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二锅头
来北京不喝二锅头，就跟去贵州不喝茅台一样遗憾。当然，作为“国宴用酒”的茅台，属于赫赫贵族，二锅头算什么？在旧时代，恐怕贩夫走卒之流才好这一口。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但北京本地的酒文化。绝对是由二锅头代表的。它是一尊民间的酒神。
二锅头，这名字起得很土气，很古朴，使一种粗糙且俚俗的生活呈现在我们眼前。老北京的皇宫、王府里喝什么酒，我不知道。满汉全席既华丽又复杂，估计不会把廉价的二锅头摆上台面。但我相信，在胡同里奔波一生的骆驼祥子们，劳碌之余，习惯了喝一碗二锅头，暖暖身子，解解乏。跟二锅头搭配的下酒菜通常很简单：拍黄瓜、水煮花生米，若能再来一把烤羊肉串就更棒了。由此可见，二锅头挺好“伺候”的，不需要七荤八素呀什么的；穷人，也挺好打发的。但穷人的酒，照样能喝出很富有的滋味。
二锅头也算是老字号了。北京大兴酒厂（原名“裕兴烧锅”）生产的永丰牌二锅头白酒，还被同仁堂中药店选为浸制虎骨酒等药酒的专用产品：“盖取烧酒用虎骨煎之，为正阳门外乐家药铺（同仁堂）专门之物。”有人形容“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
我对二锅头是有感情的。在大风起兮的北京城里，喝二锅头，读圣贤书--构成我整个青春的忠实写照。红星牌二锅头，涨价前每瓶只值二块四毛钱，它就和老舍的小说一样，是我印象中北京的平民生活，是我心目中平民化的北京。老北京。正宗的老北京。我一向以为喝二锅头要选择地点，要在陈旧低矮的老式四合院里，才能品出沧桑的感觉；若是在高楼上、在灯火通明的星级饭店里喝，味道就变了，姿态也显得做作。
我在北京，写下了五大本诗，那墙脚处一大排空酒瓶子就是证明。醉卧长安，醉卧在长安街上--我是李白的远房亲戚。二锅头帮我找到了家（它像一位骆驼祥子式的人力车夫搀扶着我），找到了诗歌的老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二锅头是亲切的、笨拙的甚至粗野的，但是对于我的诗歌来说，它一点不比洋派十足的人头马逊色。
鲁迅当年在北京，是否爱喝二锅头？他寄宿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时，经常“夜饮于广和居”（据其日记所载），借酒浇愁。只是不知道他通常选择哪种酒。根据他刚烈的性格，不会对辛辣的二锅头有太多的抵触情绪。
至少，他频频买醉的那段时间所写的作品（《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已不再像江南的黄酒那样绵软、温和，而如同北方烈性的老白干一般刺激。我想，仅凭花雕、加饭之类，无法使鲁迅爆发出撕心裂肺、惊世骇俗的一声呐喊。鲁迅的文章，至今仍散发着药的气质，是我们民族养心强体的“虎骨酒”。
北京的大小餐馆里，虽然各地名酒应有尽有，但销得最快的，恐怕还是二锅头。这倒不是因为什么“地方保护主义”，北京人，似乎还是觉得喝二锅头最对口。近年来又推出一种二两五小瓶装二锅头，颇受欢迎，北京人亲切地称之为“小二”。在外面吃饭，常能听见招呼堂倌的声音：再加一瓶“小二”哎！像是叫唤谁的小名。
我知道在旧社会，堂倌通常又叫做店小二的。
喝二锅头还有个好处：因其价格便宜，所以制假售假的较少。在假冒伪劣横行的时代，这还是挺让人放心的。
我父亲数次去俄罗斯出差，每次在北京登上国际列车前，都要采购一箱二锅头，作为送给那边的“关系户”的小礼物。想象着一箱二锅头陪伴着老父亲横穿西伯利亚大草原，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父亲说俄罗斯人嗜烈酒如命，对北京的二锅头一见如故，如获至宝。而且最认“红星牌”的。
