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有效的语言都是最简单的语言，如部队的“立正、向左转、保证完成任务”。不仅是语言，还有定理、规律、做人、做事都一样。
钱钟书有一个三不的做人做学问的原则，他不见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不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不做一些不轻不重的事。显然，越是大家，越会过一种减法的人生，越会过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
信息时代，我们每个人无论有钱没钱，都活得很累，我有个朋友叫王忠和，亿万富翁，我有一次被邀到他家中吃饭。我第一次到他家，连受三惊：一惊他家中餐厅里居然摆有四张大圆桌，可见随时都有许多人来他家吃饭，二惊是他的客厅里沙上坐满了人，富人、穷人一群群，三惊是找他谈项目的接二连三。我问他什么时间睡觉，他说每晚两点前很少上床，四点前很少睡得着。
我为他担忧，一个人若活到这个份上，就多少会有些遗憾。我时常劝他，简化一点，简单一点。他总是点头说：难呀，难呀，再过几年或许好点。我也只有苦笑的份。
人类放着简单的日子不过，而要想尽一切办法害自己，想尽一切办法把问题弄复杂。是的，社会在发展，我们越来越被千头万绪的复杂问题所干扰所控制。
我想：复杂的现象来源于交通和通讯，这个世界如果所有的交通依然是骑马或步行，那么，你还会不会对对方说，你等着，我二个小时就到。三百里，你二个小时骑马就到，可能吗？正因为有了汽车、火车、飞机等快速运送工具，我们才会与越来越多的个人、企业单位发生关系。
你只要看，如今地上到处是路，每条路上有多少车，每个车上有多少人，这些人都在奔赴这个或那个城市。
因为有车，我们可以同时与一百个单位发生业务关系。当然，光有车还不行，还得有通讯，没有通讯，你依然不会知道百里之外有青椒出售，千里之外有个单位缺人。
通信和交通原本是用来减轻我们的压力的，是让我们活得更轻松的。而我们却如卖淫女郎一样，科技使她低平的乳房变得挺拔而有弹力，她们不是用来美化自身，进而美化心灵的，而是用它招来更多的顾客，用它来作为诱饵使自己生意变得更繁忙，更千头万绪的。人正是如此将智慧歪用的动物。有了通讯和交通，我们反而变得更加繁忙了。因为，这反而激起了我们更大的梦想，更大的欲求。
全世界莫不都这样：他们自己创造了一笼子，目的原本是用来关他人或它物的，后来由于这个笼子造得太好，太迷人，于是，他舍不行别人占有了它，最后他自己便钻了进去。从此后，便不再想出来了。
你去看，有多少人现在包中有二个手机，前天看电视还看到了一机二卡，一机三卡的手机，有人造是因为有人需求。由此可见，人们正沉湎于自己的囚笼之中，更不想出来了。一个人原有一个手机，便开通了一条对外信息线，现在二条，三条线路都分门别类地对外开放，那么，无论我们是坐在马桶上还是在密室中与女友约会，我们都回避不了外界与我的联系。
今天，一切都倒过来了，好像你越来越复杂，与外界联络得越多，那便证明你越有能力，有人缘，有巨大的人力资源，进而会评判你过得更好、更自由、更快乐。
一切评判标准都反了，整个世界都本未倒置了。
所有的创造，所有的发明都是让我们更轻松的，而事与愿违，一切都恰恰相反。世上每发明一个物件，并不是给我们带来快乐，而是反而加重我们的压力。假如发明了一机十卡的手机，假如发明了可视手可，假如发明了测试对方大脑想法的测意显示仪，假如发明了可透视肉体、大脑思维过程的眼镜，我们岂不更累，岂不忙得连饭都吃不上了。再假如发明了个人飞行器，时速1000公里每分钟，那么，我们岂不整天满天飞。
若这样，从此后，我们休想吃上一顿安静的饭，休息、睡上一觉安静的觉，休想有片刻宁静的时光，休想，休想……
所有的复杂都是人为的。人既然可以复杂，当然也可以简单地生活。
我们并不是骑上了速度的野马，并不是无法从复杂中摆脱出来。因为一切决定你是复杂还是简单的权力最终还在你自己身上。你烦你的电话太多太多，很简单，你当着朋友可以将手机扔到湘江河里，你可以拔掉家中电话，你可以只上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班，你可以只交很少几个知心朋友，你可以不开电视，不看报纸，不接受任何推销者，你没必要说一些不咸不淡，不三不四的话，你可以在礼拜日关上一切门睡上一觉，等等。
