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十月的一天，在北京的菜市口，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引颈就戮，这就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名臣夏言，而致他于死地的，却是由他一手提拔上来的严嵩。
夏言和严嵩同是江西人氏，年龄比严嵩小两岁，考中进士比严嵩晚了十二年，名次也低了许多，可是在仕途的升迁上却比严嵩快了许多，当他入阁拜相时，年近花甲的严嵩还在南京担任一名没有什么实权的闲差，只是由于他需要一个帮手，才将他这个年长的同乡调到了京师，并提拔为礼部尚书。
对于对自己有提拔之恩的夏言，严嵩表现出了奴仆般的柔顺，言听计从，媚态可掬，极具阿谀奉承之态，从而获得了夏言的好感。可是严嵩是一个政治野心极大的人，他怎么会只满足做一个礼部尚书？他要当宰相，要位极人臣，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搬开夏言。他是一个城府极深、手段极为狡诈的人，当他对着夏言谄笑的时候，已悄悄展开了一系列扳倒夏言的活动。
说学问，他没有夏言大，谈本领，他没有夏言强，那么，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他到底凭什么取胜呢？原来，他具备了一种夏言所不具备的功夫，这便是奸佞。夏言是一个刚直得近乎傲慢的人，只要是他所不赞同的，他绝不屈从，哪怕是对皇帝也不例外。嘉靖皇帝迷信道教，曾经制作了一批道袍似的服装分赐大臣，要他们穿着这个上朝，夏言就是不穿，惹得皇帝老大的不快。而严嵩却恰恰相反，他在皇帝面前表现得非常柔媚、谦卑、忠诚，对于皇帝让办的事，他就算是废寝忘食，也一定要办得让皇帝满意；当皇帝的一些主张在夏言这里得不到支持的时候，他便倾心竭力表示拥护。就这样，皇帝渐渐疏远了夏言，并先后三次免去了夏言首辅大臣之职，而对严嵩眷顾日隆，最后入阁拜相，成了和夏言平起平坐的阁臣。
在嘉靖二十五年的时候，第四次入阁为首辅的夏言，在收复被蒙古人占领的河套地区这个问题上，同出尔反尔的嘉靖皇帝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严嵩看出，打倒夏言的最后时机到了，他上书皇帝，诬称夏言与好大喜功的边将相勾结，虚报战功，骗取粮饷，中饱私囊，最终，夏言被定了死罪。
我们再来看一看王安石的用人失误之事。
王安石在变法的时候，把吕惠卿视为最得力的助手和最知心的朋友，一再向神宗皇帝推荐，并予以重用，朝中之事，无论巨细，无不同吕惠卿商量而后行，变法中的各项内容，都是由吕惠卿拟写成文及实施细则，并且交付朝廷颁发推行的。
然而，吕惠卿并不是什么正派的人，他不过是投变法之机以捞取个人的好处罢了，对于这一点，一些有眼光、有远见的大臣早已洞若观火。司马光曾当面对宋神宗说：“吕惠卿可算不了什么人才，将来让王安石遭天下人反对的，一定会是吕惠卿！”
吕惠卿果然是一个有着狼子野心的人物，王安石一失势，他就立刻背叛了王安石。他要取王安石的宰相之位而代之，担心王安石会重新还朝执政，便立即对王安石进行打击陷害，先是将王安石的两个弟弟罗织进一件大案之中，假以罪名，贬至偏远的外郡，接着便将罪恶之手直接伸向了王安石。
吕惠卿有着十分恶毒的手段。当年王安石把他视为左膀右臂时，对他是无话不谈，有一次在讨论一件政事时，因为还没有最后商定主意，便写了一封信嘱咐吕惠卿：“这件事先不要让皇上知道。”吕惠卿很有心计地将这封信保留了下来，并以此为把柄，把信交给了皇帝，告了王安石一个欺君之罪。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名，轻则贬官削职，重则坐牢杀头，吕惠卿就是希望彻底断送王安石。王安石任用提拔吕惠卿这样阿谀奉承的小人，最终自然也没有落下好下场。
