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感念皇后的知遇，同情并理解她的悲哀，于是以悲天悯人的才子情怀，写下了情真意切、如泣如诉的《长门赋》。此赋感情浓烈，缠绵悱恻，细致而典型地表现了一位失宠宫人的苦闷忧郁以及爱君切切而又望君渺渺的复杂心态，陈皇后读毕，感激涕零，当即赠以百金重谢相如。陈皇后的初衷，是想让武帝读到此文，唤回他当初的爱心。
不久，武帝果然读到《长门赋》，并为之感动，不禁怜香惜玉，旧情复萌，于是恢复了对陈皇后的恩宠。一篇赋文，居然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司马相如也因此而名闻遐迩，朝野之间于是有“千金难买相如赋”之说。千金也好，百金也好，都是言其报酬之重的说法。古时计量标准，“千金”相当于今天的黄金一斤，按现时金价，司马相如每篇赋的稿酬当在数千元(百金)至数万元(千金)之间，算是很高的了。此事最早的记载，见于(南朝梁)萧统(501-531)《文选》卷十六，《长门赋》赋前“小序”言：“陈皇后闻蜀郡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因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宠信。”《长门赋》对后世的宫怨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价值。陈皇后付给司马相如的这笔润笔费，应当说是值得的--一篇文章居然重新改变了她的命运。此事距今已2100多年了，这一笔“百金之赠”，可说是有史可查的中国最早的“稿酬”。
王羲之与“换鹅书”
-代书法大家，被后人尊为“中华书圣”的王羲之(303-361)，晋时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人，字逸少，曾拜右军将军，故又称“王右军”。他的书法博采众长，独创妍美流利风格，隶、草、楷、行诸体兼备，·隶书被誉为“古今之冠”。王羲之书法为后人仰慕，有的人甚至达到如痴如迷的地步。就连以文治武功蜚声青史的唐太宗李世民，也为《晋书·王羲之传》亲自撰写书法传论，还到处搜求王羲之真迹，“心慕手追”，日夜揣摩临习。唐太宗去世前，竞遗诏将“天下第一名帖”《兰亭序》陪葬于昭陵。后世临摹仿制《兰亭》者代代相承，历久不衰。由此可见王羲之书法的价值和地位之高。然而王羲之在世之时，并不以书法作品索人高酬，而是任情率性，兴之所至。王羲之有个独特的爱好，就是特别喜欢鹅。人问何故，他答日：“吾爱其鸣唤清长。”因此，他常常以字换鹅。
他听说山阴一位道士养了一群好鹅，毛色体态俱佳，便兴致勃勃地前往参观。他对这群鹅“一见钟情”，请求道士全数卖给他。道士却说：“右军将军若能为我书写《道德经》，我便以鹅充酬，全部送你。”王羲之大喜过望，欣然命笔，一口气将《道德经》写毕，换了道士的那一群鹅，兴高彩烈地运回家中。《宣和书谱》在记载了这一段“笼鹅而归”的故事后，接着赞叹道：“非碌碌者所能望尘也！”以赞誉王羲之“以字换鹅”乃高人雅士所为。据此，后人便戏称王羲之的书法为“换鹅书”。至今，在书圣的故乡和江西星子县以及绍兴兰亭等地，均有王羲之“鹅池”，使人想起他“性独爱鹅”和以字换鹅的轶事。书写《道德经》“以字换鹅”，是《晋书·王羲之传》的说法。之后，唐朝诗人李白有诗云：“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用了王羲之以字换鹅的典故，却与《晋书》所载略有出入，即李白认为羲之为道士所作书乃《黄庭经》而非《道德经》。到了北宋年间，湖北黄州一道士为已毁的苏轼故居“东坡雪堂”捐资重修，士人何斯举曾作“上梁文”，其中一联说：“前身化鹤，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换鹅，无复《黄庭》之字”便是采用了李白诗中的说法。此事遂引起后人争议及考证的兴趣。再后来，《容斋随笔》的作者(宋)洪迈查阅了唐代书法家褚遂良所撰《王右军书目》，内有《黄庭经》一帖，下面加注日：“六十行，与山阴道士的真迹尚在。”其余书目则无书写《道德经》的相关记载。由此可知，《晋书·王羲之传》中所记《道德经》有误，而李白诗中之说则不谬也。附带说明这段趣事，旨在订正史实。而王羲之以字换鹅，则《晋书》中载之甚详，确有其事。
名人画扇，以酬济贫
