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或者说，这是一场饮烟袅袅的战争，有点像八旗子弟的大刀长矛浴血抵抗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若干个回合下来，中式快餐店损兵折将，只剩下老家肉饼依然坚守阵地，挥舞战旗。不仅如此，它还壮大了队伍，在东西南北增设一系列分号。老家肉饼的对手，无疑是必胜客比萨饼。彼此战成了和局。这已算很不容易了。毕竟，中国人是在拿冷兵器对抗西洋火器呀，能把阵地战坚持下来就不错了。那些卖馄饨的，卖包子的，卖豆浆油条的，早就改变战略，“上山打游击”去了。老家肉饼，仍然稳扎营盘。
老家肉饼的牌匾，是我的朋友阿坚题写的。他跟老板是朋友。所以，老家肉饼等于是我朋友的朋友开办的。我当然要狠狠地夸它几句啦。不夸白不夸嘛。但纯属自愿的。人家老板可没请我当“托”。
阿坚是位诗人，在胡同里长大，诗写得好，毛笔字也不赖。他为老家肉饼题写牌匾，属于友情客串，分文不取。老板也很豪爽，承诺阿坚在老家肉饼店可终生免费就餐。可见老板是个懂诗、懂诗人的人。是个爱诗、爱诗人的人。
上次西安诗人伊沙来北京，阿坚在老家肉饼店接待。我跟伊沙开玩笑：你的代表作不是叫作《饿死诗人》嘛，可在北京，诗人是饿不死的，譬如阿坚，只要他愿意，天天都有免费的晚餐，天天都有肉饼吃。伊沙吃惊地瞪圆了眼睛。我估计他在感叹：看来天上还真会掉馅饼啊！
是呀，天上会掉馅饼的。我看见了。它砸在我的哥们阿坚头上。
伊沙那首后现代派的诗歌中有这样的名句：“饿死他们，这些狗日的诗人。首先饿死我，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别信他的。丫胃口好得很呢，伙食好得很呢。诗人哪那么容易饿死呀。想吃天上的馅饼，张开嘴等着就可以了。它说来就来了。今天落下的是一块老家肉饼，没准明天落下的就该是诺贝尔文学奖了。尽情地想呗。有谁敢跟诗人比想象呀。
我跟来自西安的伊沙干了一满杯“普京”（普通燕京啤酒）：当今的北京，已不亚于唐朝的长安了，够你羡慕的吧。谁说居京大不易，瞧人家阿坚，怀揣终生饭票，比那个白居易活得还潇洒。白居易在长安，是否吃过白食--有人请他白吃羊肉泡馍吗？咱们说不准。可诗人阿坚在北京，随便写几个毛笔字，就有大盘的肉饼端上来，想吃多少都可以，想吃多少次都可以。这才真正是“润笔”吧。比给现金要好。因为其中还有情义的。
情义无价。按道理长安才算诗人们的老家，可北京有了这老家肉饼的传奇，对于诗人们而言，也相当于回家了。“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这是李白的话。李白是咱们的家长。出门写诗，当官、做生意，累了，就回家吃肉饼。老家肉饼的店名，起得好啊。
我从沙滩的五四大街搬家，搬到东四环边的石佛营，住下的第一天，上街蹓弯儿，发现马路对面就有老家肉饼的分店。看到牌匾落款处阿坚的名字，心头一热：嘿，哥们，你也在这里呀。咱们靠得越来越近了。跟老家肉饼做邻居，多踏实啊。那是我哥们的哥们开的。这既是生活中的巧合，又显得特别吉利。看来我来北京写诗，也注定饿不死的。北京，我有那么多的哥们，乃至哥们的哥们……整整一个大家庭，大家族。诗，是我们的血缘，我们共同的根。老家肉饼店，诗人们的大食堂。
前几天去天津参加全国书市，记不清在哪条街道，车窗外闪现老家肉饼的牌匾。虽然一掠而过，我却倍感亲切：老家肉饼，你已开始抢占狗不理包子的地盘了。