25小人以谤人为能，以防人谤言为要
奸诈小人时刻不忘“保身”二字，他们从来不进诤言，更不为别人荐言。因为他们觉得，直接规劝别人难免招人不喜。而举荐别人，不一定会给自己带来好处，若是因此让别人高过自己，显出自己的平庸，就更得不偿失了。小人正是在这一心理基础上行事的。小人以谤人为能，却以防人谤言为要，这正是小人的奸滑之处。
元世祖忽必烈对奸臣阿合马的重用，令朝廷中的忠勇之士日夜担忧。国子祭酒许衡曾经当面对忽必烈说：“阿合马实属奸佞，陛下何以宠信他呢？所谓‘大奸若忠’，陛下万不可被他的谄媚之言欺骗了。”
听了此话，忽必烈脸上顿时不悦，说道：“朕一生英明，何人能骗得了朕？阿合马虽有小过，却有大功，你言过于偏激，莫非你与他有仇不成？”
许衡连连叩首道：“陛下当知，国家事权，兵权民权财权三者而已。阿合马管民与财，其子领兵权，他们父子三者皆据，陛下就不以为忧吗？”
忽必烈问他说：“你是担心他们会造反？”
许衡直言说：“他们即使不造反，也已违反正道了，陛下不该坐视不理。”
忽必烈对阿合马的信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又自觉离不开这位巧言善辩的理财能手，所以，他虽然觉得许衡言之无误，却依然对阿合马施以重用。
当阿合马得知许衡进谏之事后，十分恼怒。不久又有中书左丞崔斌弹劾阿合马，阿合马更是坐立不安。他的死党卢世荣建议说：“大人屡受诋毁，如不惩治他们，此风必长，大人还是当机立断吧。”
阿合马强压着心头的怒气，忧虑说：“我何尝不想把他们治于死地呢？只是许衡等人，皇上并不猜忌他们，他们又素有名声，若无端加罪，反让皇上生疑，皇上必然怪罪于我。”
卢世荣点头说：“大人所虑极是，但也不能放过他们，容待日后计较吧。”
宿卫长秦长卿是一个忠义之人，他也对阿合马的恶行非常不满，想弹劾他。他刚把自己的想法提出，他的好友家人便惊恐失色，反复劝阻，且直言对他说：“你地位卑微，如何能斗得过权倾朝野的阿合马呢？皇上也不会相信你说的话啊，你这是自不量力。”
秦长卿浩然正气地说：“我虽职小官微，却也有尽忠上谏之责。奸臣在朝而不谏，这决不是仁人志士所为。”秦长卿义无反顾，于是大胆上书说：“古有赵高之奸，今有阿合马之害。古有董卓之凶，今有阿合马之恶。阿合马欺君乱国，专横跋扈，贪得无厌，他的子侄遍布朝野，亲信党羽众多，其为所欲为，一般人都能亲见。这样的乱臣贼子不得铲除，终是朝廷之大患，我冒死上谏，不是担心陛下不知阿合马之罪，却是担心陛下信其媚言，不能痛下决心将他法办重惩。”
消息传到阿合马那里，阿合马就失去了耐性，他咆哮着说：“小小的一个宿卫长，也敢指责于我，且口不择言，难道我真的这么好欺侮吗？我一定要杀了他。”
卢世荣见阿合马的情绪失控，忙劝慰他说：“此人不知死活，死不足惜。我有一计，既可杀他，又不影响大人清誉，遭人非议。”
卢世荣详陈之后，阿合马转怒为喜。
几天之后，忽必烈见阿合马上奏书说：“秦长卿忠直敢言，虽事多虚有，然其忠可嘉。他才华过人，宜堪大任，臣特此保荐，望陛下恩准。”
忽必烈心中惊讶，他召来阿合马，问他说：“秦长卿屡屡弹劾于你，你却荐举他，难到你们和好了吗？”
阿合马巧言道：“臣一心为国选拔人才，岂敢因私废公？臣之所奏全出于公心，望陛下明鉴。”
忽必烈龙颜大悦，对阿合马为国举贤、不计私怨的行为大加赞赏，遂任命秦长卿主管冶铁事务。
深知阿合马为人的群臣，对他的这个举动无不惊怪，他们虽然不明白他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却断定阿合马绝不会怀有善意。