古时书画家的题扇之作，或称扇面小品，一般都是要收取润笔费的。如果是名家画扇(或写扇)，不仅润笔不菲，还往往成为民间收藏家的珍爱之物。有两位名人，东晋的王羲之和北宋的苏东坡，为了赈济贫弱者，画扇解难，不取分毫润笔，在民间传为美谈。王羲之晚年在浙江绍兴的蕺山，遇到一位孤苦的老太婆，大热天在路边卖六角竹扇，价格低廉，却很难卖出一把。信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王羲之，突发恻隐之心，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为老太婆的每一把扇子题写五字，行、草、楷、篆、隶各不相同，老太婆开初不理解，羲之对她说：“你拿这些扇子去卖，就说是王右军先生书写的，每把卖价一百钱，看看会不会卖得快些。”老太婆照此做了，结果买的人络绎不绝，扇子很快售罄。老太婆回过头来，王羲之早已不知去向。她哪里知道，这位书法“圣手”的题扇墨宝，其价值何止一扇“百钱”呢。苏东坡初到杭州任州官时，有人递来诉状，告发一位街坊赊欠绫绢钱数万而不偿还。东坡传唤此人到堂，听他陈述，方知他家以制扇为业，自春至夏，连绵细雨不断，气温较往年骤降趋寒，故所制作的扇子卖不出去而积压起来。在这节骨眼上，原为制扇名师的老父又猝然病逝……此人还再三陈诉绝非故意拖欠云云。东坡见此人老实诚恳，所言非虚，顿生同情之心。
他对来人说：“你回家把库房里积压的扇子多拿些来。”此人很快搬来扇子，东坡从中选出白色的丝绢团扇二十把，将就那只平日判案用的毛笔，随意在每把扇子上作行书、草书数行，或绘枯木竹石一帧。写、画完毕，东坡嘱来人：“快快拿去偿还债务吧。”此人明白了坡翁好意，抱着扇子，感激涕零而去。刚刚走出州府大门，得知这一消息的人们蜂涌而至，以每扇二千钱争相购买，扇子很快被一“抢”而空。晚来一步而未购得东坡所画扇者，无不懊悔不已。该人将卖扇所得偿还债务尚有盈余。
此事在州郡内外一时传为美谈，有人听说坡翁此举甚至感动得流下泪来。王羲之和苏东坡都是对社会下层贫弱者充满同情之心的善良文人。他们的义举，实则是把画扇该得的润笔让“利”于人，以解人之困急人之难；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述，就叫做“赞助”穷人。同时，这两桩轶事也说明了他们的书画作品本身就有很高的价值，被世人视为艺苑珍宝，故不惜倾囊购之而以为幸事。
卖文发财，李邕为冠
唐代书法家李邕(678-747)，字泰和，扬州江都(今属江苏)人，官至北海太守，世称“李北海”。他不仅工书，而且善文，尤其善长写碑铭颂辞。唐时尚谀颂之风，不仅生者对死者写墓志碑铭成风，而且生者对生者也有写谀颂之词的；还有生前就请人为自己先写好碑铭的。故朝中大臣官员和天下各佛寺道观的僧人道士，都慕李北海之名而带着润笔(金银绢帛)去请他写颂文。唐玄宗去泰山祭祀返回，李邕在汴州晋见皇帝，玄宗也令他献呈歌颂泰山封禅的词赋，玄宗看了以后很高兴，赏以重金。李邕进京后，京城许多官员都带着酬金前来索取他的文章。
李邕一时门庭若市，他前前后后为别人写了几百首碑铭颂辞，而且撰文和书写均出自他一人之手。他也因这些巨额润笔费而发财。《旧唐书·李邕传》说他“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如邕者”，也就是说当时人议论，自古以来靠卖文发财的，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李邕。但是李邕也因此“树大招风”。由于他生性豪放，不拘小节，所到之处，接受巨额酬金，任意打猎游玩，恣肆张扬，终于被人以“贪赃枉法”弹劾，判为死罪；好不容易获赦之后，又再次被朝中政敌罗织罪名，派人处死于北海郡。他死后，杜甫曾作《八哀诗》之一赞其才华哀其不幸。然杜甫诗中也不回避他拿高额稿酬，卖文发财的事实：“干谒(注：因有所求而谒见)满其门，碑版照四裔(注：“四裔”指边远地区的四方八面，言其所写碑文之多)。丰屋珊瑚钩，麒麟积成厨(毡毯)。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诗中提到的珊瑚钩、麒麟毯、紫骝马、名剑匣等，都是富豪人家送给他求其碑文的润笔之财。最后一句说他一年四季(“无虚岁”)都能得到润笔钱物(“义取”)，可见积财之多，惹人生嫉。杜甫后又有《送斛斯六官诗》云：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对李邕的卖文发财因而导致“倒悬”(引祸杀身)，便颇有些讥议之意了。
文士多耿介，拒旨亦拒酬
