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清廷却无意于真正的改革，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玩弄假立宪的手段欺骗、迷惑广大民众。他们所想的不是国家与人民的利益，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的专制统治。种族矛盾，是横亘在改革面前的一道无法跨越的障碍。改革一旦深入，自然会触及满清王朝的皇权统治，慈禧曾赤裸裸地说过：“宁与外人，不与家奴。”他们宁愿做洋人的工具，丧权辱国，也不肯放手民众富国强兵。
原本忠于清廷的立宪派人物想求得一点有限的权力而不可得，他们逐渐认清了清廷的专制与假立宪面目，由失望而愤怒，不得不同情、附和、响应革命，走向了清朝的反面。以汤化龙为首的湖北立宪派领袖在武昌首义后很快就与革命党联手，共商大计，担任要职，一变而成为满清王朝的掘墓人。
立宪行不通，才有革命党兴。压制愈甚，反抗也就愈烈。是满清自己一步步将自己逼上了绝路，从而结束了二百六十多年的中原统治。
我常想，如果没有1644年的满族入主中原，统治者仍是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汉族，也就不会如此神经质地害怕国内的民族矛盾，恐怕早就顺应历史潮流，赞成立宪，开放党禁，拥护民主，走上了类似英国的女皇制、日本的天皇制那样的君主立宪道路，中国的近代历史，或许也就不会出现令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的屈辱、黑暗与无序状态吧？
其实，只要满清皇朝真正推行立宪，民族矛盾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长久之计，应是启发民智、开放党禁、推行民主、实施法制，只有这样，政治才会清明，社会才能有序，经济才会发展，国家才会富强。这也是整个世界不可逆转的文明潮流。一味采取专制、高压与愚民政策，只会将人民推向它的反面，而这样的政府，必定是一个短视、反动而短命的政府，历史无法假设，满清王朝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反动。
满清王朝的落幕与消失还不到九十个年头。九十年，在漫长的中华历史长卷中，实在是太短暂了。稍不留神，我的思绪就回到了风雨如磐的清朝末年。于是就想，设若我碰巧置身其中，做了满清皇朝的一个臣民，那该是一副怎样的情景呢？如果我是一个男人，前额一定剃得光光，后面必定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走起路来，总是滑滑稽稽地左甩右摆；如果我是一个女人，我的嫩脚从小就会束上一根又长又臭的白布，裹成一双变异的纤纤小脚限制着我的行动，在三从四德的束缚中了此一生；如果我是一名太监，我从小就得遭受阉割，一辈子做一个畸型人；如果我是一个大臣，晋见皇上我将三跪九磕诚惶诚恐，面对下属我将厉言疾色狐假虎威……想来想去，不管我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都是一个变异的可怜角色，得不到半点幸福，见不到半点希望。这时，一种恐惧的颤栗，总是无法抑制地掠过我的全身，透入我的骨髓。
于是，我就更加仰慕辛亥革命的伟大，仰慕那些不惜抛却头颅、舍弃身躯的仁人志士，如果没有他们的献身革命，封建皇权是决然不会自动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
步入红楼，面对恢复原貌陈列的军政府礼堂、谋略处、秘书处、黄兴召开军事会议的地方以及当时使用过的步枪、大炮及信函、照片等革命信物，辛亥革命的硝烟，便不知不觉地在我的眼前袅绕弥漫……工程营发难打响第一枪，各路义军汇集楚望台，民军奋勇攻打督署，汉口、汉阳新军起义反正，民军以民房为掩护坚守阵地打退清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广大民众踊跃支援革命，湖南援军赶赴汉阳，民军渡江反攻汉口……
一幕幕，生动而鲜活，仿佛一切发生在昨天。其中最让我感佩的便是彭楚藩、刘复基、扬洪胜三烈士的牺牲场景。彭楚藩的公开身份是一个宪兵小头目，抓获审问时，参议官铁忠有意为他开脱递话：“你是宪兵，何得在此？是去捉革命党的吧？”如果彭楚藩顺水推舟，即可逃出魔掌，可他却大声叫道：“我就是革命党，我就是要为祖宗报仇的！除了满奴汉奸，所有的都是革命党，你们杀也杀不完！”杨洪胜临刑前怒吼道：“好，只管杀，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而刘复基就义时则疾声高呼：“同胞们，大家起来革命！”
对此，后人有诗赞曰：“龟山苍苍，江水泱泱，烈士一死满清亡，掷好头颅报轩皇，精神栩栩下大荒，功名赫赫披武昌。呜呼三烈士兮汉族之光！永享俎豆于千秋兮，与江山而俱长。貌清而洁，骨侠而烈，促革命之动机，贡牺牲于祖国。湖湘钟灵兮，孕滋三杰！共和成立兮，千秋万岁永纪念夫鄂州血。”