果然，没过多长时间，阿合马的险恶用心便暴露了：阿合马指使党羽诬告秦长卿贪污，秦长卿遂以这个罪名被逮捕入狱。后来，阿合马又和狱卒串通，把秦长卿害死在狱中。
26抓人把柄是奸诈小人的拿手好戏
抓人把柄，诽谤别人，无事生非，是奸诈小人的拿手好戏。小人的谗言之所以屡能奏效，虽然与信其言者的德行和修为有关，但也不排除小人在进谤言上的“特殊才能”。小人谤毁别人常能准确掌握周围人的心态，找出不同人的好恶，抓住别人的把柄，置攻击对象于众恶之中。以此设谤，自然能“百谤百中”。
清乾隆帝在做为太上皇的时候，仍然继续执掌国家重务，嘉庆帝并没有实权。和砷这个时候是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刑、户三部事务，加上他又是太上皇旨意的传达者，所以，他的地位就荣耀无比。
和砷为人非常奸险，心机自是过人，他生怕嘉庆帝另起炉灶，于是对于嘉庆帝亲近的人他都极力压制，以保自己荣华不坠。
有一次，乾隆帝想把两广总督朱珪召为大学士，和砷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十分恐慌，他对自己的亲信说：“朱珪非比他人，他是皇上的老师，两人的感情非常深厚，皇上对他也是十分敬重。若他入朝，皇上能不重用他吗？这样一来对我就太不利了，不管怎么样也要阻止此事。”
和砷的亲信苦劝道：“太上皇欲用朱硅，皇上必是极力赞成，大人何以阻止呢？朱珪清正廉洁，素有君子名望，对他进谗也是难事。大人倘若直言劝阻太上皇不喜不悦，皇上就会深恨于你，不如暂且隐忍，以后再思妙法。”
见自己的提议并没有得到赞同，和砷心有不甘，他自知这件事关系到他的将来，便一直在苦思对策。他的亲信见他的焦灼之状，便道：“大人如此忌恨朱珪，可知朱珪有什么短处吗？若是有什么把柄在我们手上，以大人之善言，量他也不是大人的对手。”
听闻此言，和砷眼前一亮，他直视前方，若有所思地说：“朱珪纵无短处，也该给他安一个罪名，这总得需要有个借口才好，可这借口又该是什么呢？”
突然之间，和砷好像是想起了什么，猛一拍桌案，接着他放声便笑，神情十分得意。
和砷平日注意伺察每位皇子的过失，每有细小之事他都要用心记下，以备他日控制他们，用此要挟。他对自己的这个招法十分自信，皇子对他也存戒备，不敢有丝毫大意。
在乾隆八旬大寿时，恰逢朱珪花甲之年。时为皇子的嘉庆帝在贺诗中把父皇和老师联在一起。这本是嘉庆帝情不自禁之作，不想此诗被和砷盯上，以为“罪证”悄悄保存着。
和砷此时正是想到了这个“罪证”，他才顿感轻松了。他说明了这一点，然后说：“太上皇最忌恨有野心的人，这一点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不管是谁，只要沾上这一条，准保要倒大霉。”
于是和砷把嘉庆帝的贺诗给乾隆看，并且他还添油加醋地说：“朱珪身为帝师，不知自重，每以帝师自居自傲，对太上皇不重用他早有怨言。皇上市恩于师傅，也于制不和，于礼有失，太上皇不要对人轻下断言。”
乾隆帝果然十分气愤，他恨恨地说：“朱珪表面沉稳有礼，谁知竟包藏祸心，野心勃勃致此！这样的伪君子如不重办，岂不遗害无穷？”
乾隆帝要将朱珪下狱治罪，大臣董浩急忙为朱珪申辩说：“皇上贺诗，提及师傅，本是常情，可见皇上尊师之意，亦见皇上仁义之心，这怎么能怪罪呢？朱珪原本不知，此事自与他无涉，又何以给他论罪？纵是他有心抬高自己，也不敢让皇上做诗明志，授人把柄，自惹祸殃。如此看来，朱珪纯属无辜，望太上皇明察。”
乾隆帝听了这一番话，也觉得难加其罪，但是他已经认定了朱珪身为帝师，必有野心，就彻底打消了重用他的念头。结果朱珪被谕令“不得内召”，还被降为安徽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