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大学章句》上说：“程子曰：‘亲，当作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诗经》上描写理想的君子形象，是我们道德修养的模范。这样的君子形象是会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因为人们的心是永远向善的，永远指向美好的未来，而和美的君子风范，是苍茫路上的生命之光，它将永远指引人们走向至善和完美。《诗经》中说：看那淇水的河岸弯曲迤逦，绿色的竹林茂盛优美；有文采的君子，就如同用锉刀雕刻过的象牙，用砂石琢磨过的美玉。庄重而严整，威严而亲切。这样的君子，真是令人终生不能忘记呀！君子专心求学，内心谨慎恭敬，仪态严整威严，外表正气凛然，德行高尚美好，尽善尽美，百姓们当然不会忘记他。《诗经》中还曾描述理想的圣王形象，是万古帝君所效仿的楷模，他们也永远活在人们心中，《诗经》说：啊！前代的文王、武王，使人不能忘怀啊！前代的君王继承先人的法制与德行，发展先人的遗志，亲近君子，安抚百姓。百姓们丰衣足食，和睦安详。前代君主的德行如此美好，前代君王的功绩如此卓著，后代的百姓怎么会不怀念他们呢！《诗经》中还赞叹说：庄严肃穆的周文王，他的德行高尚美好，人们无限崇敬。周文王顺从天命，谨慎的治理国家；对待长辈谦恭有礼；对待弟兄亲爱友善；对待子孙后代和善而又威严；推行仁爱治理天下，百姓得以生活富足和睦，国泰民安。出现了相互仁爱的盛世景象：做君主的，施行仁政，造福百姓；做臣子的，恪尽职守，辅佐君王造福百姓；做儿子的，孝顺父母，继承先辈的遗志；做父亲的，既疼爱子女，又要严格要求；与别人做朋友，诚实亲爱。这种景象难道不是我们所应当追求的吗？《诗经》说：黄鸟“缗蛮”的叫着，栖息在幽密的深林里。孔子读到这些诗句的时候，说：“连黄鸟都知道最适合它栖息的地方，难道人还不如一只鸟吗？”
做到“止于至善”，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达到尽善尽美之后才可停止，然而，世间的凡夫俗子何时才能做到至善呢？这也许是留给现在人们的一个永久的问号。
天人合一，日月同辉，养浩然之气
【子曾经曰过】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元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孟子·公孙丑上》
【智者感悟】
公孙丑说：“请问老师您长于哪一方面呢？”孟子说：“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我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公孙丑说：“清问什么叫浩然之气呢？”孟子说：“这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这种气，极端浩大，极端有力量，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加以伤害，就会充满天地之间。不过，这种气必须与仁义道德相配，否则就会缺乏力量。而且，必须要有经常性的仁义道德蓄养才能生成，而不是靠偶尔的正义行为就能获取的。一旦你的行为问心有愧，这种气就会缺乏力量了。所以我说，告子不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成心外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培养义，心中不要忘记，但也不要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它生长。”
“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可以说是儒家最基本、最普遍和最一贯的思想。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发端于孟子、大成于宋明理学（道学）的天人相通的思想；二是汉代董仲舒的天人相类的思想。《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大意是说，尽量保持善良的本心，这就是懂得了人的本性。懂得了人的本性，就懂得了天命了。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这就是对待天命的方法。在孟子看来，人与天是一个整体，人的各种良善的品德，如仁义理智都是本于天，源于天的，或者说是为天所赋予的；善存之，善养之，也就是善待天意了。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说：“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如《论语--阳货》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显然，其目的旨在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
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再具体地说：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儒家的理想人格表现为君子、大丈夫身上散发的一种浩然正气。孟子发展了孔子培养理想人格的学说，这主要表现在他提出的"养浩然之气"的主张上。所谓浩然之气，就是刚正之气，就是人间正气，是充塞宇内的一身凛然大气。它具有一种极大的人格感召力，首先不在于它是一种气而在于它的至大至刚，流布于天地之间，具有笼天罩地的恢宏气派，它的广阔无边、浩浩荡荡与无处不在的品格不就是富有魅力的儒家圣贤人格或人伦之至的象征么，千百年来，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平治天下不就是为了获得与天地相参的阔大气象。然而浩然之气不是天生地成就的，必须与人的实际作为相配匹，只有安道行义才能使这种浩然之气得到培护与扩充，否则多行不义必自毙，行为不正、问心有愧，浩然之气必将荡然无存。气有正邪，行有善恶，所以才有“善养”，这样，孟子就将深邃的人生境界与人的现实行为联系了起来，从而为人走向圣打开了一条可行的通道。他说：“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舜是人，我也是人，他能成为圣人，我也能成为圣人！这是胸怀浩然之气的孟子对人性所发出的慷慨激越的呐喊。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骨气，傲气是一股邪气，骨气是一种正气。浩然之气就是人身上盛大刚直的正气，杨继盛诗云，“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常言也道：“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可见，气不仅是人的生命形式，而且也是人的存在状态，气的正与邪、强与弱、大与小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也决定着生存的境界。