诗人高星从北戴河回来，说在河北也看见老家肉饼的分店。牌匾落款处也刻着“阿坚题”三个字。在那一瞬间，他会跟我一样，头脑中蓦然浮现亲爱的哥们阿坚的面孔。我们拿阿坚起哄：你为老家肉饼题写牌匾，可比你出的那几本诗集影响大多了。
阿坚不仅是诗人，还是京味的美食家。所谓京味美食家，相当于北派，与陆文夫那类南派美食家走的不是一个路子。南派是愈精致愈好，北派则追求广博庞杂。阿坚与我合写过一本《中国人的吃》，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又被日本青土社购买去海外版权，翻译成日文全球发行（易名为《中国美味礼赞》）。他妙语连珠：“中国人几乎是世界上最会吃的大民族，中国菜的烹饪和消受几乎是一种食哲学。
相反，近十个世纪里，世界上饿死的最多的是中国人（人数），世界上的国内战争因饥饿而爆发最多的是中国（如农民起义）。我老在想，为什么挨过饿的民族反而更重视吃的艺术，像美国人相对来说是最没挨过的人民，竟然吃的那么单调、吃的那么懒也那么傻。美国人民似没有吃的理想，而咱中国人以食为天。”中国人虽然以食为天，却没几个人敢相信天上真会掉馅饼的。除了我和阿坚这样的“另类”。相信奇迹的，都是诗人。
阿坚在书中还真提到老家肉饼：“吃喝泛滥的时代，饭馆沿街、夜市成片，啤酒成河、烧烤成云，我也被裹在这世纪末的洪流。我为老家快餐连锁店题匾，可终生免费就餐，我的亲朋餐桌随时可为我添双筷子。忽然没了饿之忧，顿感自由……”
我写这篇文章，已是深夜。写着写着，忍不住咽口水了。想吃肉饼，考虑到马路对面的老家肉饼店该已关门打烊，只得作罢。继续在纸上写吧，就当画饼充饥。
老字号不老
近来北京有句流行语：翠花，上酸菜！老北京的名菜馆里还真有个叫翠花楼的，不知道那里面的酸菜是否由翠花姑娘端上来？
餐饮业的老字号可太多了，比翠花楼更有名的是全聚德、便宜坊、东来顺、六必居、鸿宾楼、同和居……包括在虎坊桥一带纪晓岚阅微草堂遗址的晋阳饭庄。
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一书里如数家珍，列举了正阳楼的烤羊肉，致美斋的锅烧鸡、煎馄饨、爆双脆、爆肚，东兴楼的芙蓉鸡片、乌鱼线、韭菜篓，中兴楼的咖喱鸡，忠信堂的油爆虾，盐焗虾，厚德福的铁锅蛋，润明楼的沙锅鱼翅，青华楼的火腿煨冬笋，月盛斋的酱牛羊肉，玉华台的水晶虾饼……都是这些老字号的拿手菜，在别处吃不到的正宗味儿。
西城天福号的清酱肉，如今似乎已失传了，可在梁实秋眼中是能够跟南方的火腿抗衡的。梁实秋记得正阳楼的烤肉炙子比烤肉宛、烤肉季的要小得多：“直径不过二尺，放在四张八仙桌上，都是摆在小院里，四周是四把条凳。三五个一伙围着一个桌子，抬起一条腿踩在条凳上，边烤边饮边吃边笑……”这是需要像梁山好汉一样站着吃的烧烤。
有“超级老店”之称的是柳泉居，原址在护国寺西口路东，后迁至迤南路西。原先院内有一棵垂杨柳（让人联想到花和尚鲁智深）和一口甜水井，因而得名。可惜经营到民国时期一搬家，全没有了，名称也就变得抽象。“柳泉居者，酒馆而兼存放。盖起于清初，数百年矣。资本厚而信誉坚……”（引自夏仁虎《旧京琐记》）可以证明它的年龄。老舍童年时就住在柳泉居对面的小羊圈胡同（在《正红旗下》一书里提到），估计为之流过口水。