每当我的脑海里浮出三烈士慷慨就义的悲壮，就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们这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英雄主义精神永远激励后人前仆后继。
为了缅怀辛亥先烈志士，除军政府旧址被辟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外，武汉三镇还有三烈士亭、黄兴拜将台旧址纪念碑、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伏虎山辛亥革命烈士陵园、辛亥首义烈士墓、起义门、武昌起义指挥机关、打响第一枪的工程营、楚望台军械库等多处纪念旧址及建筑。
透过一连串偶然因素的表象，我们看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深层必然，它的发展、结局及其影响也是必然链条中的有机一环。
推翻清朝与推翻帝制这两项任务，辛亥革命采取了同步进行姿态。其实，它只完成了推翻满清皇朝的任务，而后一项任务却远未完成。种族矛盾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只要同属汉族，不论官商百姓，都可团结、凝聚在一起，而一旦满清覆亡，新的矛盾、斗争就出现了，个人、党派、势力间的欲望的膨胀与利益的争夺又会将一个相对清明安稳的局面搅得天昏地暗、翻江倒海。
辛亥首义成功，在湖北军政府内部，以首义党人代表的革命势力与黎元洪为代表归附革命的旧军官及与汤化龙所代表的立宪派团结联手，共同构成了一副“三驾马车”的政治格局。而满清一旦宣布退位，三种势力间错综复杂的争斗就出现了。黎元洪由对革命的同情态度而为革命党人所看重利用，在局势渐渐明朗的情况下，才不再等待观望，就任都督之位。革命胜利后，结果发展到利欲熏心的地步，他凭借手中的实力及日渐上升的声誉，不惜排除异己，镇压革命党人，由“泥菩萨”一变而为操纵、独揽湖北军政大权的风云人物。
在对推翻清廷的大计上，作为汉人一员的袁世凯与革命党也能达成一致的共识。只要能够达到覆亡清朝的目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也就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与妥协。而袁世凯一旦登上第二届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就被更加膨胀的权欲熏得晕头转向、不明东西，急不可待地违背诺言，反对革命，做起了“黄袍加身”的美梦，结果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一头载下权利的峰巅跌进历史的深渊背上遗臭万年的骂名。
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满清王朝，使得它永不复再，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军国主义扶植下复活的儡垒满州国，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然而，与推翻满清同时并举的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任务，却远未完成。它只不过在形式上推倒了高高凌驾于中国民众头上的皇帝，而封建毒素仍顽固地笼罩着中华大地，民众心中的皇帝依然存在，封建残余势力常以各种改头换面的方式走马灯似地卷土重来。
几千年的皇帝于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人们心头的依托变成了空落，种种欲望很快就填补了这一缺失的空间。于是，便有人想当新的皇帝，袁世凯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下场虽然使得那些权欲熏心的各色人物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做形式上的皇帝，却对实质上的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利梦寐以求。诚如高一涵在《非君师主义》一文中所言：“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于是，统治不断更迭，社会陷入失控与无序状态，结果产生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黑暗的军阀混战及国民党的专制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