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纽曼乘公共汽车到机场去会见总统顾问克莱尔·李·陈纳德。陈纳德母系祖先，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罗伯特·E·李将军有亲缘关系。他给人一种坚毅的感觉。方下颏，头发乌黑发亮，目光锐利。他原来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学校教员，后来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名驱逐机飞行员。他退役后，于1937年被蒋夫人召到中国，他的名字是一位在华飞行的美国人和一位访问过美国陆军航空队基地的中国空军司令告诉蒋夫人的。当这位中国空军将领在该基地访问时，陈纳德还在这个基地研究一种他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很重要的战斗机战术，陈纳德这种不墨守成规的作法，使他与喜欢搞轰炸飞行而低估战斗机效用的美国高级军官发生龃龉。
纽曼拜访陈纳德时，陈纳德讲得很少，看了他的德文简历之后，他告诉纽曼，他认为在几年以后，中国政府将会面临被隔离的困境，所有的供应都将被切断，日本人一定会这么干的。因此，仅配备有铁锹、十字镐和爆破筒的成千名的苦力，正在另外建造并即将完工的一条“生命线”——滇缅公路。这是一条很窄没有铺路石的公路，穿过难以置信的地形、山脉、峡谷和吊桥……在它直通中缅边界村庄望亭的500英里路程中，没有一个服务站。陈纳德（当对被授予中国空军上校衔）催纽曼去见荷·诺斯曼，他是当地的法国雷诺——提萨卡车装配厂的德国经理，这家工厂与中国交通部订有合同。陈纳德说，此时此刻、如果纽曼能够对中国的地面运输有所帮助，他可以为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尽管陈纳德上校可能提出由中国空军雇佣他，但他感到这样做还太早，而且他以后随时都可以和他联系。然后，他亲笔写了一张便条给昆明中央银行经理张先生，让他帮纽曼从六十七幢欧式住宅租到一幢。张先生把“模范村”里仅剩的一幢欧式住宅分配给了纽曼。这房子在城外半英里处。中央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鲍勃·安格尔和他的太太——一位前美国海军护士住在第六十号住宅，陈纳德住第六十五号，纽曼住进了第六十七号。“模范村”住宅里的其他居民都是欧洲人，都是直接或间接为蒋委员长的政府工作的医生和工程师。
“模范村”的四周用泥墙高高地围了起来，以保障安全和不受干扰。在它的每一幢小巧、现代的平房里，家具简单但足够使用，在两间卧室和一间起居室之外，每幢平房还有一个壁炉、一间带厕所的西式盥洗室（但没有浴盆或淋浴）、玻璃窗，有的还有一扇通往花园平台的玻璃门。每天早晨，厨房和盥洗室的用水得由苦力用桶从附近的滇池湖挑来，爬上又窄又陡的木板梯子，倒进撑在一个柱子上的水箱里，这样的水箱，每幢住宅一个，如果要饮用这种水，那还得将它煮沸几分种。这里只在白天供电，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30分，只要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广播时间一到，供电便停止。纽曼还有一个女厨师和一名留宿女佣人，她们留着长辫子，走起路或干活时，长辫子在背后一甩一甩的，她们在他家里每星期工作七天。她们是由中国银行提供的，中国银行与中央政府另有协议，要照顾好“友好”的外国人。房租和女佣人们的薪金都没与他们商量。
纽曼搬进这个村几个月，一位名叫布朗的美国领事馆官员奉命回国，他把他那台很大的菲利浦牌短波收音机留给了他，作为他为他修好了那辆马力很大的哈得逊牌敞篷车刹车的报答。从那时起，他就像所有外国人一样，虔诚地收听每天下午六点英国广播公司伦敦向东方播放的节目。精彩的新闻广播开始时，先是英国议会大钟声，随后是广播员那著名的低音：“我们在伦敦播音，现在是新闻……”这是他们获得外面世界报道的惟一来源，他们真该向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致敬！
在昆明市外的雷诺厂，20辆柴油发动机的卡车，正准备好要首次登上还没有完全修好的滇缅路。纽曼做了自我介绍之后，经理问他：“你愿意带领这个卡车车队去缅甸边境吗？”这些卡车将装载锌棒和钨棒，从中国经缅甸首都仰光运往美国，然后再装回一桶一桶的航空汽油和柴油，一箱一箱的机关枪子弹和许多的每枚重达500磅的空用炸弹。如果纽曼能写一份道路情况的调查报告，并附有呈交经济部的适当建议，那就更好了，他感到这差事很有吸引力，就答应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两星期以后”。