西珠市口的丰泽园饭庄的字号，是其老板1930年游中南海丰泽园后所得，为了沾一点残存的皇气。他起名时绝对想象不到，几十年后，国家领袖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遇见丰泽园的特级厨师，亲切握手：“贵宝号和我的住地都叫丰泽园，很有缘分。代我向全体职工问好！”来往的食客一进丰泽园饭庄，听到这典故，肯定会有特殊的感觉。丰泽园饭店真有福气，受到了伟人的点评。
旧时的许多餐馆都是四合院结构，坐落于胡同深处，有“酒香不怕巷子深”之气概。譬如菜市口的广和居，以擅长烹饪山东菜而出名，引来过张之洞、翁同、谭嗣同等无数名流光顾，也只是一套大四合院：“临街房三间，南山半间为门洞，其门面磨砖刻花，如今尚有磨面刻花的小门楼旧迹可寻。门洞正对着院内南房的西山墙，墙上的招牌是砖刻制的，好似影壁院内设前后相通的两进北房，靠东侧设一月亮门，门内南北房是为雅座自成一体。院内各房，皆分大小，或独饮，或小聚，或大宴，皆尽其妙。”根据穆雪松先生的描绘，我们大致能猜测出旧京老餐馆的格局与情调。
然而可别小瞧了：“广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东，历史最悠久盖自道光中即有此馆，专为宣南士大夫设也。”（《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相当于官场的外延。清末书法家何绍基与广和居为邻，落魄时像孔乙己一样在这里赊账，店主把他打的欠条当宝贝一般装裱起来，以展览其铁划银钩。后来，那位塑造了孔乙己的鲁迅，也寄宿于附近的绍兴会馆，常“夜饮于广和居”（在其日记里有记载），借酒浇愁，并且最终爆发出一声《呐喊》。
鲁迅在绍兴会馆住了七年。这位终日彷徨的单身汉，把毗邻的广和居当成大食堂了。只是不知道，他常喝的是老家的黄酒呢，还是本地的二锅头？但他那一时期所写的《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作品，已变得像北方的老白干一样烈性。鲁迅，在绍兴会馆酝酿着自己。
建国以后，叶祖孚寻访广和居遗址，听到一位在附近住了几十年的老大妈议论：“这里还常来参观的人，有日本来的，他们说要瞧瞧鲁迅吃饭的地方。”
广和居的饭菜，是否对得上鲁迅的口味？当时北京的各大饭庄，大多跟广和居一样经营山东菜，南方风味的菜馆极少，来自浙江的鲁迅，在饮食方面也就无法太挑剔了。况且，他一次次夜奔广和居，主要为了买醉，吃菜反而是其次的。囊中羞涩时，估计点几盘拍黄瓜、油炸花生米（代替记忆中的茴香豆）就可以。但他的胞弟，周作人，1917年也来北京，陪同鲁迅在绍兴会馆住过两年，却对广和居的厨艺颇有微词：“在胡同的口外有一家有名的饭馆，就是李越缦等有些名人都赏识过的广和居，有些拿手好菜，例如潘鱼，砂锅豆腐，三不粘等，我们大抵不叫，要的只是些炸丸子，酸辣汤，拿进来时如不说明，便要怀疑是从什么蹩脚的小饭馆里叫来的，因为那盘碗实在坏得可以，价钱也便宜，只是几个铜元罢了。
可是主客都不在乎，反正下饭这就行了，擦过了脸，又接连谈他们的天，直至深夜……”周氏兄弟在绍兴会馆接待客人，大都是叫广和居的外卖。点的又尽是些低档的家常菜，质量自然差一点。加上周作人本身就对北京的餐饮有一丝轻视，即使广和居的招牌菜，在他眼中也没啥了不起的。因为心中有南北的比较，他是反对在北京吃鱼的，觉得那是在找难受：“我们只在煤市街的一处酒家，吃过一回便饭，问有什么菜，答说连鱼都有，可见那时候活鱼是怎么难得而可贵了。但是我们没有敢于请教那鱼，而且以后来的经验而论，这鱼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得，那有名的广和居的‘潘鱼’，在江浙人尝来，岂不也是平常得很么？”
