤快，人也机灵，很快学会了钱庄的业务。于是，老板便升他做“跑街”。其主要业务是讨“死账”，即难以讨回的债。胡雪岩要讨的“死账”债主们中，有一批很特殊的人，他们是捐班候补的知县、知府等。原来，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政府为镇压起义，军费消耗巨大，国库都已经枯竭。为了支持国家的日常开支，清政府便开始卖官鬻爵。但是，由于当时卖出的官爵多是虚职，即使花钱买了知县、知府等官也得“候补”，即等着空出位子才能补上实缺。有钱的商人、地主，买个虚衔充充面子也就满足了。而那些倾囊、借贷捐官的人，花光了钱等着补缺，候补期间就得靠借债度日，他们借贷的对象便是钱庄。钱庄向候补官员借款，若是较短时期内，某个官员得到实缺，该官员便成了钱庄的政治靠山。而一旦久无实位，甚至终生不得补实，借出的钱便成了“死账”。
当时杭州城里有许多候补的官员，胡雪岩的主要业务便是针对他们，而这些人中有个叫王有龄的年轻人。他曾经科场失意，而赴京考试又花了很多钱，加上在地方任小官的父亲这时也病故了，致使他流落杭州，贫困潦倒。不仅拿不出回福建家乡的路费，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正在他走投无路之时，被跑街的胡雪岩遇上了。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之后，胡雪岩对王有龄的状况有了大致的了解。他觉得王有龄并非等闲之辈，虽然现在落魄，但如果能帮他补得实缺，将来对自己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于是胡雪岩暗下决心，只要有机会，一定要想办法帮助眼前这位同龄的年轻人。不久，胡雪岩跑街收回500两白银，于是他就自作主张将这钱送给了王有龄。让他重返北京，向吏部通关节，好捐得一官半职。
王有龄绝境逢生，他用这500两银子捐得一个七品县令。又在离京前正巧又遇上内阁学士何桂清。何桂清曾经是王有龄父亲的学生，当年穷困时也曾得到王有龄父亲的救助，只是后来因为兵荒马乱失去了联系。这次何桂清从中帮助，使王有龄得到了浙江粮台总办的实缺。再说胡雪岩，因为把钱庄的500两银子私自送给了王有龄，所以被赶出了钱庄，还要他还钱。正值急难之时，已经上任的王有龄找到了他。王有龄不仅为他还上了钱庄的债务，又要给他官职。胡雪岩说自己不会做官，王有龄便资助他开钱庄。胡雪岩在王有龄的支持下，很快就成了杭州城有名的富商。1860年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成了封疆大吏，他便保举胡雪岩做了浙江粮台总办。这样胡雪岩既有经管通省钱粮的官职在身，又有王有龄的大力支持，生意更加红火，成为了杭州城的首富。
然而不久，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带兵包围了杭州城。江南大营的清军前来增援，不料正好中了李秀成的调虎离山之计。李秀成待江南大营空虚之时，突然回军并一举攻克了江南大营。随后又回军攻打杭州。守城的王有龄便派胡雪岩到上海却购置军火、粮食，准备在杭州长期坚守。然而不待胡雪岩归来，李秀成便于1861年的年底攻克了杭州。王有龄见大势已去，便自缢而死。当时的胡雪岩正押着满载军粮和枪炮弹药的二十多艘货船，自上海开往杭州。因为外线全是太平军，虽然眼看着杭州城缺粮缺弹，却也无法接济。这时湘军将军左宗棠奉命驰援杭州，军队走到广信（今江西上饶一带）时，左宗棠却按兵不动。原来湘军统帅曾国藩与王有龄有过节，所以安排左宗棠前来取代他。
王有龄死后，胡雪岩得知取代他的人是左宗棠，便指挥船队直奔江西去投奔左宗棠。左宗棠虽然知道胡雪岩是王有龄的心腹，但看中胡雪岩手中的那批物资，还是热情接待他。通过几天的接触，左宗棠见胡雪岩办事认真，为人忠厚，便让他担任自己的粮台和转运局公办。从此，胡雪岩又成了左宗棠的左膀右臂。1864年，左宗棠攻占了杭州城，胡雪岩随军还乡。当时的杭州城一片荒凉，死尸积巷，难民成群。胡雪岩不忍见家乡同胞受难，便力劝左宗棠赈济难民，招商开市，很快恢复了杭州秩序。胡雪岩则倾其所有，并以他在商界的地位，劝商人们都捐钱救人，这些做法挽救了杭州城众多的灾民。
1865年，左宗棠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他离开杭州到福州去任职，胡雪岩也随同前往。一到福州，胡雪岩便建议左宗棠在马尾港设立造船厂，加强海防力量。此时，太平天国已经失败，设厂目的是针对外国侵略者。左宗棠根据胡雪岩的建议上奏，得到批准。左宗棠便把办厂的一切事务都委托给胡雪岩，不久，他们建成中国第一个近代机器造船厂。船政局开建不久，我国西北发生了由沙俄支持的入侵新疆事件，清政府命令左宗棠出关作战。于是，左宗棠率7万楚军，经河西走廊入新疆打击侵略者。