假如你打出租车，送司机一瓶二锅头，他绝对屁颠屁颠地替你跑，并且不收你的车钱了。俄罗斯原本也产烈酒（譬如大名鼎鼎的伏特加），只是限量供应，满足不了众多“酒鬼”的需求。二锅头在他们眼中，相当于来自中国的“伏特加”。若照此推理：伏特加在俄罗斯，是否也带有“二锅头”的性质？父亲带回一瓶伏特加，我尝了，在口感上跟二锅头极像。都属于劲挺大的。甚至连酒瓶子都仿佛同出一辙，印刷的商标也一样简单、朴实。可见真正的烈酒，无需讲究外包装的。有“口碑”就足矣。
北京如果没有二锅头，那么它的冬天，会显得更冷一些。至少对于酒徒们来说是如此。对于我来说是如此。毕竟，北京漫长的严寒，已被二锅头与涮羊肉抵消了很大的一部分。前些天突降大雪，本地的报纸上还说呢：大雪天气出门不便，但坐在家里就着二锅头吃热气腾腾的涮羊肉，顺便欣赏窗外纷飞的雪景，倒也别有一番滋味。这话算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因为读报纸时，我正在这么做呢。看来在北京，二锅头不可能寂寞的，它的“知音”真是太多了。
酒是诗媒人
某夜，我跟阿坚、狗子等几位文友，在北京南三环外一家清真烤串店喝酒。说话的声音较响，把站柜台的老板吸引过来了。他叫穆欣，是个文学青年，对我们聊的话题很感兴趣，有想“入伙”的意思。大家便拉他坐下。他一边“旁听”，手并没有闲着，亲自在桌中央的炭炉上烤了一大把羊肉串，分递给各位。我们品尝了：同样的东西，但就是比我们自己烤的好吃。看来即使是这简单的手艺，也有学问在里面。不说别的，就说老板的动作，比我们也要娴熟得多。但见他把羊肉串在铁炙上铺开了，左手不歇地翻动，右手捏起胡椒粉、盐等各种调料，均匀地播撒。香气弥漫。
他见我们吃上瘾了，又添了几盘烤鸡心、羊腰子什么的，说是奉送的。我最难忘的是其中的烤蒜头。想不到蒜头也能烤着吃，而且特有味道。于是大家又一次次地干杯。老板说他这家店原本开在白纸坊，后因拆迁，才搬到景泰桥这一带。碰见我们这一帮“另类”的顾客，也算是缘份吧。
阿坚喝醉后，常会搞一些节目。近来他很热衷于书法，昨天在东直门涮肉，他跟店家讨来杆秃头毛笔，可惜没有墨汁，就以调好的芝麻酱代替，在旧报纸上留了好几幅字（他的字颇好，老家肉饼连锁店的牌匾就是他题的）。今天他跟穆老板碰了一杯，又试探性地问是否有笔墨。老板居然还真给找来了毛笔和砚台，并亲自给磨墨。阿坚正要找纸，老板说：“还用得着纸吗？就题在敝店的墙上吧。”
阿坚认为听错了：“这墙可是刚粉刷的。合适吗？”老板笑眯眯地：“你们的字，我求还求不来呢。请每人都给题一首诗吧。”
见老板确实非俗人，阿坚也不客气了，笔老龙蛇地在墙上写诗了。我开玩笑：“阿坚怎么跟宋江似的，要在浔阳楼上题‘反诗’了。”趁阿坚写字的功夫，狗子跟服务员要来了土豆，从中间切开，挥动着烤肉的铁钎，就在土豆的横截面上刻起图章来。阿坚落款的时候，图章也刻好了。我正寻思哪来的印泥呢？狗子已讨来红色的豆腐乳，蘸一蘸，刻有阿坚名字（且是阳文）的图章就盖在了诗的落款处。还挺像那么回事的。服务员以及后院厨房里的师傅，全围过来看。他们恐怕把我等当成微服私访的“扬州八怪”了。
我见阿坚的书法赢得满堂喝采，也不甘落后，颤巍巍地站上板凳，当场写了一首打油诗：“景泰桥南喜洋洋，风吹草低见牛羊。射月无需弯金弓，拿来一串又一串。”标题是一个“烤”字。我当时恐怕也有醉意，觉得自己像曹植吟五步诗一样潇洒（我的速度可能还要快些）。正孤芳自赏地打量呢，不知谁又替我把图章刻好了，我接过来就盖上去。虽是土豆刻的，攥在掌心，手感还不错。
接着，是狗子等人一一题诗，把两面墙都快写满了。
老板手拿账单走过来了，我以为他要结账呢。可他却抖了抖手上的纸，说自己被气氛所感染，写了一首诗的草稿，可惜没练过毛笔字，请我们替他誊抄在墙上。我至今仍记得前面几句：“是酒不是肉，是追不是求，是盼不是想，是无不是有……”好像也还说得过去。大伙儿你一句我一句地抄了这首诗。阿坚这回又想出新花样，用一张红纸剪了幅窗花，没有浆糊就蘸点碗里的疙瘩汤，代替图章贴在了诗的标题（为《醉》）处，倒也图文并茂。