跟周作人不同，鲁迅在北京，无论在绍兴会馆、广和居还是后来的八道湾或砖塔胡同，脑子里尽想的是些形而上的事情。所以他很少有闲情逸致评价古都的食色。估计在这苦闷的斗士眼中，太微不足道了，他只需要一箪食、一瓢饮就足矣。食无鱼、出无车，又何妨呢？都不属于他关心的范围。
广和居的高档菜，除潘鱼外，还有烩海参、烩鱼翅、糟溜鱼片、炒虾仁等等。可惜，是上世纪初的“北漂”--周氏兄弟所不敢问津的。广和居的好处在于同时经营一些溜丸子、炒肉片之类廉价的家常菜，才不至于把那些清寒的读书人、创业的外省青年拒之门外。
周围会馆多，是广和居的一大地理优势。南、北半截胡同中，除了绍兴会馆，还有江宁、黟县、山东等会馆。库堆胡同（后并入北半截胡同）有浏阳会馆。丞相胡同（今菜市口胡同）有潮州、中州、休宁会馆。米市胡同有重庆、六安、南海、光州、江阴、中州会馆。七间房小胡同有潼川、吴兴会馆。铁门有广信、宣城会馆。烂缦胡同有常昭、元宁、济南等会馆。
“这些会馆中，经常侨居着在京城做官的或者外官至北京联系事务暂住之人。这些官员和社会名流大都饮宴在广和居。像清末洋务派首领、军机大臣张之洞、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都曾就餐于广和居。”（王永斌语）可见广和居俨然已是宣武门外一系列会馆的大食堂。跟那些出入的将相、豪杰相比，当时的鲁迅，乃至其弟周作人，尚且是无名小卒。但若干年代之后，广和居反而要沾鲁迅的光了，因为这是“鲁迅吃饭的地方”。
许多老字号都是靠名人捧场或名人题词而成为名牌。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要算都一处烧麦馆。乾隆十七年（1752年），大年三十晚上，京城大多数店铺都关门打烊，位于鲜鱼口的李记酒馆照常营业，迎来了几位客人。老板很高兴，热情招待。酒过三巡，客人中领头的那位问道：“你这个酒馆叫啥名字？”老板回答：“小店没有名字。”那人听到窗外的鞭炮声，很有感触：“这时候还不关门的，京都可能只有你们一处了吧。就叫‘都一处’吧。”
一个月后，忽然有几个太监给李记酒馆送来一块写着“都一处”的虎头匾，老板才意识到自己的运气：年三十晚上来喝酒的，原来是乾隆皇帝。他赶紧把乾隆亲笔题写的虎头匾“都一处”挂上门楣，顿时引来众多的观众。小酒馆跟当朝天子攀上了关系，这还了得！此事立马就传遍了北京城。还有比这更好的广告吗？每天都有好奇的食客赶过来参观、用餐。都一处生意之火爆，可想而知。
听说这个典故之后，我四处查找，发现都一处店址早已由鲜鱼口外南侧迁往前门大街，而匾额也换成郭沫若重新题写的了（解放后改的）。为什么要改呢？难道牌匾必须追随朝代的更替而演变？郭沫若的字也挺清秀的，但不够遒劲，他能模仿出乾隆的那份王者之气吗？
创业于乾隆五十年的南恒顺羊肉馆，后来则和光绪皇帝产生联系。据说光绪微服出宫，路过南恒顺，忍不住进去吃了芝麻酱烧饼和杂面汤，没钱付账。店主并不计较，让他走了。第二天，一个太监来还账，店主才知道前一天有大驾光临。京城老百姓听说后，给南恒顺送了个“一条龙”的绰号。天长日久之后，人们只知道前门有个一条龙羊肉馆，而疏忘掉它南恒顺的原称。
老字号总有着一些老故事。有的脍炙人口，有的则失传了。其实，正是这些老故事，才使老字号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