纽曼的助理司机和另外十几辆车上的38名司机都是中国人、他每天都到雷诺厂去协助检查每一辆卡车和发动机。令他非常失望的是，他在香港学到的广东话和他最得意的手势，在昆明一点也用不上，完全一样的中国文字在那个地方的读法却完全不同，使得纽曼和他的同事之间谁也听不懂谁的话。
车队出发前的一个星期，昆明市拉响了一次空袭警报，尖叫尖叫的警报声向这个城市的市民表明“是要发生什么事了”。在陈纳德的帮助下，中国人建立了一种简单但很有效的预警系统。它是在市区最高的山丘上竖起一根高杆，杆子的顶端挂一个直径五英尺的红球，从各方向都可以看到，告诉大家在离昆明200英里的地方听到或看到了有“来历不明的飞机”，正在向昆明飞来；45分钟以后，发现这些“不明飞机”已到了50英里远的地方，正明显地向昆明飞来，第二个红球就升起来；10分钟以后，飞机已经离这个城市很近而且足以被认定是日本飞机，第三个红球就升起来了，和另外两个红球挂在一起，在任何道路上都禁止再有任何活动。天空中由九个银点组成的V字形，在阳光下闪着光，肉眼几乎看不见，几秒钟之前还在23000英尺的高空穿过昆明市中心，现在正在城外他们的头顶上嗡嗡飞过。在这些银点的下面，亮光一闪，看起来就像有传单撒向大地，随后一声轻微的尖啸声由弱渐强，等响声如雷鸣一般时，空气便开始震动，一连串的爆炸就像一座爆发着的小火山，这是纽曼第一次“挨炸”，这也是对昆明的第一次轰炸。那一天，他精神上的迷惘多于害怕。
30分钟后，第一次空袭结束了，警报解除，红球落了下来。后来纽曼步行进城，去看看情况如何，看到的一切令他毛骨悚然。在这座“未设防的城市”的市中心，死人横七竖八，到处都是，他们的五脏六腑都露在外面，各种颜色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受伤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到处躺着，他们身上、手上、脚上沾着血，死人的身旁跪着他们放声哭嚎的亲人，木头房子在燃烧，两头水牛被炸弹的弹片撕成了碎片，这些，就在他所进入的北门附近的人行道上，真是惨不忍睹！
在这以后的每次空袭里，纽曼都吓坏了，由于自私的天性，他惟恐日本的轰炸机飞行员中，会有人把应该对准昆明市中心而投下去的炸弹，晚投几秒钟，而把距城墙半英里远的模范村炸成粉碎，他也担心飞机与地面之间的逆风和顺风的计算错误，或是炸弹会在飞机弹舱里多停留了那么一下，都有可能把他们给毁了。
不管是中式房屋还是模范村都没有地下室，当第二个红球升起时，他们外国人就从家里跑出来，在穿过他们村子的道路下面的一直径为周英尺的排水管里，挤成一团躲避炸弹；住在他们附近的中国人，总要靠得离他们近近的，一个农民告诉纽曼，他们相信他们这些“洋鬼子”能知道炸弹往哪儿掉，往哪儿躲保险。
除了星期天，昆明几乎每天都是在上午10点挨炸。据后来一个被俘虏的日本飞行员供称，27架日本双引擎飞机，编成3个V字形，每个V字形9架飞机，每架飞机投掷5枚炸弹，把昆明当做训练靶标。中国人民具有惊人的恢复能力，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已经掩埋了死人的尸体，清除了堵塞主要街道的碎石烂瓦。男人女人一齐动手，把大片倒塌的泥墙用铁锹堆成一大堆，再用水和成泥，就开始做新的土坯，摆在太阳下晒三天，如果在随后的72小时里没有再轰炸，就用这些土坯立即重建他们被毁掉的泥屋。多亏窗户都是用纸糊的，没有因飞起的玻璃碎片而造成的损伤。
这座城市没有自来水系统，昆明救火队救起火来，就像吉尔伯特和苏利万歌剧里的一幕，灭火用的水，由一个有五百多人参加的手里拿着桶的救火队，用桶从滇池湖一桶一桶传过来的，这些桶随后又回转过去重新装水。救火队长身穿色彩鲜艳的制服和镀克络末的头盔，站在一处高处，以便指挥众人救火。中国人的适应性还可以从其他方面看出来，在经过两次10点钟的空袭之后，很明显地，每天的轰炸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每天早晨从8点到9点，人们毫不慌张地从城里出来，赶着牲口，用扁担挑着所有可以收拾到筐里去的家当，或者装在车里，从四座城门川流而出。在离城几英里远的地方，商贩们在路边撑起摊子，出售他们就地做熟或烤制的食品，手摇警报器发出“解除警报”信号之后，人们又回到城里去看他们是否还有个家或者做买卖的地方。
尽管不得不改变它的生活规律，外国人居住的模范村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纽曼的厨子和女佣人以及他们在他邻居家的同事，在空袭中几乎都没有离开住宅，他们非常天真地跑到餐桌底下躲炸弹，头上顶个大锅。佣人们直到听到“紧急”警报才停下做家务。5点钟饭又做好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尽管每天都有轰炸，昆明的生活还是有它幽默的一面。我还记得饭馆侍者如何从客人手里诱惑出更慷慨的小费的巧妙方法（他们共同分享）。每一个离去的客人的名字和他给的小费的钱数，在他离开之前，都由侍者领班用低而洪亮的嗓子向全体用餐的客人宣布。这么一来，自然就使人在给小费时不敢小里小气了。
