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阿拉的目光特别灿烂？一个诗人说，因为他从整个民族一个世纪的沧桑中汲取了能源。
寒鸦和狐狸
——拟钱钟书
钱钟书先生辞世，不胜哀悼。忆于浩劫期间，虽数次住先生工作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却无缘一睹先生风神。曾听友人提及有人虚构先生反动言论云：毛泽东选集放在他桌子上，会弄脏了桌子，致先生长期受审查。其实，如果钱钟书先生真要有此等说法，一定会说得非常俏皮。
不止一次，友人指点先生背影，然缘悭一面。近读先生散文中曾提及之《伊索寓言》，其一则云：饥饿的寒鸦，在冬天急投无花果树。当其飞落之时，发现果子全青，尚未成熟，乃耐心守候，待其成熟，以便充饥。未几为狐狸所见，告之以冬天的果子不可能成熟，不要抱着渺茫的希望欺骗自己了。伊索的结论是好高骛远是无济于事的。在伊索看来，寒鸦的希望不仅是过高，而且是根本不可能实现。显而易见的是，不等无花果成熟，寒鸦早已冻死。
若是让钱钟书先生对此发表一点批评意见，肯定不会满足于这么一通稀松平常的道理。他会这样说：人们以为狐狸很聪明，其实，西方庸人而巳，而寒鸦却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中国式的理想主义者，比狐狸聪明到一百倍。试看中国人做那一件事，不比西方庸人高瞻远瞩。比如养儿子，谁会像西方人那样傻瓜，一到十八岁，就让他远走高飞。自己老了，也不敢麻烦。
百美元的工资，还要给保险公司付高空作业保险费；就是自己生病，住了医院，让孩子来看护一下，还得按小时付给工资。和那自作聪明的狐狸式的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几十年如一日的理想主义比之寒鸦更要彻底。寒鸦的理想主义，是羞羞答答的理想主义，它竟迟钝到花开过了，果子成型了，发育了，才看成希望，中国人早在还在授粉（这里没有隐喻，请不要过多联想）的时候，就想到要在观音菩萨面前烧香，走后门，考虑落实生个儿子，光宗耀祖，对菩萨进行物质和感情的投资了。
明明是，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有百分之百的期待，这就是中国式的理想主义胜过西方人的地方。上亿的中国孩子哪怕是不到百分之一的人能到美国去留学，不到亿分之一的能得到诺贝尔奖金，可是，没有一个台湾人、香港人、内地人不把孩子的英语说得比鬼佬还遛，当作最高目标。在国民党时期，小学里课程最重要的是英语、国语、算术，五十年后，内地髙考，不管你投考文科还是理科，不管你是有志于体育还是会计，必考的三门功课还是英语、语文、数学。这也雄辩地证明了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在骨头里同样是中国人，内地人对物价有神经质的敏感，通涨指数百分之五就如大难临头，可是为孩子补习英文，从存折里挖多少老本也像英雄面对敌人的刺刀，面不改色，心不跳。听说香港的一些家长，至今对用母语教学还视若畏途，这也难怪，事关孩子得诺贝尔奖的前途，谁能不特别认真？
谁说青果子，希望渺茫，不能算数？希望之花，最初都是如云，如雾，如风，如烟，正因为其渺茫，才考验出中国人的战略眼光。狐狸这样蛊惑人心，说轻一些是妒忌，说重一点是为自己的孩子减少竞争对手，如果不是居心不良，那只能是头脑简单，思想愚昧，意志脆弱，精神萎靡，种性退化。寒鸦才实实在在具有中国人的传统的坚毅的美德，具有改革家等着青果子发红的魄力。
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
在一本叫做《喜剧世界》杂志上，有一个《阿呆答问》的栏目。一个福建读者提出的：什么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区别？阿呆答道：假如这里有半瓶醋，有人看到它以后，庆幸地说：太好了，还有半瓶。这就是乐观主义者。如果看到以后，说真糟糕，只剩半瓶。这就是悲观主义者。
这并不是给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下科学的定义。回答都相当片面，根据都显而易见地不充足，由于对照，显得荒谬绝伦。但从幽默的角度来说，却是有一点水平的。
这让我想起了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的一段，方鸿渐和孙柔嘉订婚以后。方鸿渐想起伦敦一位教授的话，随便发议论说：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葡萄里最坏的。，钱钟书先生和阿呆的方法是一致的，都是在逻辑上取其一点，无视其余，层层演进，推向极端，导致荒谬。也许这位阿呆先生还受了钱钟书先生的一点启发也未可知。
但是，钱钟书先生的方法比阿呆在层次上要高超。钱先生接下去发挥说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一般人只能在人们共同的逻辑，习惯性的思路上进行思考，而有幽默感的人，则善于在人人习惯了的思路以外引出思路，一般的惯常的逻辑有一种强大的束缚力，这是由于它与科学的和实用的价值联系在一起，从小学到大学，人们就接受种种训练来适应这种思路，幽默的歪曲逻辑能量不强大到一定程度是不可能超越它的。作单层次的超越，巳经罕见；能作多层次的超越的，非大家莫属。钱先生借方鸿渐的口，讲了一通歪理以后，才气还没有用完。接着写道从恋爱到白头偕老，好比一串葡萄，总有最好的一颗，最好的只有一颗，留着做希望，多少好？这话得罪了孙小姐。她不高兴了，哄她、求她，她才说：你希望的好葡萄在后面呢，我们是坏葡萄，别倒了f的胃口。孙小姐的思路，显然又是对方鸿渐的思路的一种超明明是泛指，偏偏要拉到自己身上来。不但人物心理刻划别开生面，而且思路层出不穷，显示了他才气不可羁勒。