大家环顾四壁，都挺兴奋，仿佛合作着完成了《兰亭集序》。说实话，我写了这么多年诗，还是第一回发表在酒馆的墙上呢。谁赞赏了一句：“这要是在清朝，绝对是一段风流佳话。纪晓岚也不过如此吧？”这话我爱听。虽然明知道这是醉话。但有什么办法呢--听众也已醉了。
后半夜，我们的酒都有点醒了，纷纷谦虚地跟老板打招呼：“可别污染了你新装修的店面？”
“怎会呢？这可都是墨宝呀。”老板不仅毫无怪罪的意思，还挺得意，“今晚跟拍了部电视剧似的，我好歹也是个配角啊。”
我们要付酒钱，老板拒收。他请客了。
莫非他还在醉着？
他开了这么多年的店，恐怕还是头一拨遇见我们这样有情调的客人。
我们不也是如此吗？在北京城里泡了那么多的吧、吃了那么多的店，还是头一回碰上这么有境界的老板。他绝对跟我们一样，也是性情中人。他今天晚上可是一点没少喝。看来确实挺高兴的。
古人云：“酒是色媒人。”可惜我们不好色。似可酌情改为：“酒是诗媒人。”用现代的口语来说，即“酒是诗的红娘。”
这是我喝得最过瘾的一次酒局：有诗，有酒，有肉，更有朋友。哪样都不缺。
我必须赶紧把它写进文章里。否则时间长了，会怀疑那是梦境呢。
怎么证明不是梦境？最好回访景泰桥南的那家穆记烤串店，看墙上的那些诗、那些字、那些签名与图章，是否还在？
我相信穆老板舍不得把那些痕迹给擦去的。
话又说回来，光靠擦，是擦不去的。
酒
酒与武士结有不解之缘。譬如提着哨棒的武都头，明明看见了“三碗不过岗”的布告，依然故我。吆喝店小二拿酒来，直喝得头重脚轻，夜行时又与威风凛凛的山大王狭路相逢。关于这一典故有两种说法：其一说武松醉后身手绵软，顶多剩余一半的力气，尚且将一头老虎活生生结果了，可见英雄本色；其二则说武松以酒壮胆，借着酒劲，才敢于与扑食饿虎决一雌雄，酒实际上促成了武松。听说山东正在把景阳岗作为“水浒”旅游景点恢复，我想最重要的是别忘了盖一座小酒馆（哪怕简陋如七十年代的防震棚），而且一定要挂上宋朝的酒旗。不用大兴土木，有此足矣。这样，景阳岗就是景阳岗了。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酒肉和尚鲁智深醉打山门、红脸关公温酒斩华雄……
酒与美女也结有不解之缘，譬如贵妃醉酒的京剧，好多人爱看，梅兰芳还亲自演过。我在这里，想说说酒与文人的关系。李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使酒这世俗饮品，和诗乃至和浪漫主义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的诗与李白在伯仲之间，只是酒量肯定不如李白，但是他在《饮中八仙歌》中对李白的描绘，则使李白在纸上活了下来。
李白自己也写过“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或“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前者的飘逸，后者的慷慨，多好啊！李白诗中提及酒的篇目太多，若全删去的话，李白就单薄了。李白若不写诗，他就不是李白了。我们会问：李白是谁？同样，李白若不饮酒，他也不是李白了，他顶多只算李白的一半。酒才是能使李白俯首称臣的无冕君王，仗着醉意，他敢于顶撞人间的皇帝。“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李白用信手涂抹的诗稿换酒，这可是一张张在世俗银行里找不开零头的大票面呀。
酒徒可分为仙与鬼两个档次，和李白的衣袂飘然相比，我辈真无法羽化登仙，只配在昏暗的街灯下摇摇晃晃做酒鬼罢了。半斤二锅头或许会鼓舞我们笑容可掬地追追花姑娘，却绝对没胆量跟单位里大权在握的顶头上司较劲。小公务员的酒量，和诗人的酒量，区别就在这里。
曹操与刘备，曾经青梅煮酒。曹操佯装醺醉，偶尔露峥嵘，一语道破，石破天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古人聚饮讲究行酒令，但这恐怕是全世界最具霸气的酒令了，蔑视列强，又暗藏杀机。至少比和平年代的所谓“祝您健康（或发财）”、“生日快乐”之类硬朗千百倍。
