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并没有给我太长的安全感。没有多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夜之间全楼数千师生集中贴两个人的大字报，其中一人就是我。教室里、走廊上，我的名字被打上红叉，主要罪行，除了那个老掉牙的路有地瓜干以外，又冒出来一条，说我曾经高呼过美帝国主义万岁的反动口号。我绝对无法想象我会喊出这样可怕而又可笑的口号，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我苦思冥想几十个小时，也回忆不起任何线索。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一个朋友才告诉我，事实是这样的：早在60年代初期，当时我是中文系教工排球队长。有一次打排球，我觉得随便打打不过瘾，便把队员分为固定的两队，甲队叫社会主义队，乙队叫帝国主义队。我自愿加人帝国主义队。那一场比赛下来，我们队羸了。于是我欢呼起来帝国主义队还赢了呢！
就是为了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只能破帽遮颜，真所谓夹紧尾巴做人不管朋友在议论什么令人动心的话题，都要表现得冷漠，最多陪着别人作有限度的微笑。有时，朋友的言论太有趣了，忍不住纵声大笑，但笑到一半，想到自己的身分和别人不同，便赶紧煞住，免得有人会说，这家伙又翘尾巴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痛恨自己，特别痛恨自己的快嘴，厌恶那些冒到嘴边又咽回去的俏皮话。经过差不多十年的磨炼，我觉得自己多少有些改变了，我已经不那么神往于高谈阔论了。我为我自己的言谈变得平庸而感到庆幸，它虽然使我评讲作文平淡祜燥，使学生有意见，但是却能保证我的安全，使我远离灾祸。
我以为，我是真正得到改造。
我没想到，我的这种变化是暂时的，表面的。改革开放以后，我有了许多在公众场所发言和到外省。外国讲课的机会，当年痛苦的记忆由于时间的距离逐渐变成了温馨的怀恋，我的舌头也随之恢复了舞蹈的感觉，而且我的表述也日益变得更加自由、更加i皆趣起来。这些年来，我已经习惯了在雷动的掌声中走进报告大厅，甚至在开讲之前接受少先队员的献花，我神采飞扬，成百上千双眼睛闪耀着信任的光芒，期待我展示我的心灵的宝藏，当我即兴调侃的时候，听众中欢声四起。在最高潮时，讲台上下会形成一种氛围，哪怕是我一扬眉，一举手，甚至一个意味深长的停顿，都会引起他们的共鸣，掌声笑声也会随之而起，我纷纭的思绪和汹涌的情感几乎是不经思索就化为平时绝对想不出来的连珠妙语，一种痴迷的欢畅时常使我得到超常的发挥。我因而受到称赞，甚至崇拜。1994年5月在学校专家论坛作报告时，喜爱我的学生们把图书馆报告厅的门都挤破了。
像年轻时代一样，我仍然追求一种即兴发挥的效果，这并不是说，我没有遇到过惊险。我记得最紧张的一次是到福州大学演讲，题目是雄辩与幽默，到了约定的前一天，福州大学学生会方面来电话说，希望改期，理由是届时在我演讲的大厅对面有一个青年歌手大奖赛，他们担心听众会被抢走。但我那几天日程排得很满，考虑再三，我决定日期照旧。到了那天，我硬着头皮走向福大，还没到会场，我就看到走廊上站着一些游离的听众，而教室里却空着一些座位。根据我的经验，在所有听众中最可怕，也可能是最忠实的就是这些随时准备溜走的家伙。我还没有来得及明确想出什么可靠的办法把这些动摇分子稳住，人己到了讲台上。像往常一样我只好把自己交给兴之所至和自由发挥了。我只能拣那首先到嘴边的意思说，我说，在走向这个会场的时候，我看到这么多小伙子、姑娘站在走廊里，不由得由衷地感动。他们显然经过仔细的比较以后，才作出决定，走到这里来的。他们在年轻的歌手和我这个老头子之间，在说的和唱的之间，选择了我，因为他们坚信，说的肯定比唱的好听。