记得契诃夫早期有一篇小品，说的是类似的主题。一个人遇到了倒霉的事，往往因而思路不得自由。契诃夫却说：如果你被小偷偷了，你不要为失去的钞票而沮丧，你应该为家里没有失火而高兴。这种话看来是极大的虚拟，笑话，但是，对于增加幽默感来说，心胸宽广，却是关键。没有宽松的心态，无法摆脱实用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巢白，当然就不会有逻辑的超越。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庄子的太太死了，他为什么要鼓钵而歌，他说她从土里来的，现在回到土里了。这好像一点人味都没有了。但是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这正是辨证法：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律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幽默的极致，可以达到哲学的极致。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会说：死了人应该开庆祝会，庆祝辨证法的胜利。
在日常境界里，也就是从人情上讲与哲学是矛盾的，但是到了最髙的境界，在辩证法境界里，生转化为死是自然而然的，哲理与人情，达到了统一。
义气和财气
中国人天生就懂得辩证法，不用从《老子》里去找，只要仔细捉摸老百姓的口语用词就行了。我们把一切事物通通叫做东西，一个东，一个西，二者相反相成，这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由互相对立的成分构成：这一点，哪怕是文盲都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你们美国人所说的thing，有这么深刻的意蕴吗？你们把做生意叫做business，不过是暗示这玩意实在太忙了，给我的感觉是，这个名词是从忙碌的（busy）中转化出来的。我们把它叫做买卖，也就是买进和卖出的对立统一，你承认不承认比你们深刻？汉语构词法，是不是有一点黑格尔哲学的深邃意味？
这样的例子一抓一大把：天地、春秋、夫妻、衣裳（上衣下裳）、寒暄、黑白、是非、老小（一家老小）、乾坤、水火、日月、一来二去、南征北战、七上八下、五荤六素、瞻前顾后、上下左右、朝三暮四、花开花落、嘘寒问暖，等等，等等，给事物命名的时候，总是忘不了内在的矛盾；注意到事物的矛盾的时候，又不忘记它又是和谐的统一体。这个现象早就引起了我国古代一个学者的注意，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东西匀》。后来杨献珍还就此发挥了一下，指出，事物不但有毛泽东指出的一分为二的规律，而且有与之相反的合二而一的特点。
在六十年代，就有点大逆不道，因而遭到批判。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中国人不但强调对立斗争，而且还强调统一，是中国古典文化传承的精华对立面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和大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人和人的关系，是和而不同。
从表面上看财富，也属于这一范畴，它和朋友、国家，人民、平均、歌谣、贫穷一样，是和谐的统一体，但是，实质上这是个例外。在传统心理上，一涉及到财富，就有一种不雅的联想，不要说发财，就是刚刚吃饱了肚子，就有警策的格言了：叫做饱暖思淫欲，为富不仁，更是心照不宣的潜意识。
这是因为，财富是从利益这个范畴来的，这是孔夫子和盂夫子所说的仁和义水火不相容。《孟子》开宗明义第一篇，说他来到梁国推销自己，梁惠王说了，你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恐怕是对我们这个邦国挺有利的罢。孟子就训诫他说，你何必说什么利不利的呢，有了仁义就行了。
在圣人们心里，利益、财富和道德、人格是绝对对立的。仁和义，是不讲利害的，是不要命的，以生命为代价，才显出它的光辉。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义。一说仁人义士，令人肃然起敬，一说富人、财主，肯定令人想起不义之财，荒淫无耻等等，龌龊联想，联翩而至。
汉族是个农业民族，以食谷物为主，有鱼肉吃，就是有钱的。
一旦你有鱼肉吃了，精神就污染了。《左传》里，那个军事心理学家曹刿先生说过一句名言，叫做肉食者鄙。能驾驭财富的，就注定见解狭隘，心灵狭隘。
要超脱这种自限，达到仁人义士境界是很受苦的，第一种情形，是穷得叮当响，爬到口座首阳山上去饿死，或者在现实面前开小差，做与松竹为友的隐士。饿得脸色越苍白越是光荣。
第二种情形是，一旦有了钱，而且很多，不是很不光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