孟子认为“大丈夫”应该是这样的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浩然之气是有刚骨、气节、正气、正义、、勇气、公道、正直，有“恻隐之心”，义薄云天，造福大众，“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大丈夫气概。孟子认为，一个人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面对外界一切巨大的诱惑也好，威胁也好，都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具有浩然之气的人，一身的正直、正义、威武不屈的光辉形象令坏人胆寒，令世人称道。就连具有豪迈豪放豪爽脾性的人也是人们所称道的。这种人格就是“浩然之气”的形象化，它高扬了作为主体的人在外界各种艰难困苦、强权暴力面前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孟子积极进取、刚正不阿、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人生观的生动体现。中华民族自古就形成了一种精神气质：勇于追求真理，具有刚正不阿的“正气”；敢于坚持真理，具有不屈不挠的“骨气”，我们统称之为“气节”。它的形成与孟子提倡的“养吾浩然之气”是不可分的。
浩然之气要求在生命与大义两难抉择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也是浩然之气的最高境界，即为了道义——道德理想、人生理想、社会正义，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在道义和生命不同兼顾的情况下，就选择道义而舍弃生命。这是儒家的一种生命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后来人们以“成仁取义”来进行概括，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取得了许多志士仁人的认同，他们往往把“成仁取义”具体地体现在铁肩担道义，为民请命以及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等正义事业当中，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大丈夫人格形象。
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说"浩然之气"这种精神力量，属于伦理观、培养理想人格方面的问题。程颐说：“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浩然之气，乃吾气也，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一为私意所蔽，则欿然而馁，知其小也。”程颐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出发，也认为这浩然之气“乃吾之气”，是人生来固有的，但它着意强调的是养与不养的问题。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一为私意所蔽则然而馁。朱熹根据程颐的思想对浩然之气的注中说：“至大，初无限量；至刚，不可屈挠。盖天地之正气，而人得此生者，其体段本如是也。”朱熹从人性本善的思想出发，以为这浩然之气是生来就有的。原本是天地之正气，人得气而生。
一个人只有事事都能做到俯仰无愧于天地，深习慎独功夫，才会在长期的积累中养成一种浩然之气。浩然之气，要靠"养"，即持久不懈的修养和锻炼，"以直养而无害"。如何"直养"？孟子解释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就是在用直道、正义来培养这种精神力量时，既不能中止，又不要急躁。但这要经过平时长期的以道义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企图一天两天就能达到，不要像孟子说的拔苗助长，那是不现实的。只有平日踏踏实实做集义的功夫，功夫到了，才会水到渠成。而且尤其是生活中的小事，更不可轻忽过去，刘备说得很好，“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更要注意身边的小事。用持续不断的毅力来"养气"，实际上也是意志锻炼。通过学习和锻炼来培养浩然之气，就可以做到荣辱不惊，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不惑"，也就是"不动心"。孟子说："我四十不动心。"不过，在孟子看来，做到心自然不动，就比较难，这才是真的不动心。只有达到了真正不动心的精神境界，那也就自然而然地做得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是这种精神境界只能靠理性"养"出来，是一种高度的理性自觉。有了这种精神境界的人，才能是至大至刚，无所畏惧，而独立于天地之间。
两宋时期，来自北方的异族入侵加深了国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文天祥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他们分别写出了《过零丁洋》和《正气歌》，几百年来，中国人读这两首诗词都会感到热血沸腾，人们总是会被这两首诗中的浩然之气所激发。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正气歌》更是用诗的语言来讲"浩然之气"。
恭帝德佑元年（1275），元兵长驱东下，文天祥于家乡起兵抗元。次年，临安被围，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往敌营议和，因坚决抗争被拘，后得以脱逃，转战于赣、闽、岭等地，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就义于大都（今北京）。能诗，前期受江湖派影响，诗风平庸，后期多表现爱国精神之作。存词不多，笔触有力，感情强烈，表现了作者威武不屈的英勇气概，震憾人心。
下面是让我们来感悟《正气歌》中所表现的充塞寰宇的浩然之气！
《正气歌》唱道：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磋余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馅，求之不可得。阴房冥鬼火，春院閟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谬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忧，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这是何等的豪迈与激昂！青山不动，江河断流，没有超越生死的凛然正气，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无畏气概，就不会有对自身力量与勇气如此坚贞的自信。屈原、文天祥，还有杜甫、岳飞、辛弃疾，这些浩气长存的人，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响彻尘寰的人间正气之歌。从千古不朽的英烈身上以及同样千古不朽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在他的人格铸造中烙上的鲜明印记。
浩然正气是一个儒者发自于内在而又能形之于外的摄人心魄的伟大气质，任何一个具有这样气质的人都是他所生活的集体中的精神领袖，它给人以信任与安全感，给人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与日月同辉，可以战胜任何邪恶与困难，但愿这种浩然之气能长存于世间，永久吐芳！
浩然之气的培养，要靠内心修养，自于我们灵魂深处，来自于我们切身感受到的、鲜活人性的魅力。它要求人们要依赖于以合乎道义的方式做人，从良心出发做事，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
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天人合一的认识观、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