走廊内外的听众笑了，鼓掌了，教室里的空位立刻被填满，而走廊里又增加了站着的。我和他们之间的情绪沟通了，一种互相鼓舞的氛围形成了。从那以后，哪怕是我一个简单动作，甚至一声咳嗽都赢得他们的掌声。
在当时，我并没有细想这是为什么，直到我写了一本关于幽默谈吐的书，并且因此被中央电视台邀请去作了20集的《幽默漫谈》讲座，我才明白，我的口头表达具有幽默感，正是因为幽默，我很容易达到和朋友、和学生间的心灵的沟通，我把心交给他们，他们以微笑和掌声给我以回报。
这本是一种珍贵的天赋，可是在不正常的气候中它给我带来灾难。我没有想到这种天性是这么顽强，不但长期的凶残的外力扼杀不死，连我真诚的自我摧残也无济于事。
人要认识自己的天性是多么艰难啊！
美男子和老奶奶
真正认真照相，而且照得还不算少，是在做大学生的时候。
那时青春焕发，突然觉得自己的形象长得还不俗，于是就有了几张得意的。还在照片背面题些词之类，记得有一张照片，是和一个朝鲜族同学合照的，上面题的是：模仿50年代法国共产党员现代派诗人艾吕雅的诗风，写上在时间的唇上刻上一朵永恒的微笑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很符合我的真实心情，但是不知为什么留下来的却很少。
后来，照相机普及了，照相成为一件很普通的事，尤其是到了华侨大学，很容易借到，有一度我还荣任这种大学的摄影学会主席。这时保存下来的相片就比较多了。正是二十四五的年纪，可谓风华正茂。总觉得光在镜子里自我欣赏还不过瘾，便有一段时间颇为热衷于照相。这类相片留下的相当多，有一些至今还令我的太太欣赏不已。照片上的我，衣着虽然朴素，但是，风度翩翩，笑容是多种多样的：天真的、调皮的、自信的、庄重的，给人一种春风得意的印象。其中有一张，是在华侨大学外语楼旋转扶梯上照的，躯体侧旋，和盘旋而上的扶手的方向交叉，形成很丰富的动势，而回顾的面部又和躯体的背侧面方错开，很经得起欣赏。当《福建文学》要我青年时代的相片，拿去发表在封二上的时候，连他们的美术编辑都不禁赞叹，断定我是在一艘游艇的甲板上悠然自得。其实，这一段时期，我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危机。由于我天性好发怪论，在华侨大学那种极左氛围中，差不多每过一个星期，都要被当时的领导在会上点名或者不点名地刮胡子，动不动就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程度，有一段时间我脑子里老是盘旋着哈姆南特王子的一句台词，Tobe，ornottobe一thatisthequestion（活下去，还是去死，这可成了问题），然而到了文化革命开始的几天，全校两千张大字报，本人就独享了一千多张。那一段时期，我真是破帽遮颜，走在路上，眼睛都不敢看人。有一次甚至都偷偷地准备了整整一瓶安眠药（180粒）放在口袋里。到了所谓清理阶级队伍那个阶段，我连遗书都寄出了，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才没有走上绝路。
不可理解的是，当我走到照相馆去的时候，我却能做出分外风流潇洒的姿态和甜得流蜜的笑容，更不可理解的是，我从来没感到过虚伪。也许，照相机本身就隐含着一种暗示，人在这里，特别需要面具。在那浩劫年代，在大庭广众之间，面具是为了掩护自己，为了使自己至少表面上不让别人看出来是个被歧视的角色；而在自己一个人对着照片时，却是以自己长得不俗，来欺骗自己，或者鼓舞自己吧。
