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阔的田野伸展着一望无际的绿色，水稻、棉花、大豆等农作物正在五月的阳光中疯长，我仿佛听到了一曲宏大的生命交响。可在明朝的三袁之时，根据他们文中的多次描述，那时的风景远比我今日所见更为原始古朴、美丽动人：荷叶山“乔松古木”，苍翠葱郁，松林中不时传来一声声老虎的长啸，令人心惊胆颤；荷叶山下，是硕大的淤泥湖，湖水清清，如一面大镜；山前约一公里处，有一座雄伟的古刹，名叫义堂寺，传说宋时岳飞镇压杨幺农民起义归来，曾在此悼念阵亡将士，寺庙因此得名，堂前巍然耸立一棵高大茂盛的银杏树；荷叶山后，有一条南通沅水、澧水，北极长江的长河孟家溪，明时交通闭塞，三袁兄弟正是由此乘船通向外面的世界；山下广阔的原野上，也是树木成行，芳草萋萋，农舍前后，翠竹环绕，野物出没其间，三袁兄弟还常随父辈们外出打猎……
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草，可以听松涛鸟鸣，玩竹色花香，食鲜鱼杂果，三袁兄弟的童年少年时期，便是在这充满了灵秀的故乡山水间长大成人的。他们无忧无虑，娱情山水，与自然融为一体，正是故乡的山水，培养了他们的性情，给他们的生命注入了源泉与活力。此后，他们创立的“公安派”文学主张“性灵说”，其精髓即为不拘格套，提倡性灵：“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流自性灵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模拟者，力求脱旧而转得旧……”
袁宏道针对当时文坛前后七子复古论调而提出的“性灵说”一出，立时树起了一面文学改革的大旗。天下有识之士群起响应，很快便形成了一个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核心的强有力的文学团体“公安派”，一股清新的文风刮过沉寂的长空，明季文坛，顿时焕然一新，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奇特的现象，其中之一便是父子同扬才名。显赫且为人们所熟悉的有汉末“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北宋“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再就是晚明的“公安三袁”了。所不同的是，“三曹”、“三苏”都是父子齐名，“三袁”则是兄弟齐名；再则，“三曹”、“三苏”是以诗词、散文等体裁的文学作品着称，“三袁”除了传世的诗歌、散文外，则尤以卓越的理论作支撑而开创的文学流派闻世。作品的影响是具体的、局部的，而流派的影响却是全面的，具有颠覆与建设的性质和意义。
“三袁”的闻名于世，与兄弟间的相互影响、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密不可分。尽管老二袁宏道的成就最大，但对整个流派来说，他们三兄弟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或缺。
纵观兄弟三人的生平经历，与那些轰轰烈烈的政治家、军事家们相比，显得非常平淡，并无多少跌宕起伏的传奇色彩。文学家的生命就是文本，他们将生命中的一切全部融入了作品之中。作品是其生命与智慧的结晶，也就是他们人生的的辉煌。
兄长袁宗道生于1560年，十岁便能作诗，十二岁应童子试，二十六岁举会试第一，官翰林，三十七岁充“东宫讲官”即皇太子侍讲，四十岁便染病身亡。留下了一部文集《白苏斋类集》共三百篇。他虽然早年科举得意，但一生平淡，个人生活不甚如意。妻子早逝，两儿一女全都早夭，自己从小便体弱多病。一次进京赶考夜宿荆门时，旅馆倒塌他差点被砸死其中。但他为人稳重朴实、勤勉刻苦，对两个弟弟像慈父一样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在为人为文两方面对宏道、中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袁宏道为“公安派”的主要代表，理论中坚，创作实绩也最丰。他生于1568年，小宗道八岁。他十六岁在斗湖堤读书时即组织了一个文学社，自任社长。现存的最早作品是他于十七岁时创作的《青骢马》、《古荆篇》。二十八岁中进士三甲谒选为苏州吴县令，他在吴县虽只任职两年，但将那儿治理得有条有理，深得民心。他坚决辞去吴县令后，进京得了个京兆教官。两年后，即1600年，便回故乡公安柳浪湖畔，过了六年的隐居生活。1608年由礼部调任为吏部验封司主事，他革新吏部，严惩猾吏。1609年“典试秦中”，即主持陕西的乡试。乘便游历了西安名胜、西岳华山、中岳嵩山。1610年因“考功事峻”，便告假南归，定居沙市，不幸患病去世，年仅四十二岁。留下的作品有《袁宏道集笺校》三卷约一百二十万字。