城里的每一个人时常要雇人力车——由瘦而有力的苦力拉的两轮车。这些头脑简单、没有受过教育、无知但很诚实的人，对于荣誉和骄傲有他们自己职业的标准，一旦事先讲好价钱，即使因为桥被炸断了而跑路的时间比预计的要远两倍，也从不吵着要多的钱。苦力还会拒收小费，就算把一个体重很重的客人拉上陡峭的小山，他们也会认为那是一项成就。
在经过了3个星期的装备检查和装好货物后，雷诺卡车队向缅甸边境开去。调整敏感的柴油注入泵所花去的时间，比工厂修理预计的时间要长，因为中国机械师对柴油机缺少经验。每天下几场阵雨，使红土路面泥泞不堪，如果这些超载的卡车中，有一辆一滑坡，就将无法阻止它慢慢侧滑，翻下去之前能够让驾驶员紧急跳车，弃车逃命，在车队出发前，纽曼把卡车的车门、车窗甚至连挡风玻璃都卸下来。就是在晴天，对司机和卡车来说，也有许多危险，滇缅公路一段段的沙质路面，在每一个轮子所给予的重量和压力之下，很容易塌陷。为了防止卡车的钢板被压断，他们在每辆车的底盘和大轴之间，安上了质地坚硬的抽木块，以便超载行车。
预计走完到缅甸边境580英里的路程要用8天的时间，再用8天时间回到昆明。每小时行车5～10英里，包括不断地停下来清除从陡坡上滚到路面上的巨石。政府还预计这支车队的损失是每跑一趟损失一辆车。
这伙儿中国司机足智多谋、情绪高昂，对“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总能找到实际的解决办法。例如，有一次，一台发动机中涂有软金属的5个主轴中的一个出了故障，迫使整个车队停了一天，纽曼把卡车马达上的滑油壶取出来。躺在马达下的泥泞地里，一连几个小时琢磨不出办法时，就有一个中国司机建议纽曼把他毡帽切成条，然后把这些帽条包在曲轴上，代替原来轴承上熔化了的软金属，使轴承能继续使用。千真万确，吸滑油的毡子成功了！离开昆明9天以后，他们到达了边境城镇望亭——仅由于滑坡损失了一辆卡车，但车上的人员都安全无恙。
出发之前，纽曼得到一个消息，一个澳大利亚冒险家，带领着一个由20辆英国卡车组成的车队，从缅甸边界进入中国，往东向昆明驶来。他事先就担忧，当两个车队相遇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使车子一辆对一辆地互相擦身而过？而“他的”每一辆卡车要通过20辆朝着反方向开的卡车，又要花多少时间？
他们是怎样通过从缅甸开过来的车队的呢？双方领头的卡车一见到对方都立即停了下来，他们车队领队向着对方走去寻找更宽一点路段，以便两辆车能紧紧地擦身而过。由于没有人愿意在互相挤过去时靠着外边开，他们商定，每一辆车轮换着靠路的里边行驶。说真的。两个车队交叉通过的过程中，随时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在回程的路上他们干得更好，一辆车也没有损失，回到昆明时，他一身脏极了，脸也没有刮，但心里为这次独特的经历感到高兴。
返回昆明的第二天，纽曼先到雷诺厂经理那儿，然后又到交通部报告情况。他建议每隔一段距离，用炸药在靠山的一边炸出一个“会车点”。
纽曼还没有离开那间政府办公室时，正巧有一辆闪闪发亮的、1940年型的黑色别克高级轿车开了过来。开车的是位绅士，这在中国内地实属罕见，因为在这儿开车的都是专职司机。这位绅士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法属印度支那的总领事，问他是否愿意替他检查和调整一下他的发动机。自从这辆车用火车从河内运来以后，发动机一直运转得不太好。纽曼不仅得到了“很好的”报酬，而且他还要把他介绍给外交使团的其他官员。
坑坑洼洼、肮里肮脏的雷诺卡车厂院子，不适合修理这辆娇贵的汽车，纽曼便把模范村他家旁边的泥墙打开一个缺口，宽度足够让那辆别克车一直开到他的西红柿地里去。这修车场地很原始，但必须看到，这是在战争时期。
他没用太多的时间就修好了这台别克车的发动机，这之后不久，在昆明注册的150辆小汽车里的相当一部分，就在纽曼的住宅前排起了长队，而且由于后来的空袭，送来修的车子也越来越多。车主都希望自己的交通工具安全可靠，以保证在上午11点的轰炸以前把家里人送出城去。他的邻居、飞行员鲍勃·安格尔看见小汽车停在他们两家的住宅前面，而且顺着道路一直排下去，便主动提出做纽曼的不公开的合伙人，利用每周两次中航公司的飞行，把所需的各种零件从仰光带回来。纽曼接受了他的提议并通知了雷诺厂的赫·诺斯曼，安格尔和他决定开一个修车店，就这样一直干到中国空军把他召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