复杂是社会带来的附产品。我们原本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但却不知理性社会将高科技推动起来，它给我们生活中增添了不少财富，但我们却没考虑到我们在收获豆子时，却被豆根旁的一条毒蛇咬了一口。腿很快肿了起来。此时，你若不能主动砍掉那只被蛇咬了的脚趾，很快你就会毒气攻心而死掉的。虽然复杂并没有如此直接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也够让我们头痛的了。
具体地说，复杂将给我们带来三大危害：
一是使我们面对未来，感到迷茫。
因为复杂，因为有太多太多的因与果绞织在一起，我们现有的判断能力无法承受。复杂虽然可以给我们带来许多机遇，但我们却分不清哪一条才是真正的机遇。因此，越复杂，就要越有更简单的选择的判别式出现，不然，仅选择就够我们头痛的了。
二是使我们疲于奔命，耗尽身心。
无论是在汽车上、马路上、办公桌旁，你都可以看到那些整日忙得不得开交的工作狂，他们办公桌上有三条外线，桌上还放着二个手机，一天要讲上三万多句话，点上六千多个头，握上几百只手，道上几百声再见，我们看他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家中，心中仅有一种怜悯之恨升起，而绝没有什么佩服他有能力的意念产生。一个人只为了生活，有这个必要吗？不就是一日三餐么？我们有必要忙得连放屁的时间都没有吗？
三是干扰我们的灵性成长。
我们是来快乐的、自由的，我们不是来为了做事的。复杂容易令人沉陷、沉陷容易使人迷失，迷失容易使人忘了本性。
社会原初的想法是送你一块跳板，它岂会知道你从烂泥中逃出来时，由于兴奋过度而又掉进了火海之中。从关心人的整体上讲，似乎社会从未做对过。你需要简单，它送给了你复杂；你需要快乐它送给了你痛苦；你需要轻松，它却带给了你沉重。无论你不想要什么，它总时如期送到。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是这样，因为今天是注重理性的社会，是迎合机械化大生产的偏执教育，是物化人的偏执教育，它真正关心的是那个产生的物，而不是你的人活得怎么样。
所以，你一旦进入了现代社会的偏执教育布下的天罗地网，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你的麻烦就会如影随行紧跟着你。记住，偏执教育从来就没有那么高贵和高尚，它只是一种手段，有的用来愚民，有的用来智民，但无论是愚民和智民都不是最后的目的，都不是为了你的。
那么，我们究竟怎样才能从复杂中解脱出来呢？
处方：放下。
放下就是快乐，这是一种很好的人生哲学，值得大力倡导。所谓放下，就是要学会简单生活，学会选择，懂得放弃。这两句话是两本市场上的畅销书书名，你不妨详细看看怎样才能过上简单生活。
减一半不必见的人。
据说，美国的财阀们有一条共同的家训：不进行无谓的交际。换句话说，他们不将时间浪费在没有价值的事和没有价值的人身上。这看起来有点势利，却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生存之道。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自获诺贝尔奖之后，受盛名之累，常被官方、民间，包括电视广告商人等等，拉着去做这做那。文人难免天真，不擅应酬，心慈面软，不会推托；做事又过于认真，不懂敷衍；于是陷入忙乱的俗事重围，不知如何解脱，最后被迫自杀，了此一生，甚多遗憾。
固然，对一位作家来说，能获得诺贝尔奖，这口人生之井已经算是凿得够深了。但如果他不被卷入烦倦不堪的琐事，而能依然宁静度岁，以他东方式的丰富晶莹的智慧，或可有更具哲理的创作留传于世。
“能者多劳”，是对一个有才干的人的赞誉，却也是对他的一种悲悯。所有成就大事业者，都是惜时胜金，往往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