小小的一句酒令，震破了历史的耳膜，把一整部《三国演义》撞击得嗡嗡作响。我在这篇谈文人与酒的文章里举曹操的例子，或许不合适。但曹操并非完全是赳赳武夫，他至少也算个文人，他横槊赋诗，尚且有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抑或“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之类佳句，足以提供给时下某些酒厂做广告词了。
鲁迅写过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标题太长，而且拗口，但毕竟出现了一个酒字。看来酒对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魏晋风度，不无影响。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这七位名士似乎都是酒徒，最着名的有嵇康、阮籍，还有刘伶。他们喝酒可不是浅斟低酌、轻歌慢舞，而追求酩酊大醉、放浪形骸--这简直属于醉生梦死的境界了。
刘伶文雅的时候，还写过一篇《酒德颂》，视酒若宗教，顶礼膜拜。而阮籍则经常大醉之际独驾出游，穷途而哭。那时代若有交通警察的话，一定会作为“酒后开车”处以罚款甚而扣了他的“本子”（驾驶执照）。魏晋南北朝的政治，近似于欧洲的中世纪，属带有恐怖色彩的黑暗年代，借酒浇愁犹如抽刀断水，令我洞察到自古有之的文人的寂寞。酒作为文人的寂寞的饰物，是其灵魂的短暂安慰者。
酒出现在宋词里，不见得比唐诗里少。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高姿态，恐怕已构成中秋节或月亮的审美符号，辛弃疾更是“醉里挑灯看剑”，诗人在烛光下把玩冷兵器，和武士关羽在夜营帐篷里读《论语》，具有同样的反差。酒并非豪放派的专利，婉约派也不可一日无此君，柳永如痴人说梦般自问自答：“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甚至绿肥红瘦的女流李清照也有“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的慵倦时候。陆游虽属豪放派，但一句“红酥手，黄滕酒”，刻骨铭心的温柔。我至今没弄懂黄滕酒是怎样一种品牌。潜意识里已将之视若爱情的商标，爱情的别称。源远流长，人世间有多少红男绿女被其醉倒过？
葡萄美酒夜光杯，我几乎要怀疑没有酒便没有诗、没有文学了--这种设想肯定是偏颇的。但这种不成立的设想反过来也说明酒确实给文学增添了魅力，不是吗？酒持有任何社会阶层的通行证，对文人亦不例外。文人的酒瘾，既俗且雅，大俗而后大雅，这使其与平庸的酒徒区别开来。文人若烟酒不沾、清醒理智，那可能有洁癖了--激情才是文人精神中的火药、血液里的酒精。毛泽东有一半身份应该是诗人，他既谴责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也同样憧憬过月亮上不散的宴席：“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我对酒是有感情的。否则我干嘛要写这篇文章呢？在大风起兮的北京城里，喝二锅头，读圣贤书--构成我整个青春的忠实写照。红星牌二锅头，涨价前每瓶只值二块四毛钱，它就和老舍的小说一样，是我印象中北京的平民生活，是我心目中平民化的北京。老北京。正宗的老北京。喝二锅头要选择地点，要在陈旧低矮的老式四合院里，才能品出沧桑的感觉；若是在高楼上、在灯火通明的星级饭店里喝，味道就变了，姿态也显得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