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是理性博弈的大敌
博弈论者给自己的研究先设定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博弈的双方都是完全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物。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能够冷静地算出可能的结果是什么，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收效最大，他总是朝着收益最大的方向去努力。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明吧。如果在某一家商店里，买一件物品的价格是100元，然而在另一个较远的商店里，同样质量的商品却只要80元。两地没有直通的公交车，若是坐出租汽车去，来回就得30元。
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博弈论者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花上100元把商品买下来就好了，如果打的去另外一家店，虽然东西便宜了20元，路费却花了30元，这件商品等于就花了110元，而且还搭上了时间，实在太不划算了。
然而，现实生活中就是有那么一些人，特别是那些爱挑剔爱逛商店的女人。她可能就会到那家便宜一点的店里去买。而那个路费，她反倒不去考虑了。
博弈论者对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而且，就中国的国情而言，还可能有如下几种情况：
1。这个女人是政府要员的妻子或者是公司老总的夫人（抑或是个小秘），她使用的车子不用花自己的钱，更不必掏汽油费。
2。即使是打的，打的的发票，她也能想办法从公家的账上报销。所以打的费用多少也无所谓。
3。她今天就是出来逛商店的，多走几家商店对她来说是一种消遣，或者是享受，她不必考虑时间和路程。
4。她是个情绪化的人物，一旦想到那家店便宜，什么都不顾忌了，立马要去买，根本不作理性的思考。
5。她与这家店的售货员发生了口角，说为什么你们卖得这样贵而人家卖的比你们便宜？因此为了顾全面子，她已经不便再在这家店里买东西了。当出现以上的情形时，这个人就肯定要到另一家店里去买了。
按照博弈论者的理性计算，所有人都会宁可买100元的商品，而不会去更远的店买80元的商品（因为加上路费就变成了110元）。而事实上，却真的有那么一些人，是在博弈论者估计之外的。
我们所说的那么一些人，一是那种情绪型的人；二是有某种精神障碍的人。
但同时也表示了博弈论的局限性，表示了人的感情这种东西，有时光用理性去规范是行不通的。
在博弈论中，其实是排除了这样两种人。这两种人都是不按常规“出牌”的，明明经过计算是应当这样出牌，他们偏偏用另一个方式出牌，这就打乱了理性计算的规律，让人无从琢磨他们的出牌规律了。
或许那些博弈论者会反驳道：“你说的是一种个别现象，一般人是不会像他们那样的。”
不，就从博弈论的本源是研究赌博和棋的规律说起，当赌徒连番皆输，到输红了眼睛之后，就会孤注一掷了，这个时候，他就会不按常理出牌了。
更为重要的是，人是一种感情动物，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受理性与感性两种因素所制约的，感情在人的行为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博弈行为是很少很少的。如果我们排除了感情在博弈中的作用，那就等于没有研究活生生的人际关系中的博弈。
我们不必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找出更多的例子来，就是从《三国演义》的“赤壁之战”中，就能找出许多的例证，说明不带情绪的博弈的确太少太少了。
1。刘备只有数千兵丁，却要带着十几万的老百姓渡江逃难。按照博弈论来计算，这根本就是最愚蠢的行为。因为刘备他们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路，而曹操的骑兵一天可以赶三百里，这样，刘备就是先逃上十天半月，曹操的骑兵一天就能赶上了。像这样的兔子追乌龟的游戏，乌龟又怎么能跑得掉呢？
刘备表示爱民，才如此出招的，但是一旦被曹兵追上，很可能连自己的小命也丢了，还怎么争夺天下呢？幸好，这次逃跑虽然被曹操追上了，但刘备和少量的军队保存了下来。不过老百姓却在乱军中死了不少，而要是这些老百姓不随刘备一起出走，说不定还死不了呢。由此可知，在曹操五十万大军的追击下，刘备不听从别人的劝告，坚持带百姓逃难实在是不理智的行为。
2。赵云在百万军中救阿斗，鲜血染红了战袍。他把阿斗交给刘备，并且报告糜夫人因为不堪受辱，已投井而死。当时刘备的表现是这样的：
玄德（刘备）接过（阿斗），将他掷于地上，说道：“为了你这个孺子，差一点折损了我一员大将！”赵云连忙从地下抱起阿斗，哭着拜着说道：“我即使肝脑涂地，也不能报答主公的恩德呀！”
后人也都认为，刘备这时是故作姿态，用一个表演式的方法来笼络赵云。他使用的是“笼络计”，完全是虚假的感情作秀，感情在这里变幻成了一种“笼将”的博弈术。
3。诸葛亮到东吴去做说客，使用的都是激将法，尤其是对周瑜，说曹操要用铜雀台来锁江东“二乔”，这就激起了周瑜肚子里的火。书中描写周瑜听罢，离座指北而骂日：“（曹操）老贼欺我太甚！”
诸葛亮此举意在调动周瑜的情绪，使之达到愤怒激越的程度，而后才能作出誓死抗击曹操的决定。当然，周瑜在诸葛亮说教之前，心里已经准备着要与曹操打一场了。但是我们想，如果周瑜本来没有抵抗的想法，那么他的抗战决定完全是受着情绪的影响而做出来的。就这种想到自己的老婆可能受辱而怒发冲冠的样子，我们就很难说周瑜是一个理性的人。
4。关羽在华容道上截住了曹操，因为曹操对关羽有恩，所以在曹操的哀求下自作主张放掉了曹操，这当然完全是在感情驱使下的行动。作为一个理智的人，是不能如此做的，因为放跑了自己的敌人，而且是敌首，说不定这个敌首将来会使自己这个集团全军覆没，关羽哪能因一己的感情而危害整个集团（国家）的利益呢？
