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是缩小了的钟；钟，是放大了的铃。
从原始的次甬钟到早商的扁圆形铜铃，至殷商的编铙、西周中期三件一组的穆王编钟，发展到八件一组，历经春秋时期的九件、十三件一组，继而达到战国时期的大型编钟，历经了一千多年漫长的发展时期。
“钟鸣鼎食”，商周青铜器中的重器鼎与钟，除了它们的实用价值外，更多的是一种象征，祭祀天地与宗庙的礼器。鼎，由煮食的炊具发展为礼器，象征丰衣足食；钟，那清脆、悠扬的乐声弥漫人间，体现了社会的安宁与和平。炊烟袅袅，钟声悠扬，人民富足，歌舞升平，该是一种多么令人神往的美好境界啊！
慢慢地，作为众乐之首的编钟，就成了王公贵族显示权势与地位的一个标志，成为皇家乐队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乐器。谁拥有的编钟枚数越多、规模越大，地位也就越加尊贵。
由此可见，中国简直就是一个“编钟之国”，从河南新郑、浙川、信阳，山西长治，陕西扶风，四川涪陵，一直到云南等地都有规模不等的编钟出土，已遭毁弃或深埋地底的更是不计其数。
这些出土的编钟中，九枚一组的已达不少，但像曾侯乙编钟达到六十五枚的，可谓群钟之首矣。
即使规模宏大的曾侯乙编钟，在当时的楚国而言，其规格也只称得上二级水平。商周以礼乐制度定名位、分等级，作为楚国之属的曾国制作的编钟，其规模、音域、水平当然不能超过宗主国。据《淮南子》所记，吴王阖闾伐楚，柏举之战，楚兵败绩，吴军进入郢都，“破九龙之钟”；又据《贾子》所载：“子胥入郢，毁十龙之钟”。这从已出土的楚惠王鎛钟的舞部、鼓部、篆带和枚面都有互相盘绕的龙形纹饰浮雕这一点，也证明“九龙之钟”与“十龙之钟”当为楚国规格最高的编钟。而曾侯乙编钟只有木质钟架横梁两端的青铜套上铸有浮雕龙纹，其规格自在“九龙之钟”、“十龙之钟”之下。也就是说，楚国王宫里曾出现过比曾侯乙编钟更加宏伟壮观、富丽堂皇的编钟。吴军当年毁掉的，便是这一最大的编钟系列了。也许，尚有幸存的“漏网”者埋于地底，说不定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有一套规模最高的编钟重见天日、“破土而出”呢！
且不说那具有帝王之尊的“九龙之钟”与“十龙之钟”，即使已经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也就足够我们惊叹不已的了！
曾侯乙墓发掘后，鉴于当时的随县没有博物馆，无法保存这批国家文物，也没有相应的科技力量进行研究，便将编钟等出土文物运往武汉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内集中保存。此后，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一直动议为它营造一个新“家”。１９９０年，新编钟馆破土动工；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编钟原件开始搬迁；１９９９年元月，新馆对外开放。编钟馆除有两层陈列厅外，还有一个九百平方米的演奏大厅。
我是在湖北省博物馆陈列大楼内见到的这批曾侯乙墓葬品。除编钟原件外，还有尊盘、尊缶、青铜车马器、青铜戈、戟、矛、殳、箭镞等大量的珍贵文物。当然，最令我看重的还是规模宏大的编钟。
编钟共计六十四件，其中钮钟十九件，甬钟四十五件，另有楚王赠送的鎛钟一件。其中最大的一件甬钟重达二百零三点六公斤，最小的重八点三公斤，总重量为二千五百多公斤。它们分三层三组悬挂在曲尺形钟架上，上层、中层适宜演奏高音，下层适合低音演奏。钟架全长十点七九米，高二点六七米，为铜木结构。它不仅容量大，而且稳定性强，抗压系数高，负重两千五百多公斤，历经两千四百多年站立不倒，可算古代力学的又一代表杰作。
编钟的成分与组合相当讲究，每一钟都能发出两个音符，铸造时必须严格根据“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等金属和谐原理熔造，才能奏出最美的乐音。六十多个钟，大小有别，重量不一，音高不等，“分工明确”。悬挂时，得分上中下三层排列，各就各位，有条不紊，如有一个错置，则整个编钟的结构就会混乱。六十五个钟，可有几千种排列方式，而最佳的组合只有一种——就是出土时的悬挂方式。