湖滨散记的作者梭罗，为了要写一本书，而去森林中度过两年隐士生活。他以种豆和玉蜀黍为食，摆脱了一切剥夺时间的琐事俗务，专心致志，去体验林间湖上的景色和他心灵所产生的共鸣，从中发现许多道理，最终完成了这本名著。
老作家端木蕻良为了集中时间写《曹雪芹》等著作，在沙发中间茶几的上面墙壁上挂着一个小条幅，上写：“时间宝贵，谈话尽量缩短。”但客人来了，总得招待，总得谈谈往事，谈谈现在的情况，互相寒暄问候，多少总得被“窃走”一些宝贵时间。于是端木蕻良又在门上贴了一张“告示”：“上午不会客。来访请下午3时后。”这样，就能保证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可以“专项专用”了。
一个人越能长时间独处，忍受孤独，说明他的思想越成熟，距离人类动物性越远，越发抛弃了低级庸俗的情趣。罗素有句话说得十分深刻：“缺乏精神独处的能力，决不能取得人类天才的那种崇高的成就。”
省一半不必说的话。
曾国藩说：人生坏事的两个因素，一是自傲，二是多言。世界上的麻烦有一半是因为说话不当造成的，另一半是愚蠢所致。所以，说话不当的危害跟愚蠢是一样的。说话不当者未必都是愚蠢的人，但的确做了一件愚蠢的事。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时嘲笑张昭说：“坐议立谈，无人能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这正是那些敏于言而拙于行者的真实写照。许多人，坐在那里夸夸其谈时，好像很有本事、很有谋略，临到做实事时，却什么也干不好。这不过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而已。归根结底，嘴上的功夫千般好，不如把事情做好。
行敏，有利于言讷；言讷，可以促进行敏。任何只把事情挂在口头上而不落实到行动上的个体者，就没有心想事成的机会，不过惹人笑话而已。
古时有两名盗寇，身背金银珠宝逃命，被一条河流拦住去路，不得已只好涉水渡河。老大对老二说：水流且急，游到水中，若是觉得力不从心，就丢掉一点背上的金银珠宝，继续向对岸游，；再若感到体力不支，就继续再丢，保住自己的性命是最重要的！老二点头，连称“高见”。此时，捕盗者跟踪而至，老大老二急忙纵身入水，向对岸泅渡，没多久，老二就觉得颇为吃力，于是扔掉一半背上的金银珠宝。到了水中央，老二仍感体力难支，又把另一半也扔掉了！
老二筋疲力尽地上了岸，回头一看，老大还在离岸很远的水中挣扎，眼看就要沉下去了！此时，老二大喊：快扔掉金银珠宝！老大听到喊叫，也想解开背着的包袱，扔掉金银珠宝，可是，他已经没有解开包袱的力气，最终落了个葬身水底的结局。
在嘴头上，老大比老二说的有劲，而在行动上，却不如老二敏捷，因此，老二敏行而保住了性命，老大只在敏言，终于丧命。
这虽然是一则盗寇的反面故事，但也能说明，善于言而不善于行，结果往往是天壤之别的。
世间卓有成就的人大多是敏行慎言之人，尤其是对沉默的价值格外推崇。吉辛则说：“人世愈来愈吵闹，我不愿在增长着的喧嚣中加上一份，单凭了我的沉默，我也向一切人奉献了一种好处。” 甘地说：“沉默是信奉真理者的精神训练之一。”
庸陋者以为只有高声叫卖学问见识才是进取之道，他们对沉默不以为然，不屑一顾。有一则幽默：某人参加会议，一言不发，事后，一位评论家对他说：“如果你蠢，你做得很聪明；如果你聪明，你做得很蠢。”这个评论似乎很机智很有见地：蠢人因沉默而未暴露其蠢，所以聪明；聪明人因沉默而未表现其聪明，所以蠢。仔细琢磨，发现不然。聪明人必须表现自己的聪明吗？他必须把自己的才智暴露于众人之前，就像暴发户披金挂银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暴发吗？没有这个必要。
明朝李笠翁说：“智者拙于言谈，善谈者罕是智者。”当然，沉默寡言未必是智慧的征兆，世上有的是故作深沉者或天性木讷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夸夸其谈者必无智慧。
坦露之心如一封摊开在众人面前的信。含蓄来自于自我控制，能够缄默方为真正的胜利。
压一半不必做的事。
