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北京城地安门内的马神庙（即现在的景山东街）一带，有几十栋新旧相间的房舍，这里是京师大学堂校址。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创办于1898年。它最初是承继清朝国子监的全国最高学府和全国教育的最高管理机关。1912年5月，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令，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校。著名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学者、翻译家严复被任命为该校的第一任校长。
1916年的北京大学经严复和另外几位继任校长的努力，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全校有文、理、法、农和预科学生1500多名，有一批学有根底的教师，开设国文、伦理、中国史、外语、西洋史、法制、经济、逻辑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画图等多门课程。这年6月，学校从比利时仪品公司借款20万元，在原有的操场动工兴建一幢有300多间房屋的校舍。这就是后来的北大“红楼”，亦即北大第一院所在地。但由于受到社会上和校内不良风气的影响，学生中不少人求学的目标是毕业后升官发财，或在社会上找到一份好职业。有的托门路、找靠山，有的游手好闲，不用心学习，考试打小抄。教师中有的思想陈旧，大肆宣扬复古读经，有的只是混碗饭，平时不事研究，上课敷衍了事，也有的道德堕落，赌博、当嫖客。这种情况直到蔡元培担任校长后才得以改变。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是辛亥革命期间有影响的领导者之一，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1892年他24岁时考中进士，随即进翰林院，点庶吉士，两年后做编修。
清朝的翰林院是掌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起居注”，给皇帝讲解经史，及草拟有关典礼文件的机构。每当新科进士产生后，其中文学书法较优秀者被选入翰林院所设庶常馆继续学习，称庶吉士。庶吉士经2—3年的学习，再参加考试，成绩优异者分别授以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配到各部门担任主事等职务。蔡元培26岁授编修，可谓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但他没有沉醉于个人对未来美好的幻想，而是深深为危机日深的国家和民族担忧。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对清廷彻底失望；断然弃官离职，返回浙江绍兴老家从事教育工作。后来他与好友发起中国教育会，被推为事务长（即会长）。又创立爱国学社，被推为总理。1904年，革命团体光复会成立，他又被推为会长。光复会后来和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等团体合并成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核心。
1898年，31岁的蔡元培为了阅读外文书籍，拜师学习日语。第二年又开始学习英语。以后他多次游学日本、德、法等国家，翻译、编译了不少日文、西文书籍。他翻译的英国自由主义学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和他编著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等，成为许多学校选用的教材。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民国教育总长。在短短6个月的任期里，他对民国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设意见。如废除忠君、尊孔、读经，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小学男女同校，推行义务教育、社会教育等等。他还把清朝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教育宗旨，修改为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等五项内容的新教育宗旨。并且用中国传统道德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来解释法国大革命时代标举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含义。在蔡元培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积极的内容可以和现代西方进步思想中的科学、民主内容融合在一起，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原则，为新时代的中国国民吸收和运用。这一点构成了他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期间提出“兼容并包”思想的基础。
1917年1月，蔡元培到北京大学正式担任校长职务。在就职演说中，他首先提出：大学的宗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遵照这一宗旨，他对学校的教学体制、课程设置、教授方法、教师的录用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领导成立了进德会，加强师生和道德修养。他使北京大学很快成为一所现代化的高等学府。
蔡元培在改革中提出了一项重要思想。他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因此应依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允许不同学派、不同主张同时并存，以活跃学术空气，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他依此原则聘请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其中既有留学欧美的西化学者，也有拖着长辫子的国学先生；既有思想激进的新文化健将，也有反对革新、宣传复古尊君的保守人物。当然，录用的前提是这些人必须具有学术专长。在思想方面，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实用主义、新村主义，以至于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都被允许介绍和研究。此外，蔡元培还鼓励并支持师生建立各种学术性、社会性团体，创办刊物，参加指导社会的活动。这就为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最初由他一个人编辑，大部分稿子也由他一个撰写。虽然他在当时已颇有名气，他的文章气势磅礴，观点清新，但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很多人的注意。每期杂志只印1000多份，其中不少用作赠送、交换，购买者并不多。为此，群益书社的陈氏兄弟赔了本，一度曾打算取消和陈独秀的合同。
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这个职务类似现在的文学院长。《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也由上海搬至北京皇宫东侧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住所进行。此后不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17年9月，胡适应陈独秀、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教授。1918年1月，李大钊由章士钊介绍到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与此同时，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和他的弟弟，在北大做文科教授的周作人也先后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领导阵营就这样形成了。
1918年1月，《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由编辑部的人员自己写稿。后来又采用轮流编辑的办法。从此以后，杂志内容更为丰富，销路渐广。到五四运动发生前后，每期销售量竟达到一万五、六千份。购买、阅读《新青年》的除北京大学师生外，还有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长沙、南京等地许多中高等学校的学生、教师和社会青年。不久，在陈独秀等人周围逐渐聚集了一大批青年学生。这些青年从《新青年》杂志的文章中，从他们敬仰的先生们的授课与交谈中吸收新思想、新观念，并很快成为这些新思想、新观念的更为积极、热心的宣传者。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同时，北大学生许德珩、邓中夏、高君宇、孟寿椿等发起组织了国民社。国民社的成员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济南等地青年学生和一些留日、留美归国学生，共180多人。这两个社团的刊物《新潮》、《国民》均于1919年初创刊。在此前后创办的刊物还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主编的《每周评论》、北大教授朱希祖、陈启修等编辑的《北京大学月刊》，以及由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等五个单位联合主办的《新教育》月刊。这些刊物和《新青年》一样，刊载有大量的宣传新文化内容的文章。此外，上海《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北京《晨报》副刊、《京报》等也先后转向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由初起时的涓涓细流发展成了浩翰江河，其范围和声势都大大地扩展了。
1919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批有新思想的青年学生走出学校，前往市区、工厂、农村进行讲演。他们的讲演内容丰富，题目众多，有“家庭制度”、“人生之要素”、“什么是我”、“迷信”、“国民应尽之责任”、“抵抗强权”、“争回青岛”等等。不仅宣传了新文化，而且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准备和动员。
五四运动中和五四运动后，以北大在校学生、毕业生及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山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青年学生为骨干的社团和他们创办的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新民学会，恽代英组织的利群书社，周恩来等组织的觉悟社都是其中颇有影响的社团。
《星期评论》、《湘江评论》、《新中国》、《新群》、《曙光》、《少年中国》、《建设》、《觉悟》、《解放与改造》、《新社会》则是这一时期众多新刊物的代表。为了扩大新文化的影响，新青年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等争相编辑新文化丛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等许多出版机构也开始出版大量的新文化图书。这些出版机关自行编辑的期刊杂志，如《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也陆续进行改革，刊载越来越多的宣传新文化的文章。至此，新文化的宣传己成为全国范围内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