这套出土编钟，想必曾侯乙生前就多次享用过。根据死后仍按演奏方式悬挂在他的墓穴之中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想他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爱乐之人。当然，他的看重编钟，也有可能是将其视为王侯之尊的一种象征之物。不管怎样，他之喜爱音乐这一点，是怎么也不可否认的。湖北省博物馆中所藏，也正是按了他生前、死后的排列方式悬挂在陈列大厅。
站在规模宏大的曾侯乙编钟前，我实在难以想象，这就是我们古人曾经演奏过的一种大乐。
编钟的敲击工具是一根Ｔ字型木锤和圆木杠，木锤用于敲击上层纽钟及中层甬钟，木杠用来撞击下层大甬钟。
这时，我的眼前立时浮现出了一群乐人，他们手持木锤、木杠，缓缓地敲向编钟。“宫——”一声深沉、悠远、绵长的神秘之音从巨大的低音甬钟流溢而出，穿越了两千四百多年的漫长时光。“当——”又一叶编钟奏响了，乐人们挥舞木锤木杠，脚踏时而欢快激越、时而深沉蕴藉的节奏，闪跳腾挪，令人眼花缭乱地敲响、撞击着一叶叶编钟。清脆的高音、含蕴的中音、幽然如梦的低音相互和鸣，构成了一曲与天地同和的宏大交响……眼前的现实背景突然消失，幻成了楚国王宫，厅堂精美豪华，墙壁涂抹香料，装饰奇珍异宝；一片摇曳的红烛中，一群妖艳迷人的二八少女穿金戴银，轻舞长袖，款动细腰，踏着编钟之音翩翩起舞。乐人撞击得更加猛烈了，整个钟架仿佛都在摇晃，钟声更加纷繁、复杂、激越、宏伟，同时，杂以隆隆鼓声、当当磬声、泱泱琴声等多种伴和的音响。在这钟乐悠悠、歌声婉转、舞女款款、笑声琅琅之中，曾侯乙与他的大臣家人举杯共盏，饱尝美味佳肴，陶醉在一片其乐融融的人间天堂……他们当然希望这种生活亘古不变，永世长存，可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生死界限使得贵族、平民在此获得了同等的权利与公平。既然死亡必不可免，他们便一厢情愿地幻想能将生前的享乐带入死后的生活。于是，就有了我们今日所见到的完整无缺的曾侯乙编钟。
我国在两千四百多年以前，就已拥有曾侯乙编钟这样宏伟壮观的乐器，具有了相当丰富独特的音乐理论。如果依此继续向前发展，今日中国音乐之发达，当遥居世界领先地位。然而令我们丧气的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即以乐器而言，中国民乐队中的绝大多数乐器并非中国本土所造，都属“外来户”。
比如中国乐队里的核心角色扬琴，本名叫做“德西马琴”，诞生于西亚的亚述与波斯。它先是被十字军带到欧洲，约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再由欧洲人经过海路进入广东，然后传遍了中国大陆。因从西方而来，刚开始，大家都把它称为“洋琴”，时间一长，就改为扬琴了。
比如琵琶，我国也曾有过一种名叫“琵琶”的乐器，不过那是青铜做的，与现在的琵琶完全是两回事。它诞生于公元前１０５年，在唐朝就失传了。今天的琵琶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在那儿名叫琉特琴，由印度经西域古国龟兹传入中国，因它神似已经失传的琵琶，就把“琵琶”一名送给了琉特。在中国扎根的琉特不仅换了一个中国古乐器名，还以它的竹木为材料，繁衍出大阮、中阮、三弦、秦琴、月琴、柳琴等庞大的“琉特家族”。
再比如民间非常流行的唢呐，无论北方、南方的节庆日子及红白喜事，农民兄弟总是鼓足腮帮，灵巧地按动指头，吹出一片悠扬婉转的别致天空。在大多中国人眼里，可能从来就没有想到它会是一个“舶来品”。其实，你只要瞧那名字，就会联想到“咖啡”、“可可”、“坦克”等外来名词，想到“唢呐”也是一个音译的产物。唢呐源于伊朗，它的别名“祖尔奈”、“苏尔纳”也与阿拉伯语的译音相近。