人最可怕是想尽千方百计做成了不该做的事。中国有句老话说：“有些朋友不如不交，有些事不如不做。”同时也有成语叫“画蛇添足”、“过犹不及”，所以老庄们就提倡：什么也别干，你就占有了整个世界；至少，你就拥有了占有整个世界的可能性。
削一半不必要的东西。
我们忙着追求更新、更快、更好的生活的同时，却往往忽略了生命最基本的渴求——一个更宁静、更温柔、更甜美、更祥和的世界。
庄子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人实在不必花太多的精神在饮食、衣物等等的追求上。
一天，一位熟知苏格拉底生活节俭的人突然在集市上发现他全神贯注打量几件俗气的陶器，颇觉惊讶，便上前问道：“苏格拉底先生，您今儿哪来的雅兴？”苏格拉底回答道：“我向来有兴趣的是，看看市场上有多少我不需要的东西。”
不要买自己想买的东西，而要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不需要的东西即使只花一分钱，也是昂贵的。
如今，人们提倡简单生活，这并不意味着是贫苦、简陋的生活，它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呈现真实自我，过上目标明确的生活，是一种丰富、健康、和谐、悠闲的生活……
简单生活如今已不再是空洞无物、闲谈无味的书本理论了，它作为21世纪新的生活时尚，正开始贯穿于人们的日常家居生活中，并越来越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健康纯净、简朴有序。
简化才能净化，净化才能美化。现在，人们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住房越来越宽敞。于是人们便产生了购物癖、精美家具爱好癖。东邻家有的，我们家也应该有；西邻家没有的我也应该有。要超过左邻右舍才气派，才不显得寒酸。比如钢琴，自己会不会弹无关紧要，孩子有无兴趣学也不关大事。别人家能买，我们也要买。各个家庭都要把自己的客厅、卧室装饰得富丽堂皇、竞相攀比。于是，我们便成了这些摆设的奴隶，终日为摆设服务，而不是摆设为我们的工作、学习服务。
过去我们穿衣也十分简单，冬天一身，夏天两套，有个替换就成了。现在打开衣柜、衣箱，仅大衣就有多件，长的、短的、单的、夹的、深色的、浅色的、带花的、淡雅的，从料子上分又有多种，我们每逢出门，为了穿什么衣服，还要反复比较，考虑半小时。这不是无形的时间浪费吗？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早晨出门绝不会为了考虑是穿灰色外套，还是棕色外套而犹豫不决。
不让过多的“摆设”吞噬，不要为生活所累，其要义就是过简单的生活。不要把自己变成各种现代物品的奴隶。
每天我最愉快的时刻，是倒垃圾的时候。倒完垃圾，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把家里脏的、乱的、不用的杂物、纸张、广告，清除整理干净，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家里有垃圾，心里也有垃圾，忙完白天的工作，夜里静思，把白天里的不愉快，当成垃圾，一一清除干净，也是一桩非常舒服的享受。心灵不要有负担，就让挂心的事越少越好，生活要愉快，就不要对物质有太多的需求。
你家里的陈设简单吗？房子里有让空气随意流动的空间吗？或者是一堆家具和乱七八糟的东西完全连接在一起？地面是干净和宽敞的吗？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设计好的位置吗？或者是在它变成某种艺术形式之前需要立即整理一下呢？如果你已经弄得一团糟了，那么你同时也需要整理一下对生活的态度了。
风靡欧美的畅销书《简单生活》的作者丽莎·普兰特在该书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需要的越少，得到的自由就越多。简朴、单纯的生活有利于清除物质与生命本质之间的樊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