古代文人中不乏正直耿介之士，即使在朝廷作了高官，也不逢迎拍马，违心谄媚。在“皇旨”和利益面前表现了一种正义敢言，不为威权所慑亦不为金钱所动的难能可贵的品格。唐宪宗李纯让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兼任功德使，大张旗鼓地修建安国寺。吐突准备在寺中竖立一座功德碑，其规模要像当年唐玄宗李隆基建立的华岳碑一样。当时李绛(764-830)任翰林学士，宪宗降旨命李绛撰写碑文，并批准用一万缗(注：每一缗为一千文)钱作为撰写该文的润笔。李绛是一位正直的官员，以直言敢谏着称。他上书宪宗提出异议：“唐尧、虞舜、夏禹、商汤这些先贤圣人都没有立碑自颂功德，只有秦始皇才在他巡游过的地方镌刻石碑，极力宣扬自己。陛下是要效法尧、舜、禹、汤呢，还是要仿效秦始皇呢？何况此类碑文，无非是些千篇一律的廉价颂词，枯燥乏味的陈辞滥调，对宣扬陛下的圣德毫无作用。”宪宗看完奏章，认为很有道理，便下令取消圣德碑，并推倒了碑楼。唐昭宗天复年间，诗人韩俚(844-23)担任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其职责是专为皇帝起草诏书。时工部侍郎同平章事韦贻筢位居宰相，却经常接受别人的贿赂，卖官许爵。这年他适逢“丁忧”(母亲去世)，按唐律守丧期间必须免去官职。谁知他免职后，过去一些向他行贿的人见买官无望，便上门讨“债”，弄得韦贻筢十分尴尬。为早日摆脱这一窘境，他八方活动找人与皇上说情，终于使唐昭宗李哗同意他提前复职担任宰相，但必须起草一份恢复其官职的诏书。昭宗命韩俚起草这一诏书。
按理说，这是“皇命”，而且是韩俚的本职；何况按唐时宫廷规定，凡草拟任命官员的诏书，都会领到一笔可观的润笔。
无论于“利”于“法”，韩俚都应当欣然从命。然而正直的韩俚早就知道韦贻筢的鬼把戏，对其人深为反感、蔑视，他毅然上书昭宗，指出韦某守丧未满就官复原职是错误的，是有违唐律的。奏章末尾韩俚还强硬地说：“臣的手腕可断，这份诏书不能写！”对此有人警告他“犯上”，“拿生命当儿戏”，他也不予理睬。韦的亲信甚至诬告他有“谋反”之意。很多人为他捏一把汗。然昭宗李晔却例外地支持了韩僵，他说：“这事怎么扯得上谋反呢？何况，韩学士所言颇有道理，朕哪能不采纳呢？”李绛和韩俚不仅“拒旨”，还拒绝了巨额的润笔。这两个故事异曲同工，都表现了正直文士的忠耿气节。当然，他二人算是“幸运”的，碰上了宪宗和昭宗这两位还算“明智”的皇帝；若是碰上刚愎自用或听信谗言的暴君，那结局可就惨了。
送润笔找错门
唐代诗人王维(701-759)，字摩诘，太原祁县人。唐玄宗时曾任右拾遗、监察御史等官职。唐肃宗时官至中书舍人、尚书右丞(右丞相)，世称“王右丞”。王维以诗文着称于唐开元、天宝年间。他擅长五言诗，田园山水诗尤佳，加之他精通书画，山水画技艺极臻精妙，又浑然天成，当时的画家几乎无人能及。宋代文学家苏轼评价他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还深谙音律，有一次，有人得到一张《奏乐图》，不知道乐曲的名字，就拿去请教王维。王维揣摩了一下，马上说：“这幅画画的是正在演奏《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的情境。”在场的人半信半疑。有好事者召集乐工按照曲谱演奏，到第三叠第一拍时，果然与图上画的一模一样。
众人惊愕之余，不禁对王维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是这么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画家，却从来不以“名家”自诩，为人谦和朴实，且信斋吃素，生活俭朴。平素作一些山水画，也大都是馈赠友朋，一般都不收取润笔。与王维同时的宰相王坞(？一768)，并无多少真才实学。他迎合玄宗晚年崇信老庄，好神仙之术，于是上奏章谏议广修祠祭，讨得“圣意”大悦，得任太常博士、侍御史。肃宗即位，仍好巫术，王玛继以前议获宠，遂擢升至宰相要职。他的才学当然远不如王维，却喜欢自吹。他也能写一些应酬文章，人家便恭维他是“大作家”，他居然毫不推诿。他好为人作碑志，收取的润笔费相当昂贵。人们暗中将“二王”对比，认为维、坞之间人品和才学都相距甚远。一日，有送巨资厚礼者，叩开了王维的家门。一问他姓王，又是丞相，便出示礼帖，说是给大作家王丞相送润笔费来啦。
王维一看，酬金和礼品如此丰厚，不禁为之咋舌；同时也明白了来者是将他误当成王玛而找错了门，便指着对门王玛的家，不无讥讽地说：“错了，错了--大作家在那边！”