左宗棠远离内陆出关迎敌，遇到了兵饷、武器供应等重重困难，这些困难全赖胡雪岩一人解决。1877年，左宗棠全歼4万侵略军，收复了失地，他对胡雪岩的努力感激不尽，上奏皇帝说：“胡雪岩的功绩与前敌将领是一样的”。由于沙俄不甘心入侵新疆的失败，对新疆总是怀有野心，所以清政府仍然让左宗棠留在西北，对抗沙俄。以后，左宗棠开始开发西北、建设边疆。胡雪岩又为左宗棠提供了不少的帮助。由于胡雪岩在收复新疆和开发大西北的过程中功不可磨，所以左宗棠多次为他请功。胡雪岩几经升迁，最终官拜一品。在有清一代，没有第二个商人享有如此殊荣。从此，“红顶商人”的雅号，便成了胡雪岩的代名词。
从表面上看，胡雪岩帮助王有龄和左宗棠时，像是在赌博，而且赌注都还很大。但实际上，胡雪岩是经过认真考虑和仔细分析的，用今天的话来讲，是有把握地来进行一种风险性的投资。而通过分析胡雪岩的成功之路，我们不难明白“帮助别人是最有益的投资”的这个道理。
智慧火花
任何投资都不可能没有风险，这种人情投资也是一样，一是这人到底能不能成功，二是这人成功后又会不会帮你。总之，投资的成功与否，关键就在于投资者的眼光和对风险的把握。
施惠于人，得己所需
明朝嘉靖年间，有个为人正直的宰相叫严讷。有一年他回到家乡，见家乡的教育很落后，就决定在家乡盖一所学校。学校的房屋基地规划好以后，在规划的范围之内，有一座很破旧的房子。主管盖学堂的人走到这户人家一看，见是一家既做豆腐，也兼卖烟酒的小店。主管盖学堂的人就对户主说：“我们宰相要在这里盖一所学堂，想买下你这所房子。你开个价吧，总之不会让你们吃亏的。”可是户主却说：“办学堂好是好，可我这房屋是祖上传下来的，在我的手里卖掉，会让别人耻笑的，我不想卖。”主管的人跟他好说歹说，可他就是不肯答应，只得回去向严讷禀报。严讷说：“他不肯卖，先不要逼他。你们先动工兴建其他的房屋，到时我自有办法让他们搬迁。”破土动工前，严讷特意吩咐主管的人，不要欺侮难为那户人家。工地上每天需要的豆腐和烟酒，就不要到别处去买了，一律到那户人家买，要什么价就给什么价，不能少他的钱，而且要预先付款。
几天后，开始大兴土木，工地上人来人往，一片繁忙的景象。几百号人的吃喝，全都到那户人家采办，他家的生意顿时兴隆起来。全家都出动还忙不过来，只得雇人帮忙。没多久，便赚了很多很多的钱。旧家具换成了新家具，满屋子是储存的烟酒和蔬菜，连插脚的地方都快没有了，买卖还是一天比一天兴旺，夫妻俩开始为屋子的狭小而发愁了。这天主管的人又去采办东西，对他们说：“我说店家，我们工地还要增加好多人，以后你们的生意会更加兴隆啦！”店主满脸歉意，说：“托严宰相的照应，我们才有今日。宰相以前想买下我这破陋的小屋，我还不答应，实在是太不应该了。现在我答应让出这屋子啦。”主管的人上报给严讷，严讷说：“不能白要他的房子，可以在附近找一所比他家原来的要好一些的房子给他。”房子很快就找到了，那家人也非常满意，没几天就搬走了。
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强行拆除老百姓的房子，都可以不当一会事。严讷作为像国务院总理一样的大官来说，要强行赶走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可以说是不用吹灰之力。但严讷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施惠于人，使那家人主动要献房，这不仅是严讷做人有着高尚品德，也是他做事有着过人的智慧。所以他在明朝中晚期的黑暗的官场做官多年，却可以得到善终。因为他明白以强制的手段来处理事情，也许能够做得很快，但是这往往会伤害到别人，伤害到了别人，就是给自己留下后遗症。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舍得小利，着眼未来”的办法，就是既不伤害对方，又可以有利于自己的最好办法。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齐庄公被人杀死了。齐庄公同父异母的弟弟杵臼被立为国君，他就是齐景公。齐景公这人穷奢极欲、嗜好大兴土木。他修建了不少的楼台宫室，又搜集不少的良犬骏马。为了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和压制民众的不满情绪，他向老百姓征收重税，还实施了很重的刑罚，老百姓的怨气都很大。景公有两个兄弟，一个叫公子尾，一个叫公子夏。这两个人早想夺取王位。他们针对景公的倒行逆施，开始施恩于民众。景公却没有察觉公子尾、公子夏的用心，还觉得他们只做些讨好小老百姓的事情，真是可笑极了。
有一次，景公前往晋国去访问。晋平公举行酒宴招待他，坐陪的有晋国著名的乐师师旷。师旷不仅精通乐理，而且懂得如何治理国家。齐景公很早就听说他的大名，所以酒宴刚一开始，景公就毕恭毕敬地向师旷求教治国为政的道理。师旷淡淡地回答了一句：“必需要善待老百姓！”景公觉得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也就没有再意。酒喝到差不多时，景公又想从师旷那里讨教一些治国的高招，便再次向他求教：“太师，你还有什么能赐教寡人的高招呢？”而师旷却还是那句：“必需要善待老百姓”的话。景公心想或许是师旷徒有其名吧，怎么翻来覆去总是这么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