但是，这是不是浩劫年代所特有的现象呢？
这几年翻翻旧相片，我时时产生一种怀疑：照片的功能，究竟是真实地记录着人生的履痕，还是一种灵魂的化装和篡改。
往照相机面前一站，就意味着变换角色。明明是一肚子苦水，也要做出满脸笑容来，即使觉得这个社会害了他，也不会放在脸上。绝对不会有一个伪君子在照相时做出虚伪的笑容来，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大淫棍脸上露出一脸色狼的贪婪。正是因为这样，就是在通缉卷款潜逃的贪污犯的照片中，也常常发现一些英俊小生，着实气宇不凡的；再说那些个大腕明星，没一个不是装扮得天姿国色，英气勃勃，风度翩翩，光采照人。但是一对照他们假唱、罢演、要挟提价等等艺德，就免不了叫人倒抽一口冷气了。
就是我自己，在告别了浩劫时期以后，照相时的心态也不能说完全是真实的。前几年我到过欧美，很奇怪那些西洋人，每到之处，举起相机大都不照人，光照风景。而我却非得请一个不相识的洋人，替我往傻瓜机上按快门。尽管我在西德孤独到几乎要发疯的程度，可是在照相的时候还是做出了一脸的笑容。这实在是不可思议。为了纪念到此一游吗？似乎并非完全有这个必要，我曾经摄下了克林顿在一所大学争取民主党候选人发表演说的场面，其中就没有我自己。有谁会怀疑我曾经亲眼目睹呢？为了掩饰当时的痛苦心情吗？自己对自己隐瞒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我仍然觉得，到一个地方，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仅仅摄下风光，是不够的，总要郑重其事地做出一副优美的姿态，以便日后骄人。
有一回在巴黎的拿破仑金顶墓前，一位留学瑞士的年轻的物理博士为我拍了一张头部很大的照片，说是日后可以用之于某本书的封面上。我自己也觉得此照颇有点男子汉的大家风度，又不那么张扬。双方都颇为得意。正好回国以后，我那《幽默答辩五十法》封面上的照片，因为笑容太花梢，受到朋友的嘲笑，有一位老友从北京来信说，该书封面上，明星玉照，光彩照人。因而在再版时，我坚持用巴黎照的那一张。其结果是大出乎我的意料。不止一个远在穷乡僻壤的小读者看了我的照片，给我的来信的开头是：
敬爱的孙奶奶：
这使我的女儿大为开怀。
不过我还是坚持每到一处，凡有留影，必反西方人之道而行之。因为风光只是一个背景，在背景前面，还有我的朋友、家人。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神采，即使多多少少有些装腔作势的，在时间流逝以后，也会引起我深深的思绪。人总不能像孩子一样永远把全部真实的心态在任何场合都赤裸裸地摆在脸上，弗洛伊德的门生容格说过，人总是有人格面具的。诗人们说，戴着面具和人交往是虚伪的。但是，不要面具，有时也就等于不要面子，不要面子也就是不要脸，没有自尊心，没有一点自我约束能力。完全不戴面具，人类不是都成了天真的儿童（说声要巧克力，马上就得到手，不然就躺在地上），就是退化为野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用羞羞答答），那个日子恐怕也很难过。
面具也并非完全可恶。至少它也是对人的本能的一种约束。
自然，面具也给人带来了很可怕的后果。即使心心相印的情人，也并不是开诚布公的。别看人类只把躯体用布和皮毛裹得紧紧的；其实他们把自己的灵魂也同样裹得死死的。有时候，在情人那里，他们宁愿向对方公开了肉体，也不肯公开其全部灵魂的。也许人的本性就是与开诚布公相矛盾的，正因为这样，林黛玉和贾宝玉、崔莺莺和张生、安娜和伏隆斯基，就不能不互相折磨、互相猜疑、互相摧残，不把对方折磨到肝肠寸断，死去活来，好像就不成其为爱情，而是动物的性欲似的，更古怪的是，人类不但自己不断制造着这样的痛苦，而且以欣赏这样的痛苦为乐。解放以前，我在上海，时时听老年女性谈论当天的越剧广告，一听说当天演的是苦戏，就往往要带着手绢争着去看的。