还比如二胡，在我的生命中，对二胡一直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在家乡为农的艰难岁月里，锯开一段楠竹，蒙上一块蛇皮，插上一根木杆，以胶线为琴弓，在小镇文具店买来两根弦索，一把自制的二胡就这样诞生了。它曾陪我欢乐伴我忧愁随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我的心里，一直以为它是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国粹。不久前见到一份音乐资料，才知实际情况颇有出入。二胡诞生很晚，于１９２７年才问世。那一年，刘天华把江南的“南胡”带到北京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改造，加长琴身，扩大音域，加大把位，才变成了一种音量大、音域宽的民族乐器，它的经典作品《二泉映月》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才得以诞生。此后，广东才有了大胡和低胡。
……
若将以上一大批“主力军”从中国音乐世家中“清除”出场，那么，中国乐队的舞台就显得空空荡荡的了。毋庸讳言，在中国乐队中，乐器不是“外来产品”，就是近几十年的“新货”。
那么，中国的民族乐器都到哪儿去了呢？
大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失传了。
我国古代乐器按制作材料分为八类，也叫“八音”，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按演奏方式，又可分为打击、吹奏、弹拨等三类。这些古代乐器，有的长期失传，如“滥竽充数”里面的“竽”，今天我们就无法见到，可当时，包括南郭先生在内的乐队可是一个拥有三百人的庞大乐队；如筑，我们只知它曾被高渐离当作武器砸向秦始皇，现在连它的形制、构造都弄不清楚了；再比如埙，据说吹出的音调特别苍凉、古朴、深厚，今天也难于见到；还比如笳、排箫、咎鼓等，也都流失不见了。而现存的一些远古乐器，因时代、社会的变更，它们的价值与地位也在不知不觉地退居陪衬的次要地位。
两千四百多年前，当巨大的编钟在中华大地神采飞扬之时，素以高度文明闻名的古希腊的代表乐器不过是一种牧羊人吹奏的双管“奥罗斯”；当一千二百多年前的盛唐音乐已拥有万人以上的“音声人”（即皇家乐署人员）和风格各异的“十部乐”时，欧洲音乐还处于蒙昧时代。然而，约在一千年前，欧洲的宗教音乐崛起了，古典和声出现了。特别是到了巴赫、亨德尔时代，欧洲音乐突飞猛进。
近一千年来，欧洲已走过了以旋律为主、旋律与和声并重、以和声为主等三个发展阶段。和声的地位日益显赫，音乐作品在和声的作用下构成了一座座精美的“立体建筑”。而中国的和声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旋律始终占据主要地位。中国传统音乐中，不论声乐、器乐，还是戏曲音乐、说唱音乐、民间器音乐、民歌音乐、古典乐曲，都以其旋律优美取胜。
我国音乐在战国时期以编钟为标志，就已步入成熟之期。而汉、唐两代，更是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两座巍然耸峙、令人仰视的高峰。此后，中国音乐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乐器失传，理论枯萎，规模缩小，统治者禁锢……一旦衰颓，大有覆水难收之势，一下子就滑入了历史的深谷低迷徘徊。似乎就在同一时期，而与中国截然相反的是，西方音乐却在一块滋润、肥沃的土壤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边是发展，一边是衰颓，时间一长，距离越拉越大，反差也就显得更为突出。西洋音乐伴随西方物质与文化对中华大地的猛烈冲击，便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只不过是时间迟早的事情罢了。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不唯“文以载道”，即抽象的音乐，也蒙上了“教化”的阴影。据现有文字资料所记，西周时期的周公旦即为“制礼、作乐”的始作俑者。到了孔子手里，又将“礼”与“乐”的关系详加阐述，并以无数条文规定人们去遵守，以确立、稳定封建制度的等级秩序。
曾侯乙编钟，便是一件典型的“礼乐”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