袁中道生于1570年，比宗道小十岁，宏道小两岁。他一生遍历祖国大好河山，追随宏道的文学主张并付诸创作实践。但他在科举考场上相当失意，屡考屡败，直到1616年他四十六岁之时，才中了一个进士。先授新安校，三年后移居南京，迁太学博士，次年又迁南京礼部主事。1624年调任吏部郎，也就在这一年，中道卒于南京，死时五十四岁。留下了一部《珂雪斋集》三卷约九十多万字。袁中道在发扬光大、扞卫“公安派”的文学主张，肃清“公安派”末流之弊端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如果三袁不是以文学传名，而是因文治武功着称，那么，他们必定是生前显赫，死后哀荣。其故乡也必定因为他们而扬名于世，断不至于今日之寂寞。国人一般世俗眼光，仍停留在官品位的层次，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总是以其官职之大小。我曾问到好几名三袁故乡农民，“三袁”到底是指哪三崐袁，无一人答得上来。因袁宏道、袁中道先后在吏部任过郎中，古时的吏部崐官员皆被民间称作“天官”，所以三袁故乡农民便将他们三人笼统地称为“崐袁天官”。
其实，他们兄弟三人并不是没有吏治才能，袁宏道治理吴县、整顿吏部便搞得有声有色。如果他们刻意经营官场的话，袁宗道给光宗皇帝当过老师，只要稍稍巴结，何愁当不了大官呢？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一条寂寞的从文之路。特别的是袁宏道，对当官从政更是深恶痛绝，他在吴县当县令时给友人丘长孺的一封信里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刚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于是，他坚决辞官，可上司不准，百姓挽留，但他去意已定，连续递了七次辞呈，才获批准。
从文是一条艰难的寂寞之路，如果名声显赫，如果浮于政事，就不免流于浅薄空洞，无法接近本真意义上的文学。为了求得宁静致远，直抵生命本质，袁宏道于1600年自我放逐，远离官场，远离文坛中心，远离市声尘嚣，在斗湖堤城南的柳浪湖畔一住就是六年，过着散淡恬静的生活。然而，这时的袁宏道，已是文坛公认的文学革新派领袖，无数文人学士的精神偶像。就在他隐居的日子，天下文人的目光，有意无意间，总是投向了公安城南的柳浪湖畔，或慕名拜访，或书信求教，透过寂寞宁静的表面，又分明涌动着一股汹涌的激流，滋润着当时的整个文坛。
在纵观三袁兄弟的人生，翻阅了他们现今留存的能够找得到的文集之后，我发现，他们并无什么明确的大志，或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或一定要称雄于某一领域，或一定要实现某种野心。这些，与他们都不沾边。他们的进京赶考求取功名，很大程度上出于父辈的期盼与督促，一种社会惯性压力的推动；他们的选择文学，是出于生命的内在需要；他们所高举的文学大旗，也是针对当时文坛前后七子复古风潮的有感而发。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于本真率性与自然。事业的轰动，人生的寂寞，于他们来说，似乎是身外之物，与生命本身并无多大干系。由此看来，他们三兄弟，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顺其自然、出乎本心的“真人”。
兄弟三人都活得不长，宗道四十，宏道四十二，中道寿命要长一些，但也只活了五十四岁。这恐怕与他们没有规律的生活及娶过一妻多妾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每每为后人所诟病。他们死后的备受压抑与冷落，还与袁宏道的推崇《金瓶梅》不无联系。就现有史料所载，袁宏道是评论《金瓶梅》的第一人，他认为该书“云霞满纸”，并预见小说这一新兴体裁的发展大有成为今后文学主流之趋势。然而，袁宏道对《金瓶梅》的推崇，却被封建卫道士们视为“诲淫诲盗”。于“诲淫诲盗”之辈，理所当然要予以压制打击了。