在西方心理学里有所谓受虐狂和虐待狂的说法，但是至今还没有视虐狂说法，难道看戏的人也是戴着面具去的吗？
谁不希望人类在这方面变得更加理性一些，采取一些比较现代化的办法，来代替这种代价太大的面具。例如，发明一种仪器，使它能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一密码。情感相投的人一旦接近这个仪器，那密码就会自动地响起某种无声的音乐，只有真正情投意合的心灵频率，才能和这种无声的音乐共鸣，同时把自己的心灵的密码发射出去，以同样的频率去和它发生交响。然后他们就会自动地相视而笑，一见钟情，一锤定音。这样就会省去谈恋爱的许多麻烦，至少可以节约许多在公园闲逛中浪费了的工作日，同时还可以减少每年不计其数的悲剧，那些令千古痴男怨女肝肠寸断的故事就会停止重复性地生产，一举消灭那些上吊的、投河的、服食氰化钾的、进人神经病院的社会畸形形象。从消极方面说，在枉死城中，多少也会少几个无辜的移民；从积极方面说，在人间，也会增加许多宝贵的生命和闪光的青春，用来扫黄打非也是好的。
但是人类还是舍不得废弃面具，似乎他们并不觉得年复一年、代复一代付出的代价过分奢侈。最近我读到我的一个学生的一篇小说，写一个少女总是不由自主地在对自己有吸引力的男性面前，以种种的面具来伪装自己。一旦忍不住要把自己的面具脱下来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怖，终于又把面具戴上了，其结果是错失机缘，造成不可挽回的千古遗恨。我把我的关于心灵密码仪器的设想告诉作者，她仔细考虑了一下，说：这样还不如把自己的心思告诉媒婆呢。那跟包办婚姻还有什么两样？
我哑口无言。
看来人类天性中就是有一些与自己过不去的成分的。人是不能离开面具，而成为玻璃人的。人一旦成为玻璃人，什么给别人看得清清楚楚，也许会像脱光全部衣服一样手足无措的所以到了现在，面具在公关社交生活中变得更加精致，更加不可缺少了，以致于产生了一门专业，包含着许多门学问，让白发苍苍的教授去讲授，让豪情满怀的研究生去为它的奥秘奉献出自己的学位论文。事情弄到这种程度，大概也足以说明人类是多么不值得同情，实在是自作孽，不可活。
庄子说过别小看没有用的东西，其实没有用的东西是最有用的。比如你走路，你脚底下碰到的那些泥土自然是有用的，你脚接触不到的地方当然是没用的。但是你设想一下，把你鞋底接触不到的地方全部取消，看看你还能不能走路？面具之用，也是这个道理。不要说用它来对于别人，就是对付自己，它还有游戏的功能。想想看一个不会游戏的孩子，日后会有什么出息？别以为游戏仅仅是小孩子的事情。就是长大了，老了，社交面具已经戴腻了，回来休息，翻翻照片，自我欣赏，好比小孩子在自己脸上乱画以后照镜子，在自我恐吓中自我陶醉。年轻时的作态，经过漫长时间，拉开了距离，就像有情人重温旧梦，普希金诗曰：那过去了的一切，都将成为亲切的怀恋。梦，能够重温当然很有味道，但是有一个缺点，不能招之即来，照片却能随时翻阅。看到自己年轻时庄严地、一本正经地装腔作势，甚至看到自己儿童时代穿开裆裤，露出日后一定要重点遮挡起来的部位，难道不比等待不听将令的旧梦更能令人莞尔吗？
自认为英俊潇洒的美男子，却被真诚的小读者当做敬爱的孙奶奶，这种幸福，没有装腔作势的照片，是不可能享受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