5。诸葛亮其后的一系列计谋，达到了“三气周瑜”的效果，这三气就把周瑜气死了，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是一桩奇谈。反过来讲，周瑜这“三气”，完全是情绪所致，如果他是一个完全理性的人，即使他会生气，会激动，事后也就应当会调适，不至于如此因气丧身。
6。刘备因关羽被东吴杀死，怒火中烧，立誓要为关羽报仇，众将官无论怎么劝都劝不住，这纯粹是因情绪而作出的决策，而正是这个决策，导致了夷陵之战的惨败，也使刘备的蜀国元气大伤。如果是理性的决策，在这样一个时候，蜀国绝不应当用倾国的兵力去远征东吴，去同孙权拼老命打这一仗。
这样说来，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正常人的行为是由两部分因素控制的，理智与感情。而作出的决策不可能只有理性而没有惰绪，也不可能只有情绪而没有了理性。任何排除感情的博弈，其实只是一种理想的非现实的博弈，这种博弈理论无法解决任何一个带有情感的实际问题。
然而，我们把话说回来，一个理性的人行事，就像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司机在开着一辆汽车，而情绪却像是酒，如果司机喝得较少，这辆车还是可以开的，一旦酒精在血液中超过了限度，这个司机就没有准头了，他头脑里的理智就被酒精控制了，那开到马路上就非出事不可。
感情的砝码究竟有多重
如果我们把人的决策分成几种类型，那么，也有少数的决策是完全理性型的，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理性多于感情的；第三类是理性与感情各占一半的：第四类则是感情大于理智的；而第五类则是完全感情型的。
或者，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坐标系，从0到10，即从理智到感情逐渐变化。0～3是很理性的人，4-5是较理性的人，6-7是较感情的人，8一10是很感情的人。其实在哪一阶段中，都有不少的人存在着。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我们的对象，看他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人，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决策。这还不算，因为即使是个十分理智的人，他也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期特别感情用事，就像刘备得知关羽被杀之后的情绪，他已经完全失去控制了。这样看来，如果博弈论者能够把人的情绪用数字化的方法计算出来就更好了。可惜的是情绪因每个人而异，同时也因不同时段而异，必须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给活生生的人的博弈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我们认为，人需要感情，有许多的决策如果没有了附加的感情，这个决策也就变得冷冰冰的了，失去了对手（对方）的信任，就像刘备把儿子阿斗掷在地上。就那么一掷，也就抓住了赵云的心，让赵云一辈子为刘备效命，虽死无悔。
然而。也有许许多多带着感情的决策，完全把本来想要按上策执行的行为变成了下策，从而使自己遭受到了覆灭的命运。因此，我们说，感情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事，也可以毁事；既能让这个人成为人上人，也可能成为阶下囚。
让我们仔细看一看曹操在赤壁失败之后逃到华容道那里的情形吧！
走了不到数里路，曹操在马上扬鞭大笑。众将官问他为何发笑，曹操答道，人们都说周瑜、诸葛亮足智多谋，我看也不过如此，他们要是在这条路上埋伏下一支兵马，那我还有得逃吗？
可是，他的话刚说完，只听得一声炮响，两边五百校刀手一字儿排开，为首的一员大将就是关云长。他手提青龙刀，跨一匹赤兔马，截住了去路。曹操的军士见了，亡魂丧胆，一个个面面相觑，曹操说道：“既然到了这种地步，只得同他决一死战了！”众将官说道：“人纵然不怯，马都已经乏力，哪里还能够再打仗？”程昱建议说：“我素来知道云长这个人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着。丞相您旧日有恩于他，今天只要您亲自去求他，可以逃脱此难。”曹操点头同意，纵马向前，行了个欠身礼，对云长说道：“将军别来无恙啊！”云长也欠身答道：“我奉了军师的将令，等候丞相多时了。”曹操说道：“我兵败势危，走到这里没有了路，希望将军以昔日情谊为重，放我一条生路。”云长说道：”当年我关某虽承蒙丞相厚恩，但是已帮你斩了颜良、诛了文丑，解了白马之围，也算偿还干净了。今日这件事，我哪里敢以私废公？”曹操说道：“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不知将军是否还能记得，不是我有意放您的吗？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难道不知道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吗？”
关云长是个义重如山的人，想起当时曹操的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操的军士一个个惶惶然，都想掉眼泪的样子，心中越发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对自己的部下说道：“四散摆开！”这分明就是让出大路放曹操过去的意思。曹操见到云长回马，便趁着这样一个好的时机，和众将一齐冲了过去。等云长回身的时候，曹操与众将的先头部队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