一支烟抽完，想到还在等着我的三辆车主，便向袁宗道、袁中道的坟墓告别，慢步踱下荷叶山。然后，又由这位小向导带着行了两里多路，去看义堂寺中的一棵银杏古树。寺庙已毁，银杏围在一所小学校内。该树高四五丈，树身粗壮，枝杆挺拔，树龄不详，当有千年以上，岳飞时即已高大无比，而那时至今，也有八九百年了。袁宏道在《义堂寺》一诗中曾有“银杏熟果堕佛髻”之句，这恐怕已是当地留存下来的唯一曾与三袁有缘的见证之物了。
看了银杏，返回停车的那家商店前。头顶的炎阳与步行的疲累已弄得我气喘吁吁，便在店内稍作歇息。围过来不少当地农民，我便与他们就三袁为话题随便聊开了。
他们说像我这样专程来看三袁故里及坟墓的，以前只有县文联的同志来过两次。一次为搜集有关资料，一次为重立墓碑。当时就想，尽管我生长在公安，故乡郑公镇离这儿只隔着几道河流，直线距离不到二十公里。可是，如果不是为了写作袁宏道传记，我会专程来到这个偏僻的所在吗？
谈到三袁的作品，其中还有中学毕业的青年农民，但他们没有一人读过。其实，又何止他们这些农民们呢？以三袁为荣耀的公安县学界及从公安这块土地走出去的学人，还包括那些买了三袁作品的读者，又有多少人谈得上认真地读过他们的作品呢？
问起三袁的后人，村子里也没有他们的直系后代了。我以为文学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无法传承。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们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使自己的事业传承给自己的后人，可文学家却不能够。文学是一项天才性的独创事业，灵气与悟性是其重要的基础。三袁并非不想让他们的后代子承父业，也出现了宏道长子袁彭年、中道长子袁祈年两位佼佼者，他们都着有诗文。袁中道还将祈年的诗作收入自己的《珂雪斋集》附录之中，但已是“秀而不实”，一代不如一代了。
从古到今，公安县也出了不少名人豪杰，比如三国时期的蜀国大都督冯习，萤囊就读的东晋名士车胤，佛教天台宗创始人、隋代高僧智顗等等，但是，他们的知名度都赶不上“三袁”。也就是说，“公安三袁”是公安县历史上最为着名的人物。可是，这并未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将“公安派三袁”视为一项文化产业资源来进行开发。如果“三袁”不是文学家，而是三位名声卓着的政治家、军事家，那么，有关“三袁”的纪念性硬件建设绝对不是今日这般样子。
“古来圣贤皆寂寞”，信矣哉！
其实，热闹与寂寞也是“三袁”生前心中一直纠缠难解的一个情结。
袁宏道在吴县辞职后到京城不久，便给他故乡的两位叔叔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语道：“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当其在荷叶山，唯以一见京师为快。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
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认识程度的加深，他们才渐渐地看淡了热闹，归隐山林，返回自然。特别是袁宏道，在度过了六年柳浪湖畔的隐居生活后，他已参悟了不少人生玄机。只要是顺应了人生的自然，热闹也罢，寂寞也好，他都能泰然处之了。
由此来看他们身后的遭遇，过于热闹与过于寂寞都不正常。纯属人为需要的抬哄或压制，从某种角度来看，也说明了社会机制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三袁”的文学主张与文学作品，经过几百年时间的考验，已积淀为民族文化中的有机部分，作为一股内在的潜流，正无声地浸润、滋养着我们脚下这块广袤的土地，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
还是让我们变得成熟一些吧，既不要去刻意地营造热闹喧嚣，也不要人为地予以压制冷